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9年起，我国开始推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经过10余年的发展，人民币跨境使用国别不断增加，覆盖领域有序拓展，参与主体愈加多元。从总体上看，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以及清算设施建设等领域均已取得较好成效。下文将分析当前人民币跨境使用的特点及制约因素，并对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出相关建议。

根据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2020年我国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量已达6.8万亿元，对外直接投资的人民币结算量达到3.8万亿元，以人民币结算的跨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为4.8万亿元、2万亿元、1.1万亿元、2.8万亿元。2020年四季度，中国银行发布的跨境人民币指数（CRI）为317，达到近5年来的最高点。人民币跨境使用活跃度明显增强，保持积极向好态势。

人民币在货物贸易项下的结算量明显提高。为有效规避波谲云诡的国际经贸形势、金融形势带来的汇率风险，越来越多的进出口企业选择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推动人民币结算水平进一步提高。2020年1—4季度，人民币在货物贸易项下的使用规模分别增长10.8%、6.4%、14.2%和18.9%。中国与东盟的人民币跨境结算量占中国全部人民币跨境结算量的比重从2019年的9%升至2020年的13%。

人民币跨境使用活跃度进一步提升。2020年，我国新设北京、湖南、安徽3个自贸区，全国自贸区和自贸港已达到21个，跨境资金流动更加便利。粤港澳大湾区启动“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大湾区居民可跨境投资本区域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这一举措将进一步提升人民币跨境使用水平。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高地，其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占全国的比重已超过50%，人民币成为在沪外资企业首选结算币种。深圳作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其人民币跨境业务也获得长足发展，人民币跨境结算量已占深圳国际贸易结算量的40%以上。2021年以来，国外部分地区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由于我国疫情防控举措得当，经济持续恢复增长，进出口贸易保持良好增长，人民币与美元汇率保持稳步升值态势，境外机构增持人民币国债、金融债和股票等金融资产的趋势明显。这些因素有助于促进人民币跨境使用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我国人民币跨境结算的主要渠道为一般贸易、服务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从我国人民币的跨境交易和流通模式来看，主要分为五类。一是进出口企业在与其关联公司、贸易伙伴之间的跨境进出口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二是主营境外承包工程的企业将政策性银行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放的人民币贷款通过承包工程收入的形式实现回流。三是在跨国公司和商业银行的境内外分支机构的共同推动下，资本项下的直接投资和跨境融资逐渐成为跨境人民币流出和回流的新渠道。四是跨境电商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五是外商使用人民币在华进行直接投资。

（一）应用场景一：境内外关联公司之间的贸易结算

从目前情况来看，大部分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主要是企业基于离岸（主要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市场与在岸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之差，将企业应收的外币货款通过其境外公司结转为人民币后，再汇入境内所致。以山西省某国有大型制造企业为例，其国际贸易业务与国际结算均由香港合作公司负责，跨境结算的币种也由香港合作公司根据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汇率情况进行选择。若离岸与在岸市场汇差有利可图，则香港合作公司可能将收到的外币兑换成人民币后再汇入境内。在这种贸易结算方式中，实际贸易双方仍以外币计价，人民币收款只在境内外汇兑收益有利于企业的情况下发生，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币跨境结算交易。

（二）应用场景二：人民币跨境投融资

目前，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跨境收支渠道主要集中在直接投资和跨境融资两方面。境外直接投资成为资本项下人民币输出的新渠道，而外商直接投资是人民币回流较为稳定的渠道。由于目前人民币在境外的用途仍然有限，大量通过贸易结算等途径流向境外的人民币需要最终通过直接或间接投资的形式回流至国内，以取得相应的投资收益。

此类跨境投融资活动往往离不开商业银行的积极参与。境内外商业银行抓住离岸与在岸市场之间的汇差，内外联动，创新推出一系列方便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的产品和服务。如在香港等人民币离岸中心，离岸人民币贷款业务主要因中资企业跨境融资而发生。当前，在全口径跨境融资项下的人民币跨境直接贷款业务多由国内银行的境外分行提供资金，境内外分行通过融资性保函、银团等模式开展业务合作，占用境内企业的全口径额度来完成融资业务。在这种业务模式下，人民币在境外的沉淀规模、境外分行自身的人民币存量等因素将对跨境人民币融资业务规模产生影响。

（三）应用场景三：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闭环贷款

为了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利合作，我国通过政策性银行向项目国提供具有优惠性质的资金。援外优惠贷款利率低、期限长，具有政府援助性质，含有赠予成分，可以要求贷款项目所对应的商务合同以人民币计价。具体放贷形式是境外项目国的政府机构在境内开立贷款账户，由我国政策性银行为境外项目国的政府机构发放人民币贷款，后期政策性银行直接将款项以承包工程收入的形式支付给境内企业。

闭环放贷策略可以把海外贷款的违约风险降至最小。对于高风险债务人，政策性银行无需将资金汇至境外项目国政府控制的账户上，仅需直接支付给承建海外工程建设项目的中国承包商。但从实质上看，人民币贷款始终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之内流通，仅在国际收支申报数据中体现为居民与非居民的跨境交易。

（一）境内企业缺乏结算币种主导权，境外企业对人民币的接受度有限

我国的出口企业大多仍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的角色以加工装配者为主，最终产品主要销售至美国、欧洲、东南亚、拉美等地，而产业链上的企业更愿意使用最终销售地的货币进行计价。在我国境内加工企业的境外客户中，不乏苹果公司等国际大企业，境内加工企业处于价值链末端，其议价能力较境外客户弱，往往缺乏结算币种选择的主动权。对境外企业来说，使用人民币结算的主要挑战还包括贸易摩擦、利率和汇率波动等风险。此外，新增一种结算货币需要增加相应的管理成本。如人民币的清算、结算程序以及交易、保值产品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在使用人民币后，境外企业需要对人民币相关政策和产品进行密切跟踪，这提升了境外企业接受人民币的操作难度。

（二）跨境人民币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针对性、适配性和丰富程度有待提高

当前人民币跨境使用主要体现在跨境贸易结算功能方面。主流的贸易结算货币至少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一是该种货币的每日外汇交易量足够大，并且其外汇市场应有足够的深度；二是应该建有对冲该种货币汇率风险的渠道，进出口商一方面可以自由借入或贷出这种货币以进行资产负债表调整，另一方面也可使用汇率远期、期货、期权、利率掉期等衍生工具进行货币敞口的风险对冲。

现阶段，我国与亚洲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虽然人民币对日元、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泰铢等亚洲周边国家货币汇率已经直接挂牌交易，但从总体上看，币种的覆盖范围和报价质量仍有提升空间，在不少国家仍缺少人民币与当地货币的直接交易，或缺少做市商提供流动性。与此同时，人民币与相关国家货币之间的汇率避险工具较少，外汇市场规模较小，活跃度也有所欠缺，套期保值成本较高，相关企业面临汇率风险。从期限结构来看，短期限产品流动性不高，长期限的产品种类匮乏。而国际企业在投融资过程中往往具有中长期的避险需求，缺乏中长期避险工具将直接影响企业选择人民币作为投融资币种。

（三）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清算网络和宏观环境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是跨境人民币支付系统（CIPS）实现了境内外金融机构跨境和离岸人民币业务的资金清算和结算，但当前CIPS的参与主体和覆盖区域仍以发达国家市场为主，集中在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较早、业务较为成熟的区域。截至2020年末，CIPS共有直接参与者42家，间接参与者1050家。在间接参与者中，亚洲有806家（其中境内有463家），欧洲、非洲、北美洲、大洋洲和南美洲分别有143家、39家、26家、19家和17家，覆盖全球99个国家和地区。

二是在实践中人民币更多地作为跨境结算货币而非国际计价货币，这使得人民币国际化更多地呈现为境内主体和具有中资背景的境外主体之间的双边使用，而不是有第三方参与的多边使用。在此种模式下，当人民币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之间存在足够大的利率和汇率差异时，人民币跨境业务更容易被套利动机所主导，而缺少具有贸易背景的使用需求。

一般来看，货币国际化可从“内循环”“内外循环”“外循环”三个层面来理解。人民币的境内流通为“内循环”，非居民之间的人民币交易为“外循环”，而人民币跨境交易结算实现了人民币的“内外循环”。经验表明，币值的稳定性、货币的可兑换性以及货币交易网络的广泛性等，都是非居民接受和持有人民币及人民币资产的重要影响因素。畅通人民币内外循环、保持币值稳定、提升人民币的可兑换性和交易网络的广泛性，有利于增强非居民主体接受和持有人民币及人民币资产的意愿。

（一）以东盟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重点，构筑人民币对外输出的稳定渠道

一是抓住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的机遇，进一步扩大和深化我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和投融资往来，增加人民币跨境使用规模。历史数据显示，人民币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接受度领先于全球其他地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个国际贸易领域内的“人民币流通区”（主要由韩国、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构成），在这个区域内人民币作为参考货币的重要性已经不亚于美元与欧元。因此，推动我国与相关国家跨境贸易规模持续增长，将有助于提升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和对外输出水平，并由此切实有效提升跨境人民币结算的集聚效应、热点效应、替代效应。

二是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开发性融资和直接投资中，建立人民币输出的稳定渠道。2015年以来，我国出现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大于外商对华投资规模的逆差态势，而“一带一路”沿线是这一逆差形成的主要地区。从国际投资发展周期角度看，随着一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直接投资格局将由“吸引外资流入”转变为“对外投资超过利用外资”，并形成稳定的逆差。因此，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关投资中提高人民币计价与结算的比例，将为人民币对外输出提供稳定的渠道。

（二）顺应跨境资本对人民币资产的增持趋势，提高非居民持有人民币的意愿

一是稳步推进境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畅通非居民参与投资境内人民币资产的渠道。加快扩展我国境内外资本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地域。在总结“债券通”“沪港通”“深港通”等实施经验的基础上，将类似制度合理扩展至全球其他主要市场，如条件成熟时逐步建立“沪伦通”“沪新通”等，适时扩大现有机制下的投资品种范围。在双向互通机制现有额度管理的框架下，保持对跨境资本流动一定的控制能力，并逐步放宽额度限制，直至额度取消。

二是丰富离岸市场人民币金融产品的品种，增强在岸和离岸市场的联动性，提供多元化的离岸人民币资产保值增值渠道。一方面，可不断丰富离岸人民币债券的发行主体和产品，在汇率预期相对稳定时期，鼓励信用评级较高的各类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到离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扩充离岸市场人民币投资产品池。另一方面，还可创新与人民币债券指数挂钩产品，丰富离岸人民币衍生产品，满足持有人民币的非居民资产配置、外汇对冲、风险管理等需求，进一步扩展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广度和深度。

（三）以原油等大宗商品为突破点，增强人民币作为国际计价货币的功能

增强人民币作为国际计价货币的功能可从根本上缓释跨境贸易投资的汇率波动风险。未来，可充分发挥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原油、天然气进口国的市场优势，强化人民币作为铁矿石、铜、原油、农产品、天然气等大宗商品计价货币的功能，提升我国对全球大宗商品交易的定价权，并促进我国在海外形成较大规模铁矿石人民币、石油人民币、天然气人民币的沉淀和流通。

（四）完善跨境金融基础设施，提升我国跨境人民币流通、交易和使用的便利性和有效性

一是鼓励境内金融机构走出去设立分支机构。未来，可鼓励中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境内金融机构在境外更多地区设立分支机构，稳步拓展境外服务网络，助力人民币在境外形成高效流动的辐射体系。

二是加强CIPS的功能建设、完善、运用和推广。未来，可通过优化CIPS的结算模式，增加业务品种，延长清算运营时间等方式，进一步拓展CIPS在全球范围内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为提升人民币跨境结算、流通、投资、储备等提供扎实有效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