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耀:G20應承擔财政和貨币政策國際協調的主導角色
朱光耀:G20應承擔财政和貨币政策國際協調的主導角色
來源:國際金融論壇
IFF副主席、中國财政部原副部長朱光耀在國際金融論壇(IFF)第17屆全球年會,“新變局下的貨币與财政政策”上的講話。
2020年大家要作出非常艱難的選擇,新冠肺炎疫情帶來巨大的人類危機,我們在這次危機當中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從政策協調方面來說,也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戰。而财政政策、貨币政策在全球上的協調上,确實是非常欠缺的,這跟上一次2008年的金融危機,情況有很大的區别。當時有一個全球的合作和團結機制,共同應對金融危機,而現在卻沒有看到類似有效的政策協調機制。與此同時,在普遍低利率的環境下,目前已經有17萬億美元的負利率債券,高負債将帶來巨大的挑戰。
有些人可能會說,這不是個好事嗎?從财政政策角度來說的确是個好事兒,但實際上并不是一個好事。付息成本目前是比較低的,對于政府預算來說是減輕了負擔,低利率把付息的負擔降低了,這是好事。但它對于長期的機構債務存在巨大的不利影響,加上目前又缺乏國際上的協調,單邊主義對于所有國家都有很大的不利影響,對于美國也沒有益處。2008年,美國受到了金融危機的沖擊,那個時候美國、歐洲、日本、中國等大型經濟體聯起手來,制定相應的财政政策和貨币政策應對金融危機,但不幸今時今日沒有真正的協調可言。
國際貨币基金組織雖然負起了一定的國際協調責任,但其作爲一個國際機構,在高層決策上作用有限,因爲它對所有國家的貨币和财政政策能做的不多。那麽如何應對這種挑戰?
第一,所有國家還是要回到正确的軌道上來,共同攜手應對疫情危機,同時應對危機的代價應該由财政承擔起來。這個代價也不大,可能是12萬億、15萬億或18萬億美元,對決策者來說,應該意識到财政應該發揮最主要的作用,而且貨币政策也必須要跟财政政策相配合。如何應對目前負利率的環境呢?所有經濟體都需要加強彼此的合作,在G20框架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坦白說,從2009年以來,世界已普遍認同了G20才是最大的政治協調平台。所以通過20國集團協作,一起設計出一種新的政策合作框架,這是一種必要制度安排,也是艱巨的工作,同時也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每一個大型經濟體,應該根據它的經濟情況來提高國内政策協調性。3月份以來,美國财政部有一定程度的國内政策協調,但是目前來說,美聯儲跟美國财政部之間還是有很大意見分歧,怎麽協調一緻共同提升美國民衆的信心?中國是今年世界上唯一一個取得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但中國在防疫抗疫中也付出很大的代價。從政策這一端來看,中國的10年國債年息已經超過3.3%,跟美國10年國債利率的價差已經達到250個基點,遠遠超出了120個正常基點。美國是最大的發達國家,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所以兩國的國債利差可以有一定幅度,但是如果利差達到250個基點,實在有點高了。怎麽來作出平衡呢?這就需要每一個國家對其國内政策作出調整,而不是一味地抱怨國際環境,國内貨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應該在國内有所協調,各方、各不同機構之間也要有所協調。同時在G20審慎的框架下應該有全方位的思考,把今年和明年的經濟進行全面規劃。明年的情況是怎麽樣的誰都說不準,IMF預計會有5.2%的經濟增長,但前提條件是疫情必須在今年年底得到控制。
目前面臨的挑戰非常巨大,可以說是二戰以來前所未見的危機。要應對這種系統性的危機,需要系統性的應對策略,特别是從财政政策和貨币政策方面,作出國際協調和應對。需要把一些長期的問題納入到考量當中,在财政政策中,要考慮的是數字化經濟和數字化潮流,目前來說有數字化貨币,政策的框架也需要将數字化考慮在内。面對實實在在的挑戰,需要實實在在的機構安排,而且在全球範圍内提出一個必要的制度安排。我認爲G20應該成爲制度安排的主導角色,且每個國家應該在一個宏觀經濟的框架當中提出自己的一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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