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銀團貸款市場情況及對中國的借鑒意義
美國銀團貸款市場情況及對中國的借鑒意義
作者簡介:肖玉強,中國工商銀行紐約分行總經理;吳昊,中國工商銀行紐約分行研究員。
原文刊發于《現代金融導刊》2020年第8期
美國銀團貸款市場已有三四十年的發展曆史,目前已經比較成熟,研究其市場情況對于探索我國銀團貸款市場建設具有積極意義。
(一)美國銀團貸款的發展曆史
20世紀60年代,銀團貸款在歐洲和發展中國家以基建項目融資的形式誕生。而美國本土的銀團市場發展則與其資本市場聯系密切,諸多研究認定其起源于1980年代的巨額杠杆收購。在整個80年代及90年代前半段,美國銀團市場的主要參與者是銀行等存款類機構,且其發放銀團貸款後并不傾向于在二級市場進行交易。自90年代中後期開始,其他非銀機構開始對銀行的銀團信貸資産産生興趣,這主要是因爲銀團貸款一般具有高級别抵押品且其收益是基于LIBOR浮動,而美國銀行業面臨的改善自身資負結構的壓力也使其願意在資本市場進行相關交易。而如今伴随着資産證券化和貸款交易二級市場的創新發展,美國銀團市場與資本市場已高度融合,其産品類型也變得極爲豐富。
(二)美國銀團貸款的主要産品
傳統而言,銀團貸款産品主要有四種類型:循環貸款(包含備用循環)、定期貸款、信用證和延期提取的定期貸款。近20年來,美國銀團貸款市場産品進行了各種創新,如(銀團)過橋貸款、第二留置權貸款、精簡契約貸款、跨境貸款和夾層貸款等。
循環銀團貸款類似于零售銀行業務中的信用卡産品。這類産品通常僅限于投資級市場,允許借款人提取、償還和重新借款,金融機構債權人向借款人收取與承諾額成比例的年費。根據監管機構的資本要求規定,循環銀團貸款使用期一般低于1年,但可以展期。而備用(循環)銀團貸款是循環銀團貸款的一個變種,企業一般将此信貸承諾與其他較便宜的融資來源(例如商業票據計劃)結合使用:多數情形下企業傾向于使用其他更便宜的資金來源而不是使用備用銀團貸款,隻有其他資金渠道存在困難或者成本大幅上升時,企業借款人才提取款項。美國大型企業普遍使用備用銀團貸款以作爲其流動性儲備和支持公司評級發債。
定期銀團貸款類似于車貸等分期貸款。借款企業可以在承諾期内提取貸款,而後根據計劃進行分期還款或一次性付清所有到期貸款。定期銀團又可分爲攤銷定期貸款和機構定期貸款:攤銷定期貸款是具有還款時間表的定期貸款,期限一般低于六年,銀行通常将其與循環信貸打包後一并提供給企業融資者;而機構定期銀團貸款是專門爲非銀行投資者準備的定期貸款工具,包括第二留置權貸款和輕信用盟約貸款等。
(三)美國銀團貸款市場現狀及市場結構
根據标普數據統計,2019年末美國銀團貸款總額超過2.1萬億美元。其銀團市場又可細分爲投資級市場、杠杆貸款市場以及中間市場。
投資級市場主要以面向規模較大、實力較強企業的備用銀團貸款等循環信貸爲主,單筆貸款或者承諾額度較大、利率較低,而外部評級一般在投資級(BBB)以上,銀行通常願意持有到期,因此在二級市場并不活躍。2019年的投資級銀團貸款總額高達9500億美元,占整體銀團份額的45%。
杠杆貸款市場資金主要用于企業再融資、并購、杠杆收購(LBO)、股息資本重組等項目,且是銀團二級市場交易的絕對主體。2019年杠杆貸款總額約爲8070億美元,占整體銀團份額的39%。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前幾年,類似于美國垃圾債市場的迅猛發展,發行的銀團貸款主要是風險更高的杠杆貸款,其中2018年杠杆類銀團貸款在所有當年發行銀團貸款中占比高達63%。
中間市場一般定義爲向年收入低于5億美元的公司提供的不超過5億美元的銀團貸款。
從金融機構持有銀團貸款的存量結構看,2015年之前非銀金融機構持有銀團貸款占比較高,但近幾年銀行金融機構在整個存量銀團貸款中占比已經略高于非銀金融機構。從存量高風險銀團貸款結構看,非銀金融機構持有量依然明顯高于銀行類機構。
(一)從市場需求或者美國企業客戶的角度
首先,銀團貸款是企業擴充融資途徑的重要手段。在新冠疫情前,截至2019年末非金融公司債務接近9.9萬億美元,占美國GDP的47%,而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的兩個最大來源是公司債券和銀團貸款,從2014~2018年的平均發行數據來看,銀團貸款發行量略高于企業債券發行量。通常而言,企業在選擇何種融資方式之前最重要的考量是盡可能多地增加債務融資渠道以保證經營現金流的穩定,進而增加融資選擇的靈活性。因此在美國市場,企業常常會充分利用備用銀團貸款或者其他銀團貸款作爲其擴充融資途徑的重要手段,在此基礎上企業才會進一步考慮貸款與發債的便利性與成本因素。從長周期看,美國企業并不把銀團貸款和債券看作相互替代的融資渠道,而更多是一種“互補”的關系。
其次,從企業成本角度而言,銀團貸款成本并不必然高于直接融資成本,備用銀團貸款在提款之前隻需繳納較少的非息付費。在債券融資成本顯著低于貸款利率的時期,直接融資是大型企業的主要資金提取來源,但取得備用銀團的“增信”有助于企業降低直接融資成本;在資本市場劇烈波動、債券市場存在較大不确定因素甚至間接融資成本低于直接融資成本的情況下,銀團(或者備用銀團)貸款可爲企業維持正常運行發揮重要作用。今年一季度在新冠疫情沖擊下就出現了企業大幅利用備用銀團承諾提現以維持正常運營的現實案例,因此備用銀團也間接地起到了穩定資本市場、降低系統性金融風險的作用。
再次,銀團貸款是企業進行“銀行管理”的重要工具。不同于中國市場企業相對銀行業較爲弱勢,美國大型企業在其融資服務過程中往往議價能力很強,會通過強大的企業司庫進行融資管理。這些企業通常隻選擇參與其銀團貸款項目的銀行作爲其金融服務商,在與這些參貸銀行的其他金融業務中獲取利益補償,比如要求更高的存款利率,更低的現金管理或者其他金融服務咨詢費用。因此,參加企業銀團甚至成爲了銀行向相關企業進行營銷的敲門磚。
(二)從供給或者美國金融機構的角度
首先,衆所周知美國銀行業監管面臨的資本壓力一直非常大,美國銀行業轉型升級的内在需求使得美國銀行業願意動用銀團貸款。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今,受信用風險高度集中、資産負債表擴張出現瓶頸及同業競争加劇、貸款利率增長受限等原因影響,銀行業對于盤活既有資産、更大程度增強銀行放貸能力的意願非常高,通過參與銀團貸款市場,銀行業增強了主動信用風險管理能力,也改善了其收入結構,并提高了商業銀行的綜合經營程度。
其次,美國銀行業充分利用了資本市場對國際銀行的吸引力和本土大行對銀團一級市場承銷業務的控制力,使其可以撬動大量國際資本以追求更大的利潤回報。根據FDIC的一些研究發現,1995~2016年累計高達27萬億美元的美國銀行業銀團數據中,有67.4%實際上是國際銀團貸款,而非美國銀行貢獻了34.9%的貸款額度,美國銀行撬動的國際資本遠遠高于世界其他國家,而且美國本土銀團市場的外資參貸占比僅次于加拿大的35.7%,位于世界第二。
再次,美國非銀金融機構等資本市場參與者,包括結構性工具CLO、保險公司、私募基金、對沖基金、共同基金等對于銀團貸款産品,特别是杠杆貸款産品的高回報也富有興趣。銀團投資者基礎顯著擴大且不斷多樣化也反過來促進了銀團貸款需求的增長,銀團貸款一級市場的發起量和二級市場的交易量也因此明顯增加,過去三十年裏發展最快的杠杆貸款市場就是最好的例證。
(三)從監管或者維護金融市場良性發展的角度
由于銀團貸款實質上可分散信用風險、降低實際經濟融資成本,同時不斷完善的銀團交易市場也促進了美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因此美國監管機構對于銀團貸款的發展屬于良性看待。與此同時,明确的強化的流動性監管使得美國銀行業對于銀團貸款尤其是備用銀團的流動性風險有了相對較強的防禦能力,爲企業放心提款和銀行從容應對奠定了基礎,這也促進了銀團市場的健康發展。
以美國監管對銀行的流動性要求爲例,監管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并未設置明确的可量化的流動性要求,但在2014年公布了基于巴塞爾協議III的流動性覆蓋率(LCR)的美國版本,對銀行業無留置權的高質量流動資産(HQLA)數量設定了最低要求,以使銀行能夠度過流動性壓力情景測試。而且LCR對信貸便利和流動性便利都做了明确規定:如根據LCR要求,非金融企業每1美元未動用的信貸便利都要有10美分的HQLA支持,對非金融企業的流動性便利要求每1美元未動用的信用額度對應30美分的HQLA。這些均爲銀行因應銀團貸款的相關流動性風險提供了風險提示和明确的監管指引與要求。
(四)銀團市場與傳統資本市場的高度融合以及良好的基礎設施建設也促進了美國銀團市場的健康發展
美國銀團市場與傳統資本市場高度融合,成爲了其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IHS Markit數據統計,銀團貸款轉讓已成爲美國銀行業第二大資産流轉形式。首先,銀團業務的運作方式有着典型的投行業務特征和明顯的資本市場屬性,其在融資結構設計、承銷和代理行管理、二級市場交易等方面充分借鑒了資本市場的專業化管理,而且靈活多樣的結構化安排和産品設計極大地調動資本市場各方參與者的積極性,提高了銀團業務效率及收益。其次,銀團參與主體與傳統資本市場高度重合,銀團牽頭行大多是如摩根大通、花旗集團、美國銀行等大型銀行或其投行部門,二級市場投資者也遍布整個資本市場,包含了基金、保險等大量非銀金融機構,而銀團貸款及其衍生品也極大豐富了美國資本市場構成,相關證券化資産高達上千億美元。此外,美國發達的資本市場服務商夯實了銀團貸款市場發展的重要基礎,比如LSTA标準化的貸款清算與結算設施、三大信用評級機構、包含彭博公司等在内的其他服務商等也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次,行業組織LSTA起到了重要作用。爲了使銀團貸款市場發展,促進銀團貸款資産類别的成熟和簡化交易結算過程,美國在1995年成立了銀團和貿易協會(LSTA),随後LSTA在制定市場的最佳實踐、市場标準和交易标準方面做了大量基礎建設工作,提高了銀團貸款市場的透明度、流動性和效率。舉例來說,比如其在2017年發布的針對投資級借款人的完整信貸協議的新形式(《完整信用協議指南》)已經被一級市場參與者廣泛使用,其發布的包含“交易确認書”在内的一整套标準化交易文件也直接促進了二級市場的業務增長和流動性。
首先,銀行主動分散風險的意識有待繼續提高。在全球經濟陷入新冠衰退之前,我國經濟就存在較大下行壓力,因此優質項目資源較爲稀缺,這使得銀行主動組建銀團的動力不強,通過同業合作進行風險分擔的需求被考核指标沖淡。在此背景下,銀團貸款往往是銀行信貸規模受限時的被動選擇,即使銀行在面臨優質行業客戶的大型項目時選擇組建銀團,項目牽頭行的承貸份額往往占比50%或以上,風險沒有得到充分分散。
其次,企業客戶采用銀團貸款的意願不強。組建銀團的往往都是大型項目,但這種項目的借款人往往融資能力較強,此類企業往往更重視降低當下财務成本而忽視擴寬融資渠道,通過銀團進行“增信” 沒有明顯實際效果。此外,與多家銀行同時商談貸款條件往往降低了借款人的話語權,也使得企業組團意願不高。
再次,交易市場參與主體單一,市場缺乏活力和流動性。目前我國銀團市場參與者多是大型銀行且其資負結構同質化明顯,券商、基金和保險公司等非銀機構投資者的缺席不僅限制了銀團貸款市場的資金量,也使得二級市場的流動性遲遲不能提高。
最後,信息系統的支撐較爲薄弱,銀團信息透明度不夠。相對于美國市場銀團相關信息可通過衆多第三方資訊機構獲得,我國銀團市場由于缺乏信息系統支持,項目信息和市場合作渠道并不暢通,效率不高,銀團貸款雖然可部分降低多頭授信,但缺乏信息披露制度仍使得相關問題持續存在。
首先,中國銀團貸款市場還處于發展的早期階段,推動銀團貸款市場發展有助于盤活我國銀行業資産負債表,促進銀行業向輕資本轉型,增強銀行業綜合運營能力。從美國銀團市場發展的曆史來看,其發展曆程有着自身的市場規律,銀行業的資本約束和非銀機構對于信貸資産的需求極大地推動了美國市場的發展,而目前 “資本約束”已也成爲影響中國銀行業發展的重要因素,資本充足率要求不斷提高,中國銀行業應在創新拓寬資本工具發行渠道進行“開源”的同時,充分探索有效的釋放資本的工具以進行“節流”。發展銀團貸款業務、增加銀團貸款交易有助于中國銀行業盤活銀行業資産負債表,促進銀行實現輕資本戰略轉型。
其次,投資級備用銀團或是我國現階段需要發展夯實的重要市場,而從美國銀團市場不斷系統化、國際化的角度來看,發展銀團業務有利于我國銀行業在 “一帶一路”和“金融開放2.0”的大背景下以更少的資本撬動更多的國際資産,爲新一輪銀行業國際化發展提供抓手。
再次,推動銀團貸款業務和傳統資本市場的深入融合有助于我國推進“加快資本市場改革、大力發展直接融資”的改革實踐。第一,相對于美國等發達資本市場國家以直接融資爲主,我國目前仍以間接融資爲主,由銀行主導且參與者更爲廣泛的銀團貸款雖屬于間接融資的範疇,但同時又具備一定的直接融資屬性,深化銀團貸款與傳統資本市場業務的融合或許可成爲我國“加快資本市場改革、大力發展直接融資”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推動力量。第二,更大程度地引入非銀機構等資本市場參與方、不斷完善資本市場服務商市場、積極發揮監管機構和中國銀行業協會在推動法律法規建設、行業标準制定、行業自律規範的作用可夯實銀團市場發展的基礎,深化銀團二級市場的流動性。此外,從美國監管和市場發展的良性循環過程來看,細化我國銀行業監管機構對于銀團貸款的資本和流動性約束要求有助于提高企業和銀行使用銀團的動力。
最後,回歸本源,發展銀團貸款市場有助于在降低銀行業信貸風險的同時提高金融系統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如能以美國銀團貸款市場規則及實務爲參照,大幅提高銀團貸款在大型企業的主要融資安排中的占比,有助于提高融資安排的運作效率,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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