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明年政策如何破题——从供给侧改革到需求侧改革

来源：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12月11日政治局会议引发大家热议。很显然，这次会议是给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故尤为引人关注。尽管五中全会已经明确了明年及今后发展的大政方针，但这次政治局会议文件仍出现了几个新提法，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需求侧改革”的提出令人侧目

自2015年末推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和降成本、补短板成为改革的具体目标，也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制度供给方面的改革也在不断推进中。然而，今年以来核心CPI的不断回落及PPI的持续为负，反映出我国在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上依然存在缺口，两边都需要调整，过去侧重用供给侧改革，如今，对需求侧也需要进行改革。

这次政治局会议文件上出现“需求”一词的频率较高，如“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这是否与今年国内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增速低于预期有关？

今年三驾马车中，出口远超预期，我国出口占全球的份额，全年估计在16%左右，这是历史罕见的高比例，二战之后几乎没有国家达到过。但国内消费却逐年下降，今年更不行，虽然这与疫情有关，但仍然偏弱。倒是豪华车、奢侈品及豪宅的销量大幅增加，估计今年国内奢侈品消费总额占全球奢侈品消费比重将达到40%以上，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居民收入差距在扩大。实际上，我们与很多主要经济体一样，内循环的难度大于外循环。

因此，扩内需除了靠提高居民收入外，还得靠缩小收入差距。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供给创造需求”，这句话很有意思，它与萨伊定律在文字表述上相似，当然内涵肯定不一样。记得马克思和凯恩斯都对萨伊定律提出过批判，马克思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认为供给与需求之间肯定存在缺口，资本家不断扩大再生产，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凯恩斯则认为需求小于供给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

实际上，马克思和凯恩斯所提到的资本过度扩张而引发产能过剩问题，我国过去都存在，毕竟我国目前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除了进行供给侧改革之外，还应对需求侧进行改革，如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需要进行税制改革、社保改革，加大转移支付和第三次分配的力度。唯有如此，会议提出的“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才能形成。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谨防只“瓜分蛋糕”的资本

会议提出的“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引发社会热议，因为针对性看上去很强。关于反垄断就不多评论，因为社会上没有什么争议。对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提法，实际上是要对资本的投向加大管控力度。

这些年来，互联网巨头的市值已经成为国内上市企业中最大了，所拥有的用户数量也是全国乃至全球最多的。在数字化时代，对信息资源垄断的严重性不亚于原油等大宗商品的垄断，如果某些垄断企业凭借其资源的垄断优势，向各个行业投资渗透，获得超额利润，不仅会破坏市场规则，而且还会导致失业率上升等诸多社会问题。

大约在三年前，我就对网上购物模式提出质疑：能否扩大或刺激消费，该模式的社会成本有多大，谁来承担？三年过去了，我国消费增速的回落幅度大于GDP增速的回落幅度，说明网购模式并没有促进消费，只是起到了“瓜分蛋糕”的作用，把超市、百货店、专卖店的部分流量从网下转移到网上，“线上就业”的劳动力增量小于“线下失业”的劳动力减量。同时，网购导致货品包装物件大量增加，造成环境污染，其成本究竟由谁来承担，事实上是社会而非企业承担了。

这些年来，网购占零售业的消费比重越来越高，互联网零售企业的薪酬水平、股权回报率也远超线下零售业，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因此，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一方面要限制存量经济下的少数企业通过信息资源的垄断和滥用去抢占别的企业利润；另一方面，则需要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资本扩张进行约束，从“无序”到“有序”，例如，用户信息的保护和隔离，必须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互联网企业经营范围，应设定行业准入规则。

从总供给等于总需求的角度看，收入（供给）=消费（需求）+储蓄（需求），我国居民储蓄比重过大，大约是西方国家的两倍左右，基本维持在40%以上，而且储蓄结构中，少数人的储蓄占比过大，例如国内住户的银行存款余额就达90万亿元，其中10%的储户占比多少呢，尽管没有确切的数据，但超过60%是肯定的。很显然，要增加消费，无非就是要改善收入结构（供给侧改革），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从而使得需求侧的中低收入群体能消费、敢消费；同时，在需求侧要降低居民储蓄率（如鼓励富人从事社会慈善事业，增收资本利得税，限制资本过度扩张等）。

在2019年10月末四中全会上批准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文中，提出“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强化税收调节，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分配关系。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

因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该是明年的政策重心，尤其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方面。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则要鼓励民间资本流向科技领域，即能创造经济增量的领域，参与做大蛋糕的活动而非切分蛋糕的活动。通俗来讲，富裕阶层要么多消费、要么多捐款，不要做旨在“割韭菜”的资本运作了。

政策维稳：推进大消费，投资高科技

由于今年的较低基数，明年的GDP增速一定会大幅上升，目前的一致预期为9%，即便如此，2020-2021年的平均增速也不过5.5%，经济增长依然下了一个台阶。为此，政治局会议提出，“继续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科学精准实施宏观政策，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但明年的政策刺激力度应该低于今年，前期，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已经明确提出，财政政策方面，会议没有提“逆周期调控”，估计特别国债不会再发，地方政府专项债的规模是否也会比今年减少？而一般预算赤字率水平则可能从今年的3.6%降低到安全警戒线的位置，即3%左右。

少数人对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而非“房住不炒”的提法，认为房地产政策是会松动，这显然毫无依据，因为松动房地产来拉动经济显然属于饮鸩止渴、得不偿失。不过，对于很多地方政府而言，缺少了土地财政，则会面临雪上加霜的窘境，故如何去缓解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显然是需要中央施出援手，否则明年信用风险压力会显著加大。

因此，这次会议对风险有一个新提法：要抓好各种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传统风险人们都清楚，增量风险是指什么呢？是否是有些领导指出的“大而不能倒”风险？大而不能倒的企业，既包括大型国有的“僵死企业”，从股市看，市值低于净资产的国企数量呈现上升趋势，今后其违约风险可能会加大；又包括高杠杆的新兴行业内的创新企业，由于对这类企业监管滞后，容易爆发风险。因此，明年市场或许存在信用收缩的压力。

如果说今年是实现全面奔小康的收官之年，则明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要“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确保不发生存量风险和增量风险的爆发。相比财政政策受到预算约束更严，那么，货币政策的灵活性更大。因此，有理由相信，明年的货币政策在回归常态之后，应该不会再收紧，尤其在通胀压力较小的情况下，利率上调基本没有空间。

明年在具体政策的落地上，应该以“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大循环和双循环为主线，侧重两个方面，一个是以“需求侧改革”为线索，继续推动“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发展服务消费”的“大消费”。由于基数原因，加上促消费力度加大，估计明年消费增速将将创十年新高。

另一个还是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加大新基建、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力度，“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这方面的具体抓手，在五中全会上已经有了明确表述：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八大领域，并涉及到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