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巨忠：双循环战略下如何推进需求侧改革

国际金融论坛

经济学家经常争论到底是需求还是供给推动经济增长。现实中需求和供给缺一不可。需求能够拉动供给，供给也会创造需求。需求不足和供给短缺都会制约经济增长。二战后许多发达国家奉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来刺激需求，从而促进增长和走出萧条。而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英等国推行以减税、放松管制、私有化和削减福利开支等为核心的改革，目的是要刺激供给，帮助经济走出滞胀的困境。

政府的经济干预不但需要影响需求和供给的总量，也要影响它们的结构。在中国，居民消费不足和投资率过高经常被认为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效率。中国政府在不久前公布的“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了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最近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了需求侧改革。本文认为，双循环战略下需求侧改革应该把改善经济的需求结构，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减少增长对投资需求的依赖，作为政策目标之一 。

中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最近几年有所增加，但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经合组织（OECD）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OECD国家居民实际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近年平均为70%， 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不包括中国）平均为63%左右，中国的两个东亚邻国，日本和韩国，分别为68%和57%，而中国2019年只有47%左右。

居民消费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居民可支配收入， 另一个是居民储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资金流量表）推算，2018年中国居民储蓄的GDP占比为21%，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的GDP占比为68%。而根据OECD的数据，OECD国家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的GDP占比近年平均为77%，居民储蓄的GDP占比平均为7%。日本和韩国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的GDP占比分别为74%和64%， 居民储蓄的GDP占比分别为6%和7%。

发展中国家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储蓄数据不全。印度居民储蓄的GDP占比近年为21%，与中国相仿，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的GDP占比为84%。印度很高的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和储蓄的GDP占比可能与它很大的非正规部门（占全部就业的80-90%）有关——部分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储蓄可能其实应该归类为企业收入和储蓄。OECD收入较低的8个国家（购买力平价人均GDP在15000到30000美元之间）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的GDP占比近年为73%，居民储蓄的GDP占比为4%。

上述数据表明，中国居民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比其它国家高出许多的居民储蓄率。其次是比其它国家稍低的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的GDP占比。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的GDP占比比中国还要低。

中国居民储蓄的GDP占比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19%增加到了2010年的25%，以后逐年有所下降，到2019年降至21%左右。2010年以前居民储蓄上升的原因很多，如经济的高速增长（由于消费行为的惰性，消费增长要比收入增长慢），收入差距的扩大（高收入家庭的储蓄率要高于低收入家庭），和劳动人口在总人口占比的上升（劳动人口的储蓄率要高于其它年龄人口）。中国社会保障和消费信贷发展的不足也导致很高的预防性储蓄。2010年后中国居民储蓄GDP占比的下降应该与上述因素的变化有关。中国的GDP增长率和劳动人口的占比在2010年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最近几年社会保障和消费信贷也有长足的发展，而收入差距也有所缩小。

未来几年中国的GDP增长将进一步放缓，劳动人口的占比继续下降，这些将有利于居民储蓄率的下降。但是，收入差距仍然居高不下，社会保障和安全网有待进一步完善， 特别是需要缩小和消除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差异，再加上高企的城市房价，这些因素将不利于居民储蓄率的下降。

增加居民实际最终消费支出的GDP占比意味着要降低GDP中其它项目（资本形成，政府最终消费支出，或净出口）的占比。中国资本形成总额的GDP占比自2004年以来一直保持在40%以上，2011年达到47%，近年有所下降，但2019年仍在43.3%，远远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OECD国家资本形成总额的GDP占比近年平均为22%，中等收入国家为30%。日本和韩国分别为24%和31%。中国的高投资率使其以不变价衡量的资本存量在过去30年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加，大大促进了经济增长，也支持了科技创新。但是，近年部分产业出现的重复建设和过剩产能，以及经济整体增量资本与产出之比的上升，使得学术界和政策界时有降低投资率和提高投资效率的呼声。

据估算，中国的增量资本与产出之比从2001-2005年的平均3.9增加到了2015-2019年的平均6.4，增幅达62%。而中等收入国家这一指标同期的平均增幅为29%，OECD国家平均没有变化。许多学者把这一现象当作中国投资效率快速下降的佐证。但也有人认为，增量资本与产出之比的增加也与中国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关。另一方面，中国国内总投资率居高不下，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重复建设时有发生，也是不争的事实。

韩国在1960-1990年期间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6%，以2010年不变价计算的人均GDP从943美元增加到了8486美元，同一时期平均增量资本与产出之比为2.1。中国在1992-2019年期间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4%，以2010年不变价计算的人均GDP从887美元增加到了8254美元，同一时期平均增量资本与产出之比为4.6。这些数据也说明，中国的投资效率要比韩国处于中国同等发展水平时低。

2017年中国政府最终消费支出的GDP占比为15.9%，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不包括中国）平均为11.2%。但是中国政府最终消费支出中把用于居民个人消费的部分剔除以后（这部分已记入居民实际最终消费支出），剩下部分只占GDP的6.5%， 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不包括中国）同一指标平均为6.8%。随着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中国政府最终消费支出的GDP占比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2019年欧元区政府最终消费支出的GDP占比平均为20.8%，把用于居民个人消费的部分剔除以后，余下部分的GDP占比为7.8%。

增加净出口可以减少增长对内需的依赖。2007年中国净出口的GDP占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8.7%。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和过后几年，净出口的占比开始下降，最近几年降到了1-2%之间。但是，由于贸易伙伴的反弹，中国将很难再通过增加净出口来创造需求从而减少对国内居民消费和投资的依赖。另一方面，中国也不可能为了增加居民消费而使贸易发生大幅度的逆差。

综上所说，中国要达到双循环战略下需求侧改革的政策目标——增加居民消费和减少增长对投资需求的依赖，首要途径应该是降低居民储蓄的GDP占比。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的GDP占比也有增加的空间，但空间不是很大。增加居民实际最终消费支出意味着需要降低资本形成的GDP占比。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投资率很高，人均资本存量仍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仍然需要保持一个较高的投资率。但是，根据国际经验（特别是东亚经验），中国将来10年有可能在满足增长需要的前提下，通过提高投资效率，逐步将资本形成的GDP占比从目前的43%以上降低至35%。

基于以上考虑，中国双循环战略下的需求侧改革可以优先考虑那些既能鼓励和增加居民消费，减少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又有助于解决所面临的其它发展问题的政策措施，特别是改善收入分配和提高增长的效率和发展的质量。这些政策措施可以包括以下三方面：

第一是加大减贫的力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减少贫困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既能够降低中国居民储蓄的GDP占比，又能改善收入分配。中国在2020年已经基本消灭了极端贫困，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下一步可以考虑采用标准更高的贫困线，如世界银行建议的每人每天3.2美元（2011年购买力平价），并根据经济发展情况，逐步修正提高。也可以结合国际经验，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相对贫困线。

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取决于采用什么样的收入标准。以中位数人均收入的75%作为下限，200%作为上限，据估计中国2017年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大约在全部人口的48%，而OECD国家平均为61%，韩国也为61%，北欧诸国在65%以上，美国为51%。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关键是要创造更多的城市就业机会，吸收农村劳动力。同时，中国需要优化税收结构，逐步增加个人所得税在收入再分配中的作用。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与GDP之比不到2%，而OECD国家平均为8%。

第二是要进一步增加对教育和卫生的公共支出，并完善社会保障与安全网。中国近年来教育和卫生的公共支出逐步增加，但仍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2019年中国教育的公共支出为GDP的4%， 卫生的公共支出为GDP的3%左右，而OECD国家平均分别为5.1%和7.6%。中国可以逐步将义务教育的年限从目前的9年增加到12年。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特别是要缩小和消除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差别。增加对教育和卫生的公共支出和完善社会保障与安全网也有助于降低居民储蓄，并增加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同时改善收入分配。

第三是要不断提高投资效率，消除投资率下降对增长可能的负面影响。提高投资效率主要是要加强投资的市场导向，让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研究表明大多数行业国营企业的投资报酬率远远低于民营企业。这除了国企需要负担更多的社会公共职责以外，也有体制性因素导致激励和约束不足的原因。所以要进一步推进国企改革，强化国企的市场激励和预算约束机制。同时要深化金融改革，增强利率在信贷分配中的作用，减少行政干预。

提高投资效率也需要优化投资结构，使基础设施、设备和房地产三类投资更加平衡和符合发展的需要。有研究显示最近几年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人均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资本存量的差距已明显缩小，但人均设备资本存量的差距仍然很大。资本投资要推动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包括绿色产业和科技的发展。

中国的发展已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需求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双循环战略下的需求侧改革将使供给侧改革更加有效，对提高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