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巨忠：雙循環戰略下如何推進需求側改革

國際金融論壇

經濟學家經常争論到底是需求還是供給推動經濟增長。現實中需求和供給缺一不可。需求能夠拉動供給，供給也會創造需求。需求不足和供給短缺都會制約經濟增長。二戰後許多發達國家奉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其目的就是要通過增加政府支出來刺激需求，從而促進增長和走出蕭條。而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英等國推行以減稅、放松管制、私有化和削減福利開支等爲核心的改革，目的是要刺激供給，幫助經濟走出滞脹的困境。

政府的經濟幹預不但需要影響需求和供給的總量，也要影響它們的結構。在中國，居民消費不足和投資率過高經常被認爲會影響到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和效率。中國政府在不久前公布的“十四五”規劃建議中提出了國内國際雙循環戰略，最近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了需求側改革。本文認爲，雙循環戰略下需求側改革應該把改善經濟的需求結構，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費，減少增長對投資需求的依賴，作爲政策目标之一 。

中國居民最終消費支出占國内生産總值的比例最近幾年有所增加，但還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根據世界銀行，經合組織（OECD）和亞洲開發銀行的數據，OECD國家居民實際最終消費支出占國内生産總值（GDP）的比例近年平均爲70%， 亞洲發展中經濟體（不包括中國）平均爲63%左右，中國的兩個東亞鄰國，日本和韓國，分别爲68%和57%，而中國2019年隻有47%左右。

居民消費取決于兩個因素，一個是居民可支配收入， 另一個是居民儲蓄。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資金流量表）推算，2018年中國居民儲蓄的GDP占比爲21%，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的GDP占比爲68%。而根據OECD的數據，OECD國家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的GDP占比近年平均爲77%，居民儲蓄的GDP占比平均爲7%。日本和韓國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的GDP占比分别爲74%和64%， 居民儲蓄的GDP占比分别爲6%和7%。

發展中國家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儲蓄數據不全。印度居民儲蓄的GDP占比近年爲21%，與中國相仿，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的GDP占比爲84%。印度很高的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和儲蓄的GDP占比可能與它很大的非正規部門（占全部就業的80-90%）有關——部分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儲蓄可能其實應該歸類爲企業收入和儲蓄。OECD收入較低的8個國家（購買力平價人均GDP在15000到30000美元之間）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的GDP占比近年爲73%，居民儲蓄的GDP占比爲4%。

上述數據表明，中國居民消費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比其它國家高出許多的居民儲蓄率。其次是比其它國家稍低的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的GDP占比。值得注意的是，韓國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的GDP占比比中國還要低。

中國居民儲蓄的GDP占比從上世紀90年代初的19%增加到了2010年的25%，以後逐年有所下降，到2019年降至21%左右。2010年以前居民儲蓄上升的原因很多，如經濟的高速增長（由于消費行爲的惰性，消費增長要比收入增長慢），收入差距的擴大（高收入家庭的儲蓄率要高于低收入家庭），和勞動人口在總人口占比的上升（勞動人口的儲蓄率要高于其它年齡人口）。中國社會保障和消費信貸發展的不足也導緻很高的預防性儲蓄。2010年後中國居民儲蓄GDP占比的下降應該與上述因素的變化有關。中國的GDP增長率和勞動人口的占比在2010年達到峰值後開始下降，最近幾年社會保障和消費信貸也有長足的發展，而收入差距也有所縮小。

未來幾年中國的GDP增長将進一步放緩，勞動人口的占比繼續下降，這些将有利于居民儲蓄率的下降。但是，收入差距仍然居高不下，社會保障和安全網有待進一步完善， 特别是需要縮小和消除城鄉和地區之間的差異，再加上高企的城市房價，這些因素将不利于居民儲蓄率的下降。

增加居民實際最終消費支出的GDP占比意味着要降低GDP中其它項目（資本形成，政府最終消費支出，或淨出口）的占比。中國資本形成總額的GDP占比自2004年以來一直保持在40%以上，2011年達到47%，近年有所下降，但2019年仍在43.3%，遠遠高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OECD國家資本形成總額的GDP占比近年平均爲22%，中等收入國家爲30%。日本和韓國分别爲24%和31%。中國的高投資率使其以不變價衡量的資本存量在過去30年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加，大大促進了經濟增長，也支持了科技創新。但是，近年部分産業出現的重複建設和過剩産能，以及經濟整體增量資本與産出之比的上升，使得學術界和政策界時有降低投資率和提高投資效率的呼聲。

據估算，中國的增量資本與産出之比從2001-2005年的平均3.9增加到了2015-2019年的平均6.4，增幅達62%。而中等收入國家這一指标同期的平均增幅爲29%，OECD國家平均沒有變化。許多學者把這一現象當作中國投資效率快速下降的佐證。但也有人認爲，增量資本與産出之比的增加也與中國發展水平的提高有關。另一方面，中國國内總投資率居高不下，部分行業産能過剩，重複建設時有發生，也是不争的事實。

韓國在1960-1990年期間GDP的年平均增長率爲9.6%，以2010年不變價計算的人均GDP從943美元增加到了8486美元，同一時期平均增量資本與産出之比爲2.1。中國在1992-2019年期間GDP的年平均增長率爲9.4%，以2010年不變價計算的人均GDP從887美元增加到了8254美元，同一時期平均增量資本與産出之比爲4.6。這些數據也說明，中國的投資效率要比韓國處于中國同等發展水平時低。

2017年中國政府最終消費支出的GDP占比爲15.9%，亞洲發展中經濟體（不包括中國）平均爲11.2%。但是中國政府最終消費支出中把用于居民個人消費的部分剔除以後（這部分已記入居民實際最終消費支出），剩下部分隻占GDP的6.5%， 亞洲發展中經濟體（不包括中國）同一指标平均爲6.8%。随着收入水平的進一步提高，中國政府最終消費支出的GDP占比隻會增加，而不會減少。2019年歐元區政府最終消費支出的GDP占比平均爲20.8%，把用于居民個人消費的部分剔除以後，餘下部分的GDP占比爲7.8%。

增加淨出口可以減少增長對内需的依賴。2007年中國淨出口的GDP占比達到了前所未有的8.7%。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和過後幾年，淨出口的占比開始下降，最近幾年降到了1-2%之間。但是，由于貿易夥伴的反彈，中國将很難再通過增加淨出口來創造需求從而減少對國内居民消費和投資的依賴。另一方面，中國也不可能爲了增加居民消費而使貿易發生大幅度的逆差。

綜上所說，中國要達到雙循環戰略下需求側改革的政策目标——增加居民消費和減少增長對投資需求的依賴，首要途徑應該是降低居民儲蓄的GDP占比。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的GDP占比也有增加的空間，但空間不是很大。增加居民實際最終消費支出意味着需要降低資本形成的GDP占比。需要指出的是，中國作爲一個發展中國家，盡管投資率很高，人均資本存量仍然遠遠低于發達國家，仍然需要保持一個較高的投資率。但是，根據國際經驗（特别是東亞經驗），中國将來10年有可能在滿足增長需要的前提下，通過提高投資效率，逐步将資本形成的GDP占比從目前的43%以上降低至35%。

基于以上考慮，中國雙循環戰略下的需求側改革可以優先考慮那些既能鼓勵和增加居民消費，減少增長對投資的依賴，又有助于解決所面臨的其它發展問題的政策措施，特别是改善收入分配和提高增長的效率和發展的質量。這些政策措施可以包括以下三方面：

第一是加大減貧的力度，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減少貧困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既能夠降低中國居民儲蓄的GDP占比，又能改善收入分配。中國在2020年已經基本消滅了極端貧困，取得了世界矚目的成就。下一步可以考慮采用标準更高的貧困線，如世界銀行建議的每人每天3.2美元（2011年購買力平價），并根據經濟發展情況，逐步修正提高。也可以結合國際經驗，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相對貧困線。

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取決于采用什麽樣的收入标準。以中位數人均收入的75%作爲下限，200%作爲上限，據估計中國2017年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大約在全部人口的48%，而OECD國家平均爲61%，韓國也爲61%，北歐諸國在65%以上，美國爲51%。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關鍵是要創造更多的城市就業機會，吸收農村勞動力。同時，中國需要優化稅收結構，逐步增加個人所得稅在收入再分配中的作用。目前中國個人所得稅與GDP之比不到2%，而OECD國家平均爲8%。

第二是要進一步增加對教育和衛生的公共支出，并完善社會保障與安全網。中國近年來教育和衛生的公共支出逐步增加，但仍然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2019年中國教育的公共支出爲GDP的4%， 衛生的公共支出爲GDP的3%左右，而OECD國家平均分别爲5.1%和7.6%。中國可以逐步将義務教育的年限從目前的9年增加到12年。同時，要進一步完善全民醫療保險制度，特别是要縮小和消除地區之間和城鄉之間的差别。增加對教育和衛生的公共支出和完善社會保障與安全網也有助于降低居民儲蓄，并增加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同時改善收入分配。

第三是要不斷提高投資效率，消除投資率下降對增長可能的負面影響。提高投資效率主要是要加強投資的市場導向，讓市場在資源分配中真正起到決定性作用。研究表明大多數行業國營企業的投資報酬率遠遠低于民營企業。這除了國企需要負擔更多的社會公共職責以外，也有體制性因素導緻激勵和約束不足的原因。所以要進一步推進國企改革，強化國企的市場激勵和預算約束機制。同時要深化金融改革，增強利率在信貸分配中的作用，減少行政幹預。

提高投資效率也需要優化投資結構，使基礎設施、設備和房地産三類投資更加平衡和符合發展的需要。有研究顯示最近幾年中國與發達國家在人均基礎設施和房地産資本存量的差距已明顯縮小，但人均設備資本存量的差距仍然很大。資本投資要推動産業升級和科技創新，包括綠色産業和科技的發展。

中國的發展已經上了一個新的台階。需求作爲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将會變得越來越重要。雙循環戰略下的需求側改革将使供給側改革更加有效，對提高增長的質量和可持續性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