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伙企业层面：不征税

根据财税[2008]159号文等税收文件的规定，合伙企业层面不征收所得税，合伙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采取“先分后税”的原则由合伙人各自缴纳，合伙人是自然人的缴纳个人所得税，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缴纳企业所得税。

因此，合伙企业将进行应税所得的核算，并将确认的应税所得按照50%的约定比例，分别分派至客户以及信托公司（受托人）处，由合伙人按照其适用的所得税规则分别计算缴纳所得税。

信托/受托人层面：征税依据不明

目前对于信托的征税规则几近空白，仅有《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6]5号）对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所涉信托收益进行了专门规定，但仅限于企业所得税的处理。规范层面能否参照适用该文的规定，征管实践中能否依此执行都存在疑问。[2]

根据该文，对于信托取得的相关收益，秉承“单次征税”、“当年不分配征税”的原则。具体而言，按以下规则进行处理：

不难发现，前述5号文规则的处理思路与现行股票代持征税规则[3]保持了一致，即如果信托将取得的所得进行了分配，则信托层面不征税，相关所得将直接归属于投资人（实际享受利益的人）作为投资人的所得予以征税。而如果相关收益在一个纳税年度内未进行分配，使得受托人在纳税年度内在名义上持有相关收益，在该情形下则改为对受托人就相关收益征税，而该收益后续向投资人分配后则不再征税。

鉴于代持行为的法律本质上其实也是一种信托关系，似乎可以初步推断出，对于这种类型的交易，税务机关倾向的处理思路均是：优先按照法律形式进行税务处理，但为了避免双重征税，同一笔所得的后续分配不再征税。

但该处理思路在现行税制框架下，仍然存在值得商榷之处。例如，如果向受托人征税，征税基础究竟是扣缴义务人还是实际纳税人身份？如果是前者，受益人是企业时，理论和实践操作都存在障碍。如果是后者，一方面缺乏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在何种程度上承认受托人的税收属性（例如是否允许抵扣亏损等）也不无疑问。

鉴于缺乏明确的征税规则，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理解，题述案例中的信托公司（受托人）取得源自合伙的分配收益时，并不会就该所得（代信托）缴纳企业所得税。

受益人层面：没有能够适用的征税规则

对于受益人取得的家族信托分配收益，根据现行规则，只有企业所得税层面存在规则适用的可能。需要指出的是，不同于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机构投资人，家族信托中的受益人和委托人往往不是同一人，存在出资主体和受益主体不一致的情形。在该情形下，能否参照5号文的规则进行税务处理（特别是对于受益人而言），同样值得商榷。

如果受益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鉴于企业所得税法采取的是综合征税模式，受益人取得的信托收益属于企业的应税所得应无异议。在此情况下，无论受益人是否向信托进行过出资，受益人取得的相应所得都需要纳入征税范畴，然而，鉴于现行信托征税规则并不完整，信托取得的相关所得是否应在受托人层面先行征税，信托取得相关所得的性质是否能够穿透信托传递至受益人处（例如对于信托取得的源自境内居民企业股息分配所得分配至受益人处时，受益人如果同样是境内居民企业能否适用免税规则）等方面都没有规则予以明确。

如果受益人换成自然人，是否征税以及如何征税的答案将更加混乱。一个制度性的根本问题是，现行个人所得税法总体上仍是分类征税模式，自然人取得的所得如果不能被归入税法正向列举的九类应税所得，将不属于个人所得税法的征税范围。考虑到受益人取得信托收益的被动性特征，从所得性质上看，与之较为相近的所得类型包括“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与“偶然所得”。但是根据现有规则的文义解释，并不能直接得出信托收益所得可以归入上述所得类型的结论，财税部门也尚未动用行政解释权对信托收益所得进行定性。

有鉴于此，实践中，受益人一般不会就取得的信托收益申报缴税，税务机关通常也不会对此进行税收征管。而同样基于这一原因，受托人在向自然人受益人进行相应的分配支付时，一般也不会进行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根据公开披露以及我们所了解的相关案例，税务机关对纳税人主动申报的信托收益所得也态度不一，有欣然接受也有断然拒绝的，更多的也在犹豫如何进行相应的处理。例如，在合伙企业投资资管产品所得个税争议行政诉讼案例[4]中，对于合伙企业通过投资资管产品取得的收益应如何征税，是否考虑合伙企业对于自然人投资人股息红利所得的有限穿透规则，其实也涉及了受益人的征税问题。 

根据财税[2016]140号文以及财税[2017]56号文的规定，资管产品管理人运营资管产品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暂适用简易计税方法，以管理人为纳税人按照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这里的增值税应税行为应被理解为资管产品（信托）存续期间基于相关资产取得相应的增值税应税收入，由管理人作为代缴纳税人（并非管理人自身取得的收益）缴纳增值税。

结合前述5号文的规定，财税部门在流转税上态度相对明确，即资产的受托主体应当就受托资产的应税收益承担流转税的纳税义务。因此，在信托存续期间，受托人对于信托财产的管理过程中如果涉及增值税应税事项的，在现行规则下受托人存在相应的纳税义务。我们理解题述案例在家族信托层面不涉及增值税的应税事项（没有类似信贷的保底安排），此处将不再进一步讨论。

（三）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在题述案例分析的基础上，不难发现：在现行税制下，信托与类信托（如资管计划、契约型基金等）[5]从所得税角度，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层面，可能成为税收“绝缘体”。以往信托主要作为通道方参与投融资业务，常见的信托委托人与受益人均为机构投资者，相关信托收益不征税问题尚不突出。

随着信托业务回归资产委托管理的本源，自然人作为信托的委托人以及受益人的情形越来越常见，此时对于信托如何征税就是一个亟待明确的问题。我国现行所得税制主要围绕自然人以及能够进行商事登记（如公司、合伙等）的法律主体展开。而信托是一个涉及三方的财产安排，信托本身并非独立的法律主体，委托人与受益人既可能是同一人也可能是不同人，信托收益的实质归属与名义归属并不一致。现行规则未对这类特殊的财产安排进行充分考量。

此外，随着近些年来离岸信托的日益兴起以及受益人身份的多元化（可能为非居民），信托相关的税务处理还将面临税收协定适用上的诸多问题，例如信托能否适用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则进行税收居民认定，能否成为税收协定适用主体，依据信托亦或是信托相关方（如委托人或者受托人）认定税收居民身份，以及信托收益应如何定性所得类型等问题都未能明确。

（四）域外信托税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信托发达的国家/地区，又是如何设置税法规则的呢？篇幅所限，我们仅从税收政策层面进行框架性介绍，不涉及跨境情形以及特殊类型的信托，也不涉及具体的信托税制。通常而言，这些国家/地区的信托税制有如下特点：

第一，通常不设置独立的信托所得税制，主要还是以个人所得税以及企业所得税规则为基础制定相应的衔接规则，以此解决信托财产移转、信托收益的所得归属等信托制度实施中遇到的税收问题。

第二，信托取得的收益将根据具体情形，区分不同类别信托，以不同的规则要求（例如在信托取得时或实际分配时归属）被归属至受益人、信托（受托人）或者委托人处计征所得税。

在初步梳理域外信托税制的征税逻辑后，回过头再检视5号文的相关规定，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是试点政策，但是5号文所确立的基本征税框架仍大致符合国际通行做法，至今仍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包括对REIT的税制设计）。信托税制规则可以在沿袭上述框架的基础上分短期和中远期两个阶段做进一步完善。

短期而言，我们认为应优先考虑两方面的问题：

中长期而言，则是在借鉴境外税制的基础上系统考虑以下制度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