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

“十四五”期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以“要素市场化”为着眼点和突破口，有哪些重点区域的经济发展值得期待？

A: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塑造国内统一大市场，并充分发挥我国规模庞大的内部需求的优势。而要塑造国内统一大市场，就必须打破要素在我国境内流动面临的各种障碍，推动要素的自由流动与市场化定价。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将会推动包括劳动力（人才）、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各种要素的市场化定价与自由流动，打通要素流动面临的各种堵点。而一旦允许要素自由流动与自由聚集，那么未来10年内中国将会出现新一轮区域一体化。作为国内大循环的第三个支柱（另外两个支柱分别为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和区域经济一体化非常重要，可能成为未来五到十年中国最重要的发展趋势。目前来看，围绕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开展的都市圈与城市群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中三角（郑州、合肥、武汉）、西三角（成都、重庆、西安）有望成为未来中国区域一体化的五大增长极。这五个区域在未来不仅是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汇聚之地，其自身的房地产市场也有着更加可持续的发展前景。

一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为深圳、广州、佛山），这里的市场化程度最高，已经形成了创新与金融的两翼，这里将会演变为中国版的硅谷。二是长三角地区（核心城市为上海、杭州、南京），这里国有、民营经济发展相对均衡，且是区域发展程度最均衡的地区。三是京津冀地区。京津冀一体化过去的问题是河北一直没能发展起来，而如果未来雄安新区作为新的城市崛起，就可能带动河北的发展。京津冀地区既是中国的科创中心，也是资源分配中心。四是由郑州、合肥、武汉构成的中三角地区，这里是中国的大通道，是高铁时代最大的获益者，未来也将成为连接其他四个区域的中枢地带。五是由成都、重庆、西安构成的西三角地区，这里教育、科研实力较强，且人均人力资本成本较低，可以很好地吸纳从粤港澳大湾区以及长三角扩散出来的产业。从一体化角度来讲，这5个区域内部的15个核心城市之间优势互补，每个城市群都有一个城市金融相对更发达、一个城市制造业相对更发达、一个城市科研力量相对更发达。从梯度优势排列来讲，五大区域之间形成以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为第一梯队，中部三角、西部三角为第二梯队，其他区域为第三梯队的国内版雁阵模式。

要素自由流动可能会带来新一轮地区发展差异化，即区域发展不平衡在一段时期内将会加剧。例如，上述五大区域都位于胡焕庸线的东南，西部只有西三角地区，秦岭淮河以北只有京津冀地区。但如果“双循环”成为未来发展方向，即使出现地区差距，先行地区发展好之后，会发生产业的外溢、经济的扩张，加上政府有目标的转移支付政策。这些机制将带动后进地区，推动中国各地区更高水平的发展。

Q:

2021年疫情变化与外部环境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如何实施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以推动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

A: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绝不意味着闭关锁国、封闭发展，打通内外双循环意味着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我们可以从四个层面来分析如何实现内外互促。

在贸易层面，中国政府与中国企业应该抓住全球产业链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可能发生调整（链条长度缩短、区域化）的时机，进一步强化中国在亚洲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中的核心位置，坚守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枢纽地位。

在金融层面，中国政府应该基于新“三位一体”原则来推动新一轮人民币国际化，所谓新“三位一体”，是指大力发展人民币在大宗商品交易中的计价货币地位、向外国机构投资者加快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以及在周边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培养对于人民币的真实需求。

在开放层面，中国政府应该尽快夯实省级自贸区与自贸港的内涵，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开放。在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方面，下一阶段的任务是尽快夯实各自的内涵，结合各省市的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出台具有鲜明个性化与特色的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方案，并以这种建设来带动区域经济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发展。

在机制层面，一方面，中国政府应充分利用好现有国际多边机制的作用，例如联合国、二十国集团（G20）、世界贸易组织（WTO）、贸发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巴黎协定等；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应该继续推动由中国政府倡议的新多边机制建设，例如“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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