中间业务具有资本占用低或不占用、稳定性好、持续性强、风险低等特点，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一般情况下，中间业务品种较为丰富、占比较高的银行可以获得更高的ROE，在市值上也更能获得认可。

2000年以来，我国银行业中间业务经历了高速发展阶段，中收占比由不足5%达到了目前约20%的水平，已经成为银行收入的重要来源。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影响几何？哪些银行的中间业务表现突出？本文通过36家A股上市银行半年报数据进行分析。

中间业务不构成商业银行表内资产和负债，形成银行非利息收入，在财报上计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因此，本报告将中间业务收入对应到利润表“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一项。整体上看，中收规模和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大体一致，呈现出国有大行高于股份行、股份行高于城商行、城商行高于农商行的趋势。

今年上半年，四大行中收规模仍居前四。Wind数据显示，36家A股上市银行中，今年上半年工商银行中间业务收入规模最高，达到889亿；其次为建设银行，达800亿；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中间业务收入规模在500亿左右。

国有大行依托其强大的渠道优势在中收规模上占据着重大优势，但以股份行为首的一批银行大力开拓布局，中间业务取得了较好的业绩成果。数据显示，中收规模位列第五的为招商银行，上半年其中间业务收入为422亿，距离中行仅差80亿。其次为兴业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前述五大股份行的中收规模均已经超过交通银行。

城商行方面，宁波银行中收规模最高，其中间业务收入为52亿，其他城商行中收规模在2亿-52亿之间。农商行中，除渝农商行中收规模超过10亿外，其他几家在1亿左右。与国有大行、股份行相比，农商行中收规模体量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一方面，其中间业务种类较少，另一方面经营中间业务能力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招商银行、平安银行和宁波银行要比同规模的银行实现更多的中间业务收入。他们在中间业务方面探索较多，甚至在行业内形成颇具特色的标签，被称为“轻型银行”。例如，招商银行的中收规模明显大于交行；平安银行的中收规模明显大于光大银行；宁波银行的中收规模明显大于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

从增速看，今年上半年36家上市银行合计实现中间业务收入5315亿，相比去年同期增长约4.7%，而去年上半年增速为9.8%。换言之，今年上半年上市银行中收增速明显放缓。从数量看，今年上半年增速低于10%的银行一共19家，而去年同期为14家。

究其原因，疫情对部分中间业务收入形成影响。此外，疫情影响之下实体经济经营困难，监管部门要求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的让利力度。6月17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进一步通过引导贷款利率和债券利率下行、支持发放小微企业无担保信用贷款、减少银行收费等一系列政策，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其中，减少银行收费政策就会影响到多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

工行在半年报中表示，在疫情冲击背景下，本行仍坚持经营转型和落实减费让利政策，结算清算及现金管理、投资银行和担保及承诺等中间业务收入同比减少。财报显示，工行上半年中收规模889亿，相比上年同期仅增加4亿。

被业内视为“轻型银行”代表的招商银行，上半年中收规模为422亿，相比去年同期增长8.46%。招商银行副行长王良在该行业绩会上表示，上半年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增长略有放缓，主要是因为收入增长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方面，一季度招行信用卡业务受到疫情冲击，无论是信用卡消费额还是贷款规模都出现了下降。这给我们的手续费收入带来了很大的缺口，也是最主要的方面。”王良称，“另一方面，由于线下销售受到疫情防控、人员隔离等多方面的影响，代销保险、信托计划等手续费收入相比去年同期出现减少。”

在整体增长放缓的背景下，杭州银行中间业务尤其亮眼：上半年杭州银行实现中间业务收入约18亿，相比上年同期增加一倍多。主要因为理财业务手续费收入增加、债券承销等投行业务规模扩大带来投行业务手续费增加。

在各类指标中，中间业务收入/营业收入是衡量银行中间业务水平的重要指标。具体而言，中间业务收入规模与营收占比越高，一家银行“轻型化”特征越明显。

国内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比虽有波动，但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36家上市银行合计实现中间业务收入5315亿，占同期营业收入的19.5%，该占比和去年同期大体持平（19.8%）。从银行类型来看，国有6大行、9家股份行、13家城商行以及8家农商行的中间业务收入/营业收入分别为17.6%、25.6%、14.3%、6.6%。

整体看，股份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比明显高于其他银行。其中，兴业银行最高为30.22%，位于36家上市银行榜首。此外，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平安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华夏银行等6家股份行中收占比也超过20%，最低的浙商银行也有11.78%。

除邮储银行外，国有大行中收占比在15%左右。其中建行最高达到20.6%，在36家银行中居第八位。邮储银行占比较低，主要因为代理模式下，邮储银行每年为邮政集团代理金融网点提供的金融服务支付一定比例的手续费，代理网点产生的中间业务收入由银行转移给了邮政集团，因此不体现为邮储银行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城商行差距较大，宁波银行的优势最为明显，在36家银行中居第四位。宁波银行中报显示，2020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52.02 亿元，同比增长 46.48%；在营业收入中占比为 26.03%，同比提升4.1个百分点，在同业中进一步体现出优势。但部分城商行中收占比不足10%，农商行则大多低于5%。

对于诸多城商行、农商行而言，中间业务收入已经成为营业收入结构中的一个明显短板。如以股份行为参考，城商行、农商行提升空间在10个百分点左右。相较传统表内业务，中收业务涉及领域广，对从业人员业务素质要求高，在拓展时难度更大，因此城商行、农商行发展中收业务面临的挑战不小。

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类型众多，各银行财报统计归口不一。比如，因2014年《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管理办法》未明确理财业务，银行财报对理财业务的会计处理各异，有的计入代理收入或者托管业务收入，有的仍然计入理财业务收入。这缺少明细数据进一步调整，因此横向比较只能相对反映各银行的中收结构情况。

本文根据业务模式主要分为七类：银行卡业务、理财业务、结算及清算业务（含电子银行业务）、投行咨询业务（含债券承销业务）、担保承诺业务、托管及其他受托业务、代理及委托业务。

分类型来看，国有六大行由于客户基础较为雄厚，中收业务类型也比较丰富，除传统的银行卡业务、结算清算类业务以及代理类业务外，投行咨询业务、托管、担保承诺等业务也均有一定地位。计算来看，其中收业务收入主要集中在银行卡业务、结算类业务和代理业务，三者合计占全部中间业务收入的60%左右。

和其他类型银行相比，国有大行结算清算业务占优。结算清算业务是银行传统中间业务，主要包括支付结算和现金管理。由于结算清算业务需要全国乃至海外的网络和强大的基础设置来支持，因此该类业务收入一直以来是国有大行中间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

以工行为例，2018年、2019年结算、清算收入均大幅上涨20%左右，其财报指出，主要是第三方支付业务增长较快带动收入增加。今年上半年工行结算清算业务收入205.44亿，同比下降1.6%。工商银行在财报中称，主要是落实减费让利政策，结算清算收入下降。

股份行方面，银行卡业务收入占全部中收的45%，代理业务占比约15%，二者合计占比达到60%左右。另外托管类业务、投行咨询类业务、担保承诺类业务合计占两成左右。

2014年《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出台后借记卡服务费用基本取消，银行卡收入主要是信用卡收入，包括利息收入、分期手续费、刷卡手续费、违约金，因此银行卡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信用卡。上半年由于疫情影响，尤其是2-3月间很多消费都停滞，信用卡业务受到重大影响。

以中信银行为例，该行今年上半年银行卡手续费收入159.14亿，相比去年同期下降5%，占手续费及佣金收入的比重为57%，相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0个百分点。中信银行称，主要受疫情影响，客户消费意愿下降所致。

对城商行来说，其客户优势弱于大行及股份行，因此大部分城商行的中收主要依赖于代理类业务：统计数据显示，13家A股城商行代理业务收入占比平均为31%，其中郑州银行占比最高达69%。

代理业务包括银行替客户代理销售、收付及委托、结算、交易等业务。代理业务客户主要是当地企业、政府、事业单位，因此长期在当地深耕细作的城商行和农商行有明显优势。代理业务收入占比，大体呈城商行及农商行高于国有大行、国有大行高于股份行的态势。

如北京银行在中报回顾业务发展重点时称，设立机构业务部，提升机构业务战略定位。开通通州区级财政授权支付委托代理业务，成为继2003年招标后，17年来唯一一家新增的代理银行。圆满完成北京市财政局市级财政集中收付业务半年对账，保障防疫期间财政收支顺利。

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北京银行代理业务收入23.41亿，相比上年同期增长8%，其代理业务收入规模甚至超过工行（10.57亿）、光大银行（21.44亿）等大中型银行。

农商行代理业务收入占比亦较高，但其中收业务类型较为单一，投行咨询、担保承诺、托管等业务鲜有涉及。这可能与农商行体量较小且人才储备不足相关。

总体看，国内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的结构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整体上共性特征更为突出，更多的中收业务主要依赖于银行卡业务、结算清算业务和代理类业务，而投行咨询业务、托管业务、担保承诺等中收业务的贡献比例仍然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