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耀：G20应承担财政和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主导角色
朱光耀：G20应承担财政和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主导角色
来源：国际金融论坛
IFF副主席、中国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在国际金融论坛（IFF）第17届全球年会，“新变局下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上的讲话。
2020年大家要作出非常艰难的选择，新冠肺炎疫情带来巨大的人类危机，我们在这次危机当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政策协调方面来说，也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全球上的协调上，确实是非常欠缺的，这跟上一次2008年的金融危机，情况有很大的区别。当时有一个全球的合作和团结机制，共同应对金融危机，而现在却没有看到类似有效的政策协调机制。与此同时，在普遍低利率的环境下，目前已经有17万亿美元的负利率债券，高负债将带来巨大的挑战。
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不是个好事吗？从财政政策角度来说的确是个好事儿，但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好事。付息成本目前是比较低的，对于政府预算来说是减轻了负担，低利率把付息的负担降低了，这是好事。但它对于长期的机构债务存在巨大的不利影响，加上目前又缺乏国际上的协调，单边主义对于所有国家都有很大的不利影响，对于美国也没有益处。2008年，美国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那个时候美国、欧洲、日本、中国等大型经济体联起手来，制定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对金融危机，但不幸今时今日没有真正的协调可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虽然负起了一定的国际协调责任，但其作为一个国际机构，在高层决策上作用有限，因为它对所有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能做的不多。那么如何应对这种挑战？
第一，所有国家还是要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共同携手应对疫情危机，同时应对危机的代价应该由财政承担起来。这个代价也不大，可能是12万亿、15万亿或18万亿美元，对决策者来说，应该意识到财政应该发挥最主要的作用，而且货币政策也必须要跟财政政策相配合。如何应对目前负利率的环境呢？所有经济体都需要加强彼此的合作，在G20框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坦白说，从2009年以来，世界已普遍认同了G20才是最大的政治协调平台。所以通过20国集团协作，一起设计出一种新的政策合作框架，这是一种必要制度安排，也是艰巨的工作，同时也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每一个大型经济体，应该根据它的经济情况来提高国内政策协调性。3月份以来，美国财政部有一定程度的国内政策协调，但是目前来说，美联储跟美国财政部之间还是有很大意见分歧，怎么协调一致共同提升美国民众的信心？中国是今年世界上唯一一个取得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但中国在防疫抗疫中也付出很大的代价。从政策这一端来看，中国的10年国债年息已经超过3.3%，跟美国10年国债利率的价差已经达到250个基点，远远超出了120个正常基点。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所以两国的国债利差可以有一定幅度，但是如果利差达到250个基点，实在有点高了。怎么来作出平衡呢？这就需要每一个国家对其国内政策作出调整，而不是一味地抱怨国际环境，国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该在国内有所协调，各方、各不同机构之间也要有所协调。同时在G20审慎的框架下应该有全方位的思考，把今年和明年的经济进行全面规划。明年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谁都说不准，IMF预计会有5.2%的经济增长，但前提条件是疫情必须在今年年底得到控制。
目前面临的挑战非常巨大，可以说是二战以来前所未见的危机。要应对这种系统性的危机，需要系统性的应对策略，特别是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作出国际协调和应对。需要把一些长期的问题纳入到考量当中，在财政政策中，要考虑的是数字化经济和数字化潮流，目前来说有数字化货币，政策的框架也需要将数字化考虑在内。面对实实在在的挑战，需要实实在在的机构安排，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提出一个必要的制度安排。我认为G20应该成为制度安排的主导角色，且每个国家应该在一个宏观经济的框架当中提出自己的一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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