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到货币超发和通货膨胀，讲到美元的全球金融霸权、讲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大规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讲到货币去中心、非国家化、超主权化时，一个频繁出现的词就是——“铸币税”。似乎正是因为铸币税的存在，才推动国家为追求巨额铸币税而不断扩大货币投放，引发剧烈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无形之中剥夺了人们合法持有货币性资产的价值，是极其不公平、不道德的，所以，必须破除国家对铸币权的垄断，把铸币权从国家（央行）手中剥夺出来。

由此，哈耶克于上世纪60年代提出并竭力推动的“货币的非国家化”就成为去中心货币倡导者的圣典。2008年10月发布白皮书，2009年伊始正式推出的，高度比照黄金原理，总量与阶段性新增供应量事先确定且完全内置到系统之中（所谓“编码即规则”），需要通过系统各节点电脑计算（“挖矿”） 竞争产生，防止任何人为干预（去中心、超主权）的网络加密数字货币——比特币，就成为很多人寄予极大希望的理想货币体系，并由此催生出以太币、莱特币等上千种网络加密数字货币。

在网络加密数字货币基础上，又出现非国家化的、与单一法定货币等值挂钩的数字稳定币（如USDT、USDC、GUSD等），以及设想中的与一篮子法定货币结构性挂钩的超主权数字稳定币（如eSDR、DEY、Libra等）。

非国家化的各种数字货币的涌现，又推动主权（法定）货币的数字化——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研发热潮。其中，中国数字人民币（eCNY）走在了各国前列。

由此，货币理论与货币体系似乎进入了一种“战国时代”，人们对什么是货币、货币为什么必然从实物货币转化成为信用货币、信用货币的“信用”是谁的信用、信用货币是如何投放出来并流通运行的、应该如何管控以推动信用货币趋利避害等等基本问题，存在重大的认识分歧与理论纷争，对货币体系创新与货币政策实施带来很大的影响，亟需仔细分析、准确把握。

货币是适应社会财富交换交易的需要与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最早都是由一定社会范围内最受追崇、流动性强，能够划分成不同价值档次，品质稳定、体积较小、易于携带与交付的自然实物来充当，主要依托人们对充当货币的实物本身价值的信任。

货币的出现，反映出人们对财富、价值、价值度量等达成广泛共识，有力地促进了交换交易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交换交易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又不断提高对货币规格标准、运行效率、运行成本、安全保护等方面的要求，进而推动货币不断改进，不同货币在更广泛的比较之中优胜劣汰，越来越集中到可以按照标准铸造、品质更加稳定的金属（主要是黄金、白银）货币上，在货币材质本身的价值之外，越来越多地依赖货币投放机构的信用以及国家法律保护（严厉打击货币假冒伪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金属本位制纸币，替代金属货币进行日常流通，进一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到这一阶段的货币整体上都属于“实物货币”。

随着财富交换交易的不断发展，实物货币的供应跟不上可交易财富的增长问题越来越突出，很容易造成严重的通货紧缩，进而因物价下跌而影响生产供应与经济社会发展。如何有效扩大货币供应、防止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成为实物货币体系下货币管理的重大挑战。

金属本位制纸币的流通使人们逐渐认识到，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其实并不一定必须是具有物理价值的实物，而完全可以脱离实物成为纯粹的价值单位或符号，但需要保持货币总量与可交易财富的规模相对应，从而保持社会物价与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这样，原来充当货币的黄金、白银等，必须从货币舞台中退出，回归其社会财富的本源。货币则需要从社会财富中退出，成为社会财富的价值表征物。货币彻底脱离实物价值，完全依赖于人们的信任，成为纯粹的信用货币。

在国家主权与司法独立的情况下，一国投放的货币不能随便以他国的财富作为支撑，而只能以该国主权范围内、法律可以保护的可交易财富作为支撑。这样，信用货币就必然与国家主权与法律密切相联，也被称为主权货币或法定货币。信用货币对应着整个国家可交易财富的价值，代表着对这些财富的求偿权，其“信用”是整个国家的信用。国家将货币投放与管理的职责交给中央银行，货币不再是央行本身的信用与负债（央行不再承诺持币者可以用货币向央行索取任何东西），也不是政府机构或财政部门本身的信用与负债。

货币从实物货币转化成为信用货币，从依托实物价值转化为依托主权信用，从受制于货币实物供应转变为可以根据社会需求充分供应，成为纯粹的价值尺度与交换媒介，是货币发展的必然结果与质的升华。

由此可以明确：再设想退回到金本位制，或者探索新的“货币之锚”（将货币价值尺度锚定某一种或一类实物），以及推动“货币的非国家化”，都是背离信用货币本质、违背货币发展方向与发展逻辑的；比照黄金原理、利用新的技术设计出总量和阶段性新增量都严格限定，不能跟随可交易财富的增长灵活调节的比特币、以太币等去中心加密数字货币，无论技术上有多进步，在货币理念上都是倒退，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流通货币，只能是特殊的数字资产，可以进行投资，但其价格可能剧烈波动，存在很大风险，需要严格监管；在主权货币存在的情况下，要打造与一篮子主权货币结构性挂钩的超主权世界货币实属空想，不可能与其挂钩的主权货币同时并存；现在所谓的“数字货币”，只能是主权（法定）货币的数字化、智能化。

铸币税通常是指铸造金属硬币的实际成本与硬币面值之差，或者是铸币者出让铸币获得的净收益。这一般发生在金属货币的实际重量或成色低于其表面标注规格的情况下。

在废弃金属本位制之后，纸币的印制成本大大低于其面额价值，人们认为这就大大增加了铸币税。比如，一张100美元的钞票印刷成本也许不足一美元，却能购买100美元的商品，其中超过99美元差价就是铸币税。这就会吸引国家更多地印制和投放货币。

由于美元是国际中心货币，美国可以用美元从全世界购买商品和服务，从而获得更大铸币税。在记账清算方式下，其他国家获得的美元，又只能主要存放到美国银行或在美购买债券等，有利于压低美元利率水平与债务成本，诱惑美国不断扩大货币投放、压低美元币值，进而引发全球性通货膨胀，甚至引发严重的金融或经济危机，是非常不公平、不道德的金融霸权行为。

以上说法广为流传，似乎不容置疑，但却经不起仔细推敲。实际上，信用货币体系下几乎不存在铸币税。

这需要从信用货币的两大投放渠道进行考察。

1.货币投放机构购买价值储备物，主要是以往曾经充当货币的贵金属（如黄金、白银），或者购买主要国际货币（外汇）等进行货币投放，据以确定货币币值并增强货币信誉。

这种方式下，央行用本身几乎没有什么成本的货币（甚至可以无需印制而直接记入收款人的存款账户）就购买了很有价值的储备物，似乎就实现了铸币税。但实际上央行的货币储备物是不可以随意动用的，只有在需要抑制货币贬值（包括汇率走低）时，央行才会主动出售储备物回笼货币，由此可能实现储备物的买卖收益。严格讲，最多这部分买卖收益才能看作是央行实现的铸币税。央行购买储备物在没有出售之前，并没有真正实现铸币税收入。

2.货币投放机构以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等方式，按照约定的还本付息等条件向社会主体借出货币进行投放（可以直接记入借款人的存款账户）。这种方式将借款人引入，与货币投放机构一道，共同对财富的价值规模进行评估，据以进行货币投放，就能够突破货币供应受制于货币储备物供应的限制，保证货币充分供应，并使货币总量与财富价值相对应，促进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更好地发挥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功能。这成为信用货币投放最重要的渠道与特色。

当然，这种方式就存在借款本息可能难以收回而形成坏账损失，即投放的货币超出社会财富实际的价值规模形成超发的风险，需要及时识别与核销可能的坏账损失，强化负债偿还的信用意识，严厉打击逃废债行为，对资不抵债的借款人及时实施重组或破产清理。为此，需要将货币投放机构区分为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分别管理，面向社会公众和政府的贷款与债券购买交给商业银行办理，中央银行主要负责货币现金管理以及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成为银行的银行。

这种方式下，银行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只是增加了它的债权（资产）和相应的收益权（利息），而且这部分收益还需要扣除为此支付的资金来源成本、债权坏账损失和收入所得税等，才是银行的净收益。但这部分净收益属于银行经营性收益，不属于财政性收入，不能再看做是铸币税。

在国际上，美国确实可以使用成本很低的美元向其他国家购买货真价实的商品，但这部分美元会体现为美国的对外负债，而不是铸币税收入。从出售商品的一方看，这是一种销售收入，而不是纳税支出，其获得的美元还可以在国际上购买新的商品或进行投资。

可见，信用货币体系下，并不像人们直观印象的那样，存在巨大的铸币税。相反，铸币税实际上很少！

在货币转化成为信用货币后，为保持货币总量与财富规模的变化相对应，维持货币币值稳定，就需要加强全社会物价总水平的监控并据以调节货币投放。由此就形成了包括物价指数构成与调整、物价指数（通货膨胀率）变化目标确定和监控、物价指数变化超出目标的调节工具与具体实施等在内的货币政策体系。

理论上，货币政策目标就是维持货币币值稳定，保持货币政策中性，并因此需要保持中央银行独立性，避免政府对货币投放的行政干预。

但由于社会财富种类繁多、分布极广，而且大量处于流通和再加工过程之中，要全面准确地掌握全社会物价整体变化情况极其困难，所以实践中只能选取部分与人们生活生存密切相关的最终消费品作为样本，按照其影响程度赋予不同的系数，形成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近似地反映社会物价及货币币值的变化，据以进行货币投放和总量调节。

由于CPI并不是社会物价总指数，其变化不仅受到货币总量与财富规模对应关系的变化影响，而且受到金融市场越来越多地分流货币，以及其本身供求关系变化等很多因素的影响，就使货币政策调控变得越来越复杂。

由于信用货币是建立在整个国家信用基础之上的，受到国家主权和法律保护，而不再是央行自身的信用或负债，是国家将货币管理的特权交给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一样，都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所以很难脱离国家意志保持货币政策中性和中央银行独立性。执政党为赢得民心，维护执政地位，往往更愿意刺激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保持充分就业和社会稳定，因而会不断降低利率、扩大货币投放，压低货币币值，将社会财富更多地从货币性资产持有方转移给愿意扩大负债增加投资和消费的群体，使货币政策越来越发挥出调整财富分配的财政功能。直观看这会对持有货币性资产的群体不公平，并且会因通货膨胀而加大底层社会群体的生活困难，但却是刺激经济发展、维持社会稳定所需要的。只要能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扩大社会就业，增强社会最低生活保障，避免引发社会动乱，通过货币政策实现社会财富重新分配要比直接增加税费收缴容易的多。

当然，由于社会的投资消费和货币需求很大程度上是顺周期的，越是经济发展向好，投资回报率提高，就越容易增加社会货币需求，扩大投资和消费。如果不加以适当调节，很容易推动投资发展走过头，造成产能过剩、需求不足，最终使经济陷入低迷甚至引发经济金融与社会危机。此时国家宏观政策自然的选择还是加大刺激或救市力度，进一步降低利率、实施减税让利。最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就步入零利率、负利率困境，不得不实施越来越大规模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甚至不得不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现代货币理论（MMT）因此成为越来越多国家货币政策的真实写照与理论总结。这在很多曾经参与全球化高速发展，产能超出本国需求，但国际竞争力又转弱，需求严重不足，特别是货币大量流入国际金融市场的国家，这种状况就更加突出。

现在，信用货币发展已经偏离货币总量与财富规模的变化相对应、保持货币币值稳定的宗旨和本源，货币政策更多地追求经济增长与社会就业，难以保持货币政策中性和中央银行独立性，货币政策财政化、财政赤字货币化越来越严重，长此以往，有可能严重威胁经济社会稳定，破坏货币的信誉，威胁货币的生存。

因此，真正需要高度关注的，不是货币铸币税，而是如何把控货币政策财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