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涛：政策“不急转弯”助力开好局

中国金融杂志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1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政策操作上不急转弯。这缓解了会前市场对于2021年经济政策紧缩的预期，有助于实现会议提出的确保“十四五”开好局，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一百周年的工作任务。

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除了提出对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中长期问题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外，还首次提出要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跨周期调节”的新提法问世后，迅速引起了市场的广泛热议。

不少市场人士从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的长期均衡角度，得出了随着2021年经济增速反弹，本轮复苏基本完成，财政货币政策将加快退出、趋于紧缩的判断。而笔者自2020年8月中旬以来，就在一系列文章或研报中指出：一是应对经济收缩与扩张周期的快速切换甚至叠加，不能沿用过去的逆周期调节思路；二是政策悬崖是上次各国危机应对的重要教训，我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应对的教训除了出手时用力过猛外，还有就是退出时收手过快；三是疫情上半场我国货币政策保持了定力，下半场退出也没有必要过于迫切；四是2021年内外部不确定性不稳定因素较多，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有助于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市场信心。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宏观政策不急转弯，符合我们的预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国内外形势作出了清醒冷静的判断。一方面，肯定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2020年我国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另一方面，也指出2021年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世界经济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会议强调，2021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要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科学精准实施宏观政策，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其实，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11月6日于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就已明确指出，抗疫期间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是暂时的，退出是迟早的，也是必要的，但对于退出的时机和方式需要进行认真评估，主要是根据经济恢复的状况进行评估，不能仓促，不能弱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果。他还特别强调不能出现“政策悬崖”，政策突然中断可能很多方面适应不了。

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分析形势时指出，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我们要做好工作预案。由此可见，内外部挑战早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就已存在，并没有因疫情过后自动消除，相反有些方面还可能有所加重。因此，“六稳”“六保”工作任务、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依然成为明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因为基数原因，2021年年初我国有可能出现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速。全年增速可能前高后低，坡度比较陡峭，且全年经济增速与2020年相比也会有一个较大的提高。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有助于夯实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更好应对内外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的挑战。正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所言，面对疫情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冲击，政策既可能做多，也可能做少，但做多的风险要低于做少的风险，因为做多了只不过会让经济更快、更强劲的复苏，做少了却可能扼杀复苏的苗头。

宏观调控通常是讲“逆周期调节”，“跨周期调节”是我国对于宏观调控的重大理论创新。疫情全球大流行造成了非典型的经济衰退。我国以保持政策定力，出色完成了疫情应对的上半场。下阶段，我国遵循跨周期的思路推动宏观政策的有序退出，也将圆满完成疫情应对的下半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从疫情防控向常态化的平滑转换。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提出宏观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必要支持力度的同时，也一再强调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把握好政策的时度效。其中，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

实际上，最近人民银行一直在反复强调，货币政策要继续保持松紧适度，既不能让市场缺钱，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也不能让钱溢出来，让市场搞钱生钱的投机交易。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重申，要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金，完善债券市场法制，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地制宜、多策并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任何政策选择都是有成本的。我国早在2020年6月份就提出要关注货币刺激的后遗症，风险管理要走在市场曲线前面。而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人民银行在宏观审慎管理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逐步建立了“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的金融调控双支柱。其中，货币政策主要关注增长、就业和物价稳定；宏观审慎与其他金融监管政策配合，打击资金空转，预防资产泡沫。为防范化解资产泡沫风险，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预计2021年金融监管和宏观审慎依然将保持较强的力度，对于金融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仍然会坚持“零容忍”的态度，配合支持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处理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讲，投资者要降低赚流动性的钱、赚快钱的冲动，更多去赚估值的钱、赚慢钱。

由于基数效应，2021年我国稳增长的压力可能不会像往年那么大，进而将形成一个难得的时间窗口。而且，保持正常的财政货币政策空间不是攒着看的，而是拿来用的。即便2021年内外部环境出现一些超乎预期的不利变化，我国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还有一定的空间，如有需要，随时可以出手。这为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提供了更厚的防护垫。我们要用好这个时间窗口，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2021年构建新发展格局要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

会议结合十四五规划工作部署，确定了八方面的重点任务。

一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确定科技创新的方向和重点。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发挥好重要院所高校国家队作用，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快国内人才培养，完善激励机制和科技评价机制。二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统筹推进补齐短板和锻造长板，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并在产业优势领域搞出更多独门绝技。实施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三是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完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增强投资增长后劲，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撬动作用，激发全社会投资活力。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扩大制造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建设现代物流体系。四是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深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健全现代企业制度，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健全金融机构治理，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完善安全审查机制，重视运用国际通行规则维护国家安全。五是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保障粮食安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规范耕地占补平衡。六是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特别强调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七是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高度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加快完善长租房政策，逐步使租售同权。土地供应要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整顿租赁市场秩序。八是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新能源。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这次公共卫生危机应对，西方主要以政府救助为主，而我国一直坚持打“纾困+改革”的组合拳。政策是临时的，制度是长远的。深化改革，将有助于我国化为危机，重塑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同时，也将有助于提升中国资产的估值中枢，更好回报境内外的价值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