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關鍵詞看2020中國經濟

金融時報

暴發于2020年春節期間的新冠肺炎疫情，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習近平總書記把疫情比作一次大考。的确，這是一場對改革開放40多年來，特别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偉大成就的考驗，更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考驗。面對這場“閉卷考試”，中國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根據國際貨币基金組織（IMF）在最新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的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将萎縮4.4%，而中國經濟将增長1.9%，是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事實上，如何在管控疫情的同時，盡可能降低其對經濟的傷害，防止疫情短期沖擊造成經濟長期低迷，是擺在全球各國面前的一個難題。爲此，美歐日等央行釋放了大量流動性，甚至遠遠超過應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規模。雖然這在短期内可能有助于緩解經濟衰退壓力，但流動性泛濫卻爲經濟中長期發展埋下隐患。

相比之下，中國的抗“疫”采取了“嚴格管控+溫和的經濟對沖”這一方案。“整個疫情期間的政策是根據中國不同階段所面臨的不同問題，有針對性地分步實施的。”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表示：貨币政策方面，通過降準降息等方式加大流動性的投放；财政政策方面，其落腳點在于貧困人群的救助、中小企業的減稅降費以及相關的貼息貸款等；民生方面，明确把穩就業作爲當前經濟社會工作的重中之重，出台了包括補貼企業來保工保産、加大失業救濟、引導農民工安全有序轉移就業等措施；此外，還有商務部出台的穩外貿、穩外資20項政策，發改委牽頭的23個部委出台的19項促消費政策以及其他類型的一系列改革配套政策。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财政與貨币政策協調配合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總體目标高度一緻，精準聚焦實現穩定經濟發展、保居民就業等目标；二是措施層面形成合力，強化對特定領域尤其疫情防控、小微企業等方面支持。”中國人民銀行南京分行黨委書記、行長郭新明表示，兩大政策相互配合，協同發力。第一，專項額度搭配财稅支持，保障常态化疫情防控需要。人民銀行運用結構性貨币政策工具精準滴灌，分三批次增加1.8萬億元再貸款再貼現額度，支持疫情防控與複工複産。同時，财政部門安排資金用于物資采購、救治補助，給予疫情防控重點企業稅收優惠，并通過新增赤字和特别國債資金助力常态化疫情防控。第二，貨币供給輔以直達工具，緩解受困企業資金壓力。人民銀行通過降準、中期借貸便利操作和公開市場操作，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支持貨币信貸合理增長。第三，利率下行疊加财稅優惠，有效降低企業經營成本。一方面，人民銀行積極推動引導市場利率平穩下行，企業融資成本同比明顯下降；另一方面，财稅部門出台社保費、增值稅減免等減稅降費政策，并給予企業各類形式補貼。第四，擴大投資結合提振消費，促進社會需求逐步回升。消費方面，人民銀行加強對受疫情影響較大的批零住餐、旅遊文化等消費型行業的金融支持，财稅部門出台購車稅、購車補貼等鼓勵汽車消費的優惠政策。

 “中國的金融抗‘疫’之路，從來都不是簡單的刺激經濟之舉，而是抓住時機不斷推進金融市場的改革和開放、理順市場關系、構建面向全球且充滿活力的金融市場。”在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院長張曉慧看來，作爲一個正在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型的經濟體，必須始終明白，改革和開放才是經濟發展最根本的動力。因此，即便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下，中國在金融體制機制改革和高水平對外開放上的步伐也始終堅定不移，凸顯出中國金融體系的巨大韌性。

2020年5月14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内需潛力，構建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7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的企業家座談會上強調，要“逐步形成以國内大循環爲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提出“加快形成以國内大循環爲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十九屆五中全會再次強調“加快構建以國内大循環爲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中國政府在外部環境變得日益複雜嚴峻、經濟體量放大導緻對外依存度顯著下降的宏觀背景下提出的重要舉措，具有劃時代的戰略意義。”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張明表示。

 “随着中國發展水平的提升和經濟總量的增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軍擴也表示，一方面，中國傳統的參與國際大循環的模式正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和挑戰；另一方面，發展階段的變化也使中國形成了巨大而獨特的内部發展優勢和潛力，爲應對挑戰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從原有經濟循環體系向雙循環體系轉變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面臨一些問題。西澤研究院院長趙建表示，首先，需要關注經濟下滑環境下外需收縮造成的需求缺口。對外出口的市場主體通常是吸收就業能力比較強的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在外需向内需的轉化過程中，應考慮如何妥善推動中小民企轉型。其次，需要關注對外依賴較高的糧食、能源和重要産業鏈的安全。自2008年起，我國人均糧食需求量和産量間的差距逐步擴大，糧食貿易逆差不斷上升；能源對外依存度最近十幾年也逐年增大。另外，中國經濟在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一直存在産業鏈兩頭在外的現象，在重構産業鏈循環體系中，應考慮如何保障供應鏈不斷裂和解決核心上遊産品及關鍵技術“卡脖子”問題。最後，需要關注國際環境下制約雙循環體系運行的不确定性因素。當前，國際治理體系出現碎片化傾向，極端重商主義、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等非理性情緒越來越濃厚，對正常的國際經貿環境已經産生了重大負面影響。

對于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張軍擴表示，需要把握和處理好兩大關系，一是要明确和處理好釋放内部需求潛力和擴大開放的關系，以國内大循環爲主體與擴大對外開放并不是相互矛盾或者相互替代的，是相輔相成的；二是要處理好自主創新與開放技術的關系，長期看必須加大在關鍵核心技術方面自主創新和核心攻關的問題，着力解決核心技術、核心設備、關鍵零部件受制于人的情況。在這一過程中，金融應發揮怎樣的力量？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陳雨露在日前刊發的署名文章中表示，具體來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的金融發展可着眼于四個層次：一是通過金融科技引領，推動金融體系集成創新，服務第四次工業革命；二是立足新發展理念和新發展格局的循環路徑和戰略基點，着力提升金融服務能力；三是以内外循環相互促進爲目标，深化金融業高水平開放，同時，注意防控系統性風險；四是結合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優化金融改革開放布局。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國内外存在一種對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誤解，認爲這意味着中國政府将會關上大門、全心全意搞國内市場建設，而會相對忽視未來的雙向開放。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7月21日的企業家座談會上指出，“以國内大循環爲主體，絕不是關起門來封閉運行，而是通過發揮内需潛力，使國内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更好利用國際國内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更加強勁可持續的發展”。國務院副總理劉鶴也在日前刊發的署名文章中指出，國内大循環絕不是自我封閉、自給自足，也不是各地區的小循環，更不可能什麽都自己做，放棄國際分工與合作。要堅持開放合作的雙循環，通過強化開放合作，更加緊密地同世界經濟聯系互動，提升國内大循環的效率和水平。可以說，推動雙循環必須堅持實施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

2020年以來，圍繞确保産業鏈供應鏈安全的政策表述不斷遞進，從“保産業鏈供應鏈穩定”，到“提高産業鏈供應鏈穩定性和競争力”，再到“增強産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強調，産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基礎。要統籌推進補齊短闆和鍛造長闆，針對産業薄弱環節，實施好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工程，盡快解決一批“卡脖子”問題，在産業優勢領域精耕細作，搞出更多獨門絕技。

“穩定産業鏈供應鏈，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産業和供應的技術問題，而是中國轉變發展方式、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劉偉表示，保産業鏈供應鏈穩定，既是爲了有效應對危機，也是爲了中國經濟長遠發展。

中長期來看，爲更好保障産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尤其需要關注産業鏈跨境轉移的發展态勢。近年來，随着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我國制造業勞動力密集型環節向東南亞、南亞跨境轉移的趨勢較爲明顯。對此，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産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黃漢權表示，中國經濟已經深度融入世界經濟，全球供應鏈重構勢必影響中國産業，這是有人擔憂供應鏈“去中國化”的原因。他認爲，從各方面綜合條件看，盡管“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擡頭，我國仍是外企投資興業的理想地，供應鏈“去中國化”不會成爲主流，雖然有部分産能會轉出去，但也有一部分會留下；全球供應鏈調整早在幾年前就已露出端倪，疫情隻是進一步強化這種趨勢；全球供應鏈短期難以離開中國，但中長期需要警惕。

  “在特定産業鏈條上的‘去中國化’，特别是被夾雜進非經濟層面的因素後，會使‘去中國化’變得更加泛化，這才是應該關注的重點。”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于春海建議，在這一階段，企業的發展離不開政府層面的政策支持，對待企業發展要基于相對長期的思維，并不斷完善制度規則體系，提升治理能力，這是一個相對長期的工作。短期來看，需要建立防範出現意外中斷後的應對預案。這方面需要通過收入分配改革、減稅降費等措施推動國内消費需求潛力的充分釋放，爲關鍵技術和設備的突破争取時間和空間。

黃漢權也提出了相關建議。他認爲，一方面，應順勢而爲優化我國産業鏈布局。引導外遷企業在轉出加工組裝等低端環節的同時，及時升級本地産業鏈，留下研發設計、總部運營中心等高端環節，并向高附加值産品生産延伸，構建中國與周邊國家更加緊密的供應鏈分工合作網絡；另一方面，研究制定國家産業鏈供應鏈安全戰略。建立關鍵産業的供應鏈産業鏈安全評估制度、風險預警與應對機制，加強與主要貿易國構建友好合作、長期穩定的供應鏈戰略夥伴關系；同時要堅持市場導向，正确處理虛拟經濟與實體經濟、新興産業和傳統産業的關系，保障供需結構相匹配，形成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供應鏈格局，增強我國産業鏈供應鏈彈性、韌性和安全性。

談及如何增強産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卓賢認爲關鍵在于培養優秀企業。他表示，作爲全球産業鏈供應鏈調整的最重要主體，優秀的跨國公司擁有核心專利技術、标準制定話語權、品牌影響力、要素聚合能力等，是全球資金網絡、物流網絡、創新網絡的主導者。應該看到，優秀的企業是在開放競争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要結合“走出去”和“引進來”，加大“補短闆”力度，以本土跨國公司爲樞紐構建協同上下遊企業的産業平台，推動建立多渠道、多層次的國際供應鏈體系，促進國内産業鏈和國際産業鏈的對接。

備受關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于2020年5月28日由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民法典被譽爲“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保證，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基石，影響着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作爲市場經濟的基本法，民法典也是金融法律體系的基礎。”廈門大學經濟學院金融系教授潘越表示，當今社會，金融活動日趨頻繁，其多樣性與複雜性使得各類交易都離不開金融法律制度的保障和約束，本次民法典的編纂與出台對金融行業必将産生深遠影響。潘越認爲，金融數字化創新是民法典的一大亮點，明确了數據電文是合法的合同形式，并對訂立的“電子合同”的成立時間、标的物交付時間作出了具體規定，這爲數字化時代基于互聯網等信息技術開展的智能金融創新業務提供了堅實的法律基礎。

 “從建立雙邊和多邊信任關系入手，民法典将在如下方面改變我國金融市場的交易邏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數字經濟與法律創新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許可表示，第一，維護合同當事人對合同的信任。民法典第153條完善了合同法第52條第5項“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規定，增加“該強制性規定不導緻該民事法律行爲無效的除外”，從而根據強制性規定的管制對象、立法目的和保護法益作出差異化認定，避免一概無效的僵化處理。第二，維護資金貸方與借方之間的信任。債權擔保制度是資金融通的關鍵制度，對此，民法典首先就擔保物權的體系化和類型化以及重要規則作出了重大革新，正如起草成員所言，其既反映了優化營商環境之下中小企業融資擔保的制度需求，将融資實踐中的成熟經驗确定下來。同時，頗具開放性的制度設計也爲金融創新留下了足夠的空間，提升了我國金融擔保制度的國際競争力。第三，維護金融消費者與企業之間的信任。金融消費者是金融市場的重要參與者，也是金融業持續健康發展的推動者。由于金融消費者相對弱勢的地位，民法典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傾斜性保護。例如，在金融領域，常見的理财合同、保險合同、存款合同、基金合同、信托合同存在大量格式條款，爲避免相關企業利用優勢地位制定不合理的合同條款，民法典第496條在合同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了企業提示說明義務的範圍，并且違反提示說明義務而向對方主張“格式條款不成爲合同内容”的，不再受除斥期間的限制。

當今社會最突出的侵權行爲之一就是高利貸，民法典專門增設了禁止高利貸條款。對此，法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研究員顧雷表示，雖然高利放貸行爲确實在滿足部分群體消費信貸需求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但是，高利貸也可能成爲一種陷阱，尤其是以盈利爲目的的民間經營性放貸業務引發了諸如暴力催收、與黑惡勢力勾結、侵犯個人隐私、過度信貸、虛假訴訟等一系列社會問題，不僅給經濟社會穩定帶來一系列嚴重隐患，而且嚴重破壞了金融秩序、市場秩序、社會秩序，侵犯了人民群衆的财産安全。顧雷進一步表示，民法典合同編第680條将禁止高利放貸上升到國家立法層面，目的就是維護金融安全與秩序，對日益嚴重的高利貸行爲進行法律規制，提升安全意識，加強保護個人金融信息，提高客戶信任度和滿意度，充分體現了國家對高利貸日漸趨嚴的整治态勢。“2020年8月20日最高法院發布大幅下調民間借貸司法保護利率上限，從過去的24%~36%區間下調到15.4%，也都是順應社會大衆要求降低信貸利率的呼聲，進一步推動金融行業向綠色、健康和負責任方向發展。”

3月初，在疫情嚴峻的大背景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指出要加快通訊技術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以下簡稱“新基建”）進度。實際上，新基建并非是一個新概念。早在2018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新基建就開始出現在國家層面的文件中。到了2019年，新基建在實際操作層面得到充分體現。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和蔓延，一些傳統行業受到較大沖擊，而智能制造、無人配送、在線消費、醫療健康等新興産業展現出強大成長潛力。以此爲契機，新基建在穩定經濟高質量發展方面的重要性進一步确立。

“短期，新基建将成爲經濟穩增長的關鍵。”興業證券經濟與金融研究院在日前發布的報告中表示，在疫情期間，遠程辦公、在線課堂、遠程護理、送藥機器人等新興産業嶄露頭角，而這些新興産業的發展都離不開通訊技術、大數據、人工智能、雲計算等新型基礎設施的支撐，因此，新基建能夠爲新興産業賦能，起到穩增長的作用。報告進一步指出，長期來看，無論從全國經濟發展還是區域經濟建設，都要求開展大規模的新基建。在全國經濟的層面上，中國經濟将呈現由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的發展趨勢，通訊技術、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新興産業即将來到“大創新時代”的風口。

新基建不僅有望在内循環中加快供需雙升級的步伐，同時，也将有助于鞏固和拓展内外循環的多元紐帶。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程實表示，其一，在新基建助推之下，國内供需體系有望加速實現數字化升級，成爲全球體系不可或缺的“供給—需求”雙中心。同時，伴随這一升級進程，日韓、中國、東南亞的産業搭配格局有望進一步優化，跨境垂直分工體系趨于緊密，以區域一體化護航新一輪全球化。其二，以新基建作爲加速器，中國數字經濟的較快發展也将推動全球價值鏈的數字化轉型，并由此打開國際合作分工的新渠道，加快形成基于新一代技術革命的新全球化時代。這有助于抵禦疫情下傳統全球化渠道的衰減，促使更多國家和人群共享全球化機遇，從根本上抑制因機遇分配不均而産生的逆全球化浪潮。其三，從金融視角看，立足于新基建，中國經濟在需求側、供給側的數字化升級将産生豐富的結構性機遇和“獨角獸”企業，進而吸引全球資本的長趨勢流入，補足國内産業資本的缺口。這在與全球分享機遇、強化聯系的同時，也使得中國能夠更充分地利用國内、國際兩種資源，加速自身新舊動能切換。

值得注意的是，新基建發展的背後，還需要有制度創新作爲保障和支撐。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科技發展戰略研究所副所長王曉明表示，發展新基建需處理好知識産權保護和創新活力之間的平衡。一方面，新基建的核心技術是以雲計算、大數據、5G通訊技術、區塊鏈等爲代表的、仍在快速演化的先進數字技術，許多技術的演進采用“開放+共享”模式，通過放棄傳統産權主張以實現最快速集成該領域全人類最新智力成果。爲維持面向新基建的高水平技術創新活力，有必要延續這種開源共享模式；但另一方面，客觀上又要求運用知識産權制度加強對新基建參與實體創新成果的保護，其關鍵生産要素（數據）尚缺乏清晰的産權界定和有效保護。因此，在新基建發展過程中，需要創造性地解決知識産權保護和創新活力之間的平衡問題，在保護創新活力的前提下保障參與主體的正當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