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标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文本内容非常豐富，裏面有兩個非常重要的關鍵詞，可以說是《建議》的主題和綱領，即“高質量發展”和“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關于高質量發展，可有多個層面的解讀，比如宏觀的、微觀的、結構的，等等。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經濟結構、産業結構的高級化。三次産業形成比較合适的規模、比例，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特别是生産性服務業在國民經濟當中占據主要成分，而且這種情形下經濟将具有非常典型的創新驅動特征。

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理解“高質量發展”，那麽如何在同一個方向上分析和認識“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一方面，經濟增長驅動要以内需爲主。當國内經濟結構、産業結構不斷高級化，尤其是在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占比越來越高的情形下，社會主要行業、産業的投資回報就會不斷提高，要素配置的邊際回報和要素在國民經濟中的分配比例也會相應提高，這是擴大内需真正有效的推動力。另一方面，外循環仍然十分重要。首先，經濟學最基本的原理告訴我們，分工可以實現各方的福利改進和資源配置優化，國際産業分工依據的基本原理是比較優勢。曆史上我們對這個問題認識得非常清晰，很早就有“田忌賽馬”的故事，它告訴我們，即使一方資源要素單個比較而言不具備優勢，但按各自分工、在一定的組合下仍然能實現最優配置，并在比賽中勝出。因此，即使經濟增長驅動以内需爲主，也不意味着我們要放棄全球分工，要放棄在全球範圍内配置資源和布局生産。更何況，在供給端，還有不少資源要素和供應環節，在我國也是稀缺或存在短闆的，必須依賴國際市場。

不僅如此，高質量發展還意味着供應鏈的調整、産業結構的升級、價值鏈的躍遷。這個調整、升級和躍遷的過程如何發生？更具體而言，是主要在國内實現，還是仍然需要着眼于全球，在國際範圍内實現？

從經濟運行的一些現象和具體數據看，總體而言廣東“六穩”“六保”成效顯著，經濟複蘇較快。之所以有這麽好的局面，離不開黨和政府強有力的領導，也與廣東所在的粵港澳大灣區特殊地理位置有關。另外一個比較重要的因素，恐怕與廣東比較早地在國内率先提出“騰籠換鳥”的戰略有關。“騰籠換鳥”是什麽？其實就是産業轉移，産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供應鏈價值鏈的躍遷。廣東不僅10多年前就開始了這一過程，而且目前仍然在持續推進。過去，廣東“騰籠換鳥”主要是促進部分不再具有比較優勢的産業向國内其他地區轉移，如佛山的陶瓷工業大批外遷；而現在，則更多地是面向境外、特别是周邊國家和“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轉移，如東莞、惠州的一些電子組裝産業轉向越南。

這一進程實際上具有普遍性。近年來，東部沿海地區的一些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合資企業，到周邊國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甚至一些非洲國家、南美國家興建産業園、工業園，實際上就是産業對外轉移。這些工業園、産業園小的幾平方公裏，大的十幾平方公裏、數十平方公裏，最大的在白俄羅斯，面積超過125平方公裏。對此，一些東部沿海地區的地方政府持比較開放的态度，強調“不求所在，但求所有”，認爲這是本地企業有國際視野和國際競争力的表現，隻要企業總部在本地、最終合并财務報表在本地，部分生産環節是否在本地并不重要。不過，也有一些部門和地方政府對此有較多顧慮，主要是擔心“産業空心化”，導緻本國或本地競争力的損失。爲此，有關部門也在中西部地區興建了一些産業轉移承接園區，并出台一些優惠政策，用以吸引東部沿海地區産業對中西部地區轉移，而不是轉移到境外。

對此，我們要客觀正視這個趨勢，順應市場規律，采取更加積極的姿态、更具有戰略視野的頂層設計，以及更有針對性的措施，支持推動中國企業走出去，有序實現産業對外轉移，落實高質量發展和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要求，實現中國企業着眼于全球的新一輪供應鏈調整、産業結構升級和價值鏈躍遷。一方面，這種産業跨國轉移反映了最基本的經濟學規律，就是體現資源禀賦比較優勢和規模經濟競争優勢，按物理空間、地理空間進行分工，使要素在邊際産出上獲得更優配置。我國改革開放、特别是加入WTO後成爲國際制造業中心的過程，其實就是不斷承接國際産業轉移的過程。改革開放早期，産業從日本往“亞洲四小龍”國家和地區轉移，當比較優勢進一步發生結構性調整時，又依次往中國大陸以及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轉移。另一方面，我國總體上是一個統一大市場，勞動力等要素可在全國範圍内相對自由地流動，一些産業、行業和企業在東部沿海地區不再具有比較優勢和競争優勢，在中西部地區往往也很難具有特别的禀賦優勢。即使有，持續時間也會比較短。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多屬水土涵養或生态脆弱區，搞大規模的産業開發，不利于生态環境保護、體現高質量發展要求，所以不宜再走“先發展、後治理”的老路。

沿着這個思路去推動實現高質量發展，實現産業結構的調整升級，真正做到“騰籠換鳥”，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思路，就是要繼續基于國際視野、國際範圍、國際市場去推動供應鏈調整、産業結構升級，去支持中國企業繼續着眼于全球，在更高水平上擴大開放，更深層次參與國際分工，實現供應鏈在全球範圍内的優化布局，實現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上的躍遷。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思路與早期改革開放的思路有很大的不同。過去我國的改革開放很大程度上側重于商品和貨物貿易領域，注重吸引直接投資，主要目标有兩個：一個是“創彙”，出口創彙，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創彙；另一個是進口替代，以市場換技術，在中國建立相對完整的産業體系。而現在，在新一輪全球化格局及其曆史變遷過程中，我國進一步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點可能要調整爲，順應高質量發展和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要求，更好支持我國企業“走出去”，有序順利推動産業對外轉移，在全球範圍内優化配置資源、布局生産，實現供應鏈調整、産業結構升級和價值鏈躍遷。

傳統國際産業分工格局形成的基本依據可歸納爲三點：一是全球化。資源在全球範圍内按經濟學的基本理論進行配置，商品、貨物和勞務在全球範圍内按市場原則進行交換。按照經典的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到後來克魯格曼的新國際貿易理論，一國可基于要素禀賦差異所形成的比較優勢，或者空間和地理集聚産生的規模經濟優勢，形成國際分工，專門集中生産某種産品，并通過國與國之間的交換實現資源要素的最優配置，從而提高全球的生産和供給效率，各國的福利均可以得到邊際改進。二是 WTO規則。資源在全球範圍内配置，總體上按照 WTO所确定的規則進行。所有 WTO的成員國都共同遵守這一規則，并按此規則在世界範圍内參與國際分工，進行商品、貨物和勞務的交換。三是以美元爲主的國際貨币體系。價格是反映市場供求均衡、實現資源要素配置帕累托最優的最好手段，資源在全球範圍内配置、商品貨物在全球範圍内交換也不例外。這個過程按照什麽價格信号得以進行？過去在較長時期内，主要是以美元爲主的國際貨币體系及其所形成的貨币相對價格信号，亦即美元彙率。美元是國際貿易和投資中最主要的結算貨币，也是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币、國際外彙交易貨币。可以說，今天我們所熟悉的國際産業分工，很大程度上是由以美元爲主的國際貨币體系及其對各國貨币形成的彙率價格信号調節、配置而形成的。

但近年來，特别是去年5月中美貿易摩擦加劇、以及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以來，國際格局發生了非常顯著的變化。與之相随，決定國際分工的上述基本因素和邏輯框架也發生了非常深刻的變化。

第一，全球化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過去，資源在全球範圍内按經濟學的原理、市場原則實現最優配置，但是現在，首先資源不一定再像過去那樣按市場經濟規律在全球範圍内自由流動和配置，各種各樣的民粹主義、保護主義、單邊主義興起，大大改變了全球化格局。在某些領域，甚至出現了“逆全球化”，應對外部沖擊和确保供應鏈安全成爲全球投資貿易活動中必須面對并予以重視的問題。同時，技術發展和互聯網的廣泛運用使産業鏈趨于柔性化、智能化、扁平化，因此一些領域出現了區域化替代全球化的趨勢。即使部分資源、商品、勞務仍然在國際範圍内流動，但在新的國際關系格局下，這一過程可能不再主要基于市場原則和經濟規律，而要更多地考慮其他非經濟因素，如地緣政治、安全、公共衛生防疫等。

第二，WTO規則發生了深刻變化。過去，資源、商品和勞務在全球範圍内按照 WTO規則來配置，國與國之間按照 WTO規則開展投資貿易活動。但在今天，WTO正越來越被邊緣化，尤其是随着近日最後一位WTO仲裁法官的退休，WTO實際上已經處于癱瘓狀态。一些新的規則正在部分或相當程度地替代WTO，成爲新的國際投資貿易規則，比如我們最近簽署的RCEP，以及近年來我們耳熟能詳的TPP、CPTPP、USMCA、CEPA等，還有一些雙邊投資協定（BIT）等。盡管仍有一些國家還在積極推動WTO改革，但WTO的衰落似乎不可避免，這根本上是WTO規則自身缺陷造成的，主要表現爲：

一方面，WTO規則主要基于傳統的資源禀賦比較優勢國際貿易理論，假設資源和商品主要在國與國之間通過分工和交換實現最優配置。但随着全球化不斷演進，國際分工、資源配置和商品交換更多地轉由跨國公司通過跨國投資和全球布局實現，跨國公司内部貿易越來越多地成爲國際貿易的主要形式，超過80%的全球貿易發生在跨國公司内。另一方面，服務貿易在國際貿易當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最近10年來，全球服務貿易的增速一直快于貨物貿易，占比已超過國際貿易的40%。這與跨國公司在國際貿易和投資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是邏輯一緻的，國際經濟活動更多地圍繞跨國投資以及跨國公司内部上下遊産品、技術和服務配置開展，相應地體現爲服務貿易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而WTO主要是針對全球商品和貨物貿易，側重于降低關稅、減少非關稅壁壘等。即使WTO也試圖針對服務貿易的興起有所行動，上世紀90年代形成了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但客觀地說，GATS簽署時間太早了，參與國家非常多，因此無論是在理念還是措施上，都存在較大局限性，也沒有做到與時俱進，與前面所說的那些新規則相比，總體上标準不夠高，适應性不是非常好，比如對于國際投資保護重視程度不夠、更多采用正面清單等，不能很好适應跨國公司全球布局和服務貿易在國際經濟活動中成爲主流的趨勢。事實上，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概念或提法，如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承諾、競争中性、勞工原則、新金融服務、跨國信息傳輸和數據處理等，都是WTO不太被重視和強調的，甚至是根本沒有體現的，很大程度上也是新規則在标準上優于WTO的主要方面。

第三，以美元爲主的國際貨币體系發生了深刻變化。過去美元一家獨大，但随着歐元、人民币崛起，美元的地位相對有所下降。最近，在國際貨物貿易領域，歐元的結算比例再次超過了美元，成爲國際貨物貿易領域第一大結算貨币。今年1-9月，在粵港澳大灣區，人民币在所有本外币跨境結算中的比例已接近 53%，成爲第一大國際結算貨币。以美元爲主的國際貨币體系問題由來已久，早期表現爲“特裏芬難題”。2009年3月，周小川行長《關于改革國際貨币體系的思考》一文中闡述了單一國際貨币體系存在的深刻問題，及其與2008年金融危機的内在聯系。尤其是近年來，美國奉行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政策，憑借美元的國際使用和國際結算優勢，在國際上廣泛實施長臂管轄，可能會最終削弱美元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更快推動國際貨币體系多元化。

此外，最近以來，還産生了兩個新的因素，以前不太突出，或者沒那麽重要，但今後可能将在新一輪國際分工和供應鏈調整、産業結構升級中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是虛拟集聚和數字經濟，使得要素配置方式發生了深刻變化。傳統上，資源要素按地理空間進行集聚和配置，通常是指要素在不同國家、不同區域間形成的物理和地理集聚，從而形成規模經濟、集成創新，并湧現了大量的國際企業、産業集群和遍布世界的城市群。但數字技術、金融科技的快速發展，改變了資源集聚與配置的形态、方式和效率。一方面，數字本身開始成爲要素，數字要素和其他如資本、人力和技術要素不同，不一定需要通過物理和空間集聚才能産生規模效應，數據要素可通過網絡空間實現虛拟聚集，并産生廣泛的網絡外部性。另一方面，在數字技術廣泛運用下，經濟社會的數字化轉型導緻了一些傳統生産要素也可以通過虛拟網絡空間進行集聚和配置，而不一定要像過去那樣，必須通過物理和地理空間集聚才能進行生産和交換。随着數據和數據處理技術的不斷發展，虛拟集聚可能在相當程度上替代物理和地理空間集聚，推動産業布局、供應鏈調整發生深刻變化。

二是環境和氣候變化因素，使得供應鏈調整和産業結構升級面臨新的硬約束。總體而言，過去環境和氣候變化因素對市場主體的約束力并不強，更多依靠情懷、責任感去維護和推動，但依靠個人自覺約束自身行爲投入到對環境和氣候變化的貢獻中去，其實并不容易。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支持環境保護、控制氣候風險的産品往往具有公共産品或者準公共産品性質，不容易界定産權，相關産品和服務無法收費，從而産生了“搭便車”行爲，導緻市場失靈。但最近以來，尤其是在中國，情況有所不同。9月，習近平總書記向全世界莊嚴宣布了“30·60目标”，即2030年前實現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世界上大多數成熟市場國家從碳達峰到碳中和，基本上要50年左右的時間。我國作爲一個碳排放大國，要用30年時間實現這個宏偉目标，實屬不易。而且，這将是一個比較強的硬約束。

當前形勢下，供應鏈調整、産業結構升級及其全球布局所依據的基本規則、邏輯框架和外部條件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爲此，金融業需作出相應的适應性調整，更好地支持中國企業開展新一輪的全球化布局，推動供應鏈調整、産業結構升級和價值鏈躍遷。

首先，繼續高舉全球化和高水平開放大旗。以更加積極的姿态擁抱全球化、支持多邊主義，主動有所作爲，參與新一輪國際化标準，尤其是更高規格、更高水平的全球投資貿易規則的制定，當前重點是加快落實RCEP、積極加入CPTPP，以及與美國、歐盟的BIT協定。同時，盡可能維護WTO，積極推動WTO改革。但客觀地說，當過去我國對外開放的重點是出口創彙、進口替代、吸引直接投資的時候，WTO框架是夠用的。而當我國對外開放的重點下一步轉向“走出去”、在全球範圍内配置資源、布局供應鏈情況下，WTO框架就遠遠不夠用了，我們需要更高标準的國際投資貿易規則，更好地保護我國的全球投資利益、推動相關的服務貿易，實現全球價值鏈的延伸和躍遷。所以，需要對WTO進行比較徹底的改革。在這方面，可通過國内自由貿易試驗區進行嘗試，大力推進高水平自由貿易體制機制改革創新探索。目前我國20多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各地也都很有積極性，但在改革試點的内容和舉措上，總體看比較同質化，多把重點放在投資貿易便利化和一些資本項目可兌換等一般性措施上，開放水平和标準并不高。國際上對自貿區最基本的界定是，在自由貿易區範圍内，投資貿易的規則要優于WTO。而現在，WTO也相對落後了，國際上湧現出了很多更優于WTO的投資貿易規則。爲此，需要對我國諸多自貿區的種種政策措施進行仔細分析評估，這些自貿區政策多大程度上體現了優于WTO規則的要求？能不能更先進、更具前瞻性地反映和對标最新的國際投資貿易規則？否則，就失去了開展自由貿易區試驗的意義。

第二，大力支持技術創新和創新型中小企業發展，推動經濟社會數字化轉型。當前數字技術、網絡空間、虛拟集聚對供應鏈調整、産業結構升級和價值鏈躍遷的深刻影響不容忽視。一方面，在業務和資源配置層面重視對數據作爲重要生産要素的投入，助力推動數字産業化和産業數字化。另一方面，對部分傳統和新興産業特别是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金融業應支持其充分利用數據資源、數字技術，實現資源配置、生産和服務過程的智能化、智慧化、自動化、柔性化和定制化。總體而言，能夠真正體現數字經濟和數字化轉型的一些領域，在大灣區是比較成功和突出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爲什麽在珠三角能湧現出像騰訊、華爲、大疆這樣的一批科創型企業呢？應該說，與背後的金融支持、金融業态有非常大的關系，大灣區、特别是深圳集中了相當一批活躍、敏銳的創業投資、天使投資機構。當然，金融業自身也要加快推進數字化轉型，這方面我國金融業總體上走在國際前沿。

第三，更加堅定地穩慎推進人民币國際化，更好服務于我國企業在新形勢下的産業對外轉移和全球布局。要充分認識到2008年危機後、尤其是這次疫情後，國際貨币體系正在發生深刻變革，并可能導緻國際金融體系發生巨大轉型，國際貨币體系多元化和人民币國際化将對下一步我國推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和參與國際分工産生深遠影響。對此應有充分的準備和應對，落實好五中全會關于人民币國際化“堅持市場驅動和企業自主選擇，營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爲基礎的新型互利合作關系”要求，在這一輪供應鏈調整、産業結構升級和價值鏈躍遷過程中，實施“本币主導”、“本币優先”戰略，更多地通過使用人民币實現産業對外轉移和調整升級，提高我國企業在全球的資源配置效率，提升全球布局的主動性。對此，後面再做進一步分析。

第四，充分重視環境和氣候變化因素，以及落實“30·60”目标可能産生的深遠影響。中國在綠色金融領域起步較早，2012年銀保監會就發布了《綠色信貸指引》，2016年人民銀行會同相關部委出台了《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此後，人民銀行和相關監管部門一道，在綠色金融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積極成效，也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可以說，中國目前已經成爲國際綠色金融産品、綠色金融市場、标準制定等方面的積極參與者、貢獻者，甚至在一些領域是引領者，具備了非常好的基礎。中國綠色金融能走在全球第一方陣，也是因爲綠色金融早在2016年就成爲了黨和國家的意志，陸續出現在黨和國家的多項文件中，生态文明甚至寫入了憲法。從這個角度講，環境和氣候變化因素将成爲下一步落實高質量發展和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一個重要硬約束，對下一步産業結構調整升級、對金融業改革發展都将産生非常深刻的影響。過去成績的基礎上，金融業可開展更加積極、務實又具有前瞻性的工作，進行充分的核算、評估和壓力測試，既做好自身的适應性調整，又對經濟社會的綠色發展轉型提供比較好的支撐。

“十四五”期間，落實高質量發展和雙循環發展新格局要求，中國企業仍需進一步在全球範圍内配置資源、布局生産，推動供應鏈調整、産業結構升級和價值鏈躍遷。在此過程中，金融業、特别是商業銀行要提供全流程的交易銀行和相關服務。理論上說，中國企業和企業家投資興業到哪裏，中國的金融機構服務就應該跟到哪裏，因爲隻有中國金融機構最熟悉中國企業，語言、制度、法律等方面的障礙比較小。其中，特别要強調“本币優先、本币主導”，也就是在大規模供應鏈重構、産業轉移過程中，用人民币來實現對外投資，而不是像過去那樣用美元或者用其它國際貨币。

首先，有利于降低彙兌成本和彙率風險。以中國企業在老撾興建工業園爲例。在此過程中，中國企業家首先在國内把人民币換成美元，通過對外投資審批和結算程序，将這筆美元資金彙到老撾。之後項目驗資落地，通常需要按照當地法律把美元兌換成老撾當地貨币吉普。在工業園的投資興建過程中，由于是基于産業轉移，因此多數機器設備、生産線、相關服務和勞務、甚至原材料都是從中國進口的。這時，在老撾的這個中國企業需要再次把老撾吉普兌換成美元，從中國進口上述相關設備、商品、勞務和服務。而中國出口商完成上述出口、收到美元貨款後，還要再把收到的美元兌換成人民币入賬。在這個過程中，不管是中方投資商，還是所有涉及的雙方相關企業，都要承擔較大的彙率風險和彙兌成本。随着人民币國際化的不斷推進，人民币已經在相當多的與中國有密切貿易投資往來的國家，特别是周邊國家、“一帶一路”國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認可和接受，在中國企業在這些國家進行大規模産業轉移和投資過程中，更多地直接使用人民币，既具有相當廣泛的雙邊共識，也有客觀的經濟和市場基礎，不僅有助于雙方節約或避免使用外彙，更有助于企業降低彙兌成本、規避彙率風險。

其次，有利于吸引境外市場主體投資持有人民币資産，分享中國經濟率先複蘇、快速增長的好處。近年來，我國積極推進金融市場對外開放，允許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進入中國金融市場，投資購買股票、債券及其它金融産品。這意味着産業對外轉移過程中，投資目的地國家市場主體在收到人民币後，除了可用來向中國進口機器設備、生産線、原材料、勞務和服務以外，還可以投資中國的金融産品。總體而言，我國的金融産品回報率高，對境外投資者有較大吸引力。以十年期國債回報率爲例，最新的數據大概是：美國1.15%，日本0.033%，法國-0.3%，德國-0.6%，而中國大約在3.2%上下的水平¹。一個境外投資者如果投資十年期政府債券，購買中國國債的收益是購買美國國債收益的4倍左右。在此次疫情以及由此導緻的國際金融動蕩過程中，國際投資者嚴重缺乏安全資産，中國經濟率先複蘇，人民币資産回報率高，人民币彙率比較穩定甚至還明顯升值。這時，人民币作爲一個國際安全投資資産的價值更加凸顯，可以幫助境外投資者進行更好的全球資産配置。

第三，有利于全球人民币金融市場的形成，推動深化人民币彙率形成機制改革。一旦境外投資者廣泛、大量地持有人民币資産，通過發展離岸人民币市場、安排好離岸人民币流動性保障，以及推動相關金融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就會逐步在全球形成人民币的資産市場、資本市場、外彙市場，就會形成有深度的、交易活躍的全球人民币金融市場。這将有助于形成真正符合市場規律、覆蓋全球人民币投資者預期和風險偏好、反映人民币供給和需求相平衡的價格，也就形成了均衡的人民币彙率。這将是人民币國際化條件下，人民币彙率的最終形成機制，而且這個機制形成的是一個由全球投資者交易決定的均衡彙率，它更透明、更穩定、更可預期。因此，也必将有利于全球市場主體特别是中國跨國企業在推進産業對外轉移和升級過程中，通過人民币及其價格信号在全球範圍内優化配置資源，布局生産線、調整供應鏈，實現在全球價值鏈上的躍遷。跨國企業如何在全球範圍内管理和安排生産布局，并獲得全球範圍内要素資源的最優配置和最大邊際利潤？最基本的就是靠資金的有效管理和配置，靠市場化的價格機制和價格信号。

對于大灣區的金融機構尤其是香港的金融機構來說，在支持、配合、幫助廣東以及其他東部發達地區的企業“騰籠換鳥”、對外轉移産業、實現高質量發展過程中，要提供全産業鏈的金融服務，特别是全過程的交易銀行服務，幫助中國企業以及投資對象國的銀行和企業有效地開展人民币業務，從賬戶開立、資金落地、交易的結算清算以及後續資金及流動性管理、套期保值、合規風控等各方面，爲市場主體接受、投資和持有人民币提供全方位的服務保障，解決其後顧之憂。尤其是香港的金融機構，要利用已有的覆蓋全球的金融網絡，以及過去長期形成的、具有國際水準的金融産品和服務，爲粵港澳三地的各類市場主體提供最有競争力的服務。

香港在金融方面具有一個顯著優勢，即作爲全球最重要的離岸人民币中心，有一整套關于人民币從賬戶開立、資金和資産管理，到交易結算和清算的金融基礎設施，有與内地實現互聯互通的人民币金融資産登記、托管、交易、結算、清算系統，還有對标國際、相當完備的金融市場體系和金融監管體系。香港要利用好這個條件，支持離岸人民币市場建設，爲中國企業在新一輪的供應鏈、産業鏈、價值鏈調整和躍遷過程提供優質金融服務，助力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目标。

同時，内地金融界也具備條件和優勢爲這個過程提供支持、保障和服務，進一步深化擴大開放，爲離岸市場提供人民币流動性，開展有效的金融監管和風險防控，促進離岸人民币市場的健康發展，促進人民币在落實“十四五”規劃提出的高質量發展、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任務過程中發揮應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