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時期，我國将堅定不移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深入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爲安全的發展。在可持續發展領域，追求長期價值增長、兼顧經濟和社會效益的ESG理念備受關注。ESG是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三個英文單詞的首字母縮寫，是關注環境、社會、治理績效而非财務績效的一套企業評價體系。其中，環境（E）包括氣候變化、污染防治、節能減排、退耕還林、生物多樣性等因素；社會（S）包括員工權益保護及職業發展、人力資本開發、産品質量與安全、供應鏈管理、消費者權益保護、公共關系維護等因素；治理（G）包括董事會結構、高管薪酬、反賄賂和反腐敗、商業道德、風險管理、監督舉報制度、會計标準等因素。

首先，ESG是企業追求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框架，也是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内在要求。

2000年，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倡導成立了“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号召全球企業遵守十項國際公認的價值觀和原則，并于2004年将這十項原則歸納爲環境、社會和治理三個維度，正式提出ESG概念。2006年，安南倡議成立了“聯合國支持的負責任投資原則組織”，推動投資機構将ESG理念融入投資決策并行使積極所有權。ESG投資成爲推動實現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手段。

其次，ESG報告已成爲企業非财務信息披露的主流體系。

财務信息和非财務信息猶如一枚硬币的兩面，缺一不可。關于企業行爲的非财務信息會對企業最終的财務回報産生實質性影響。财務信息方面，我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逐步按照國際慣例制定了企業會計準則，改善了我國公司的會計信息質量和财務狀況透明度，有力推動了企業經營機制的轉換、證券市場的發展和國際間的經濟交流。非财務信息方面，随着ESG成爲國際主流的信息披露體系，我國企業的信息披露要與國際慣例實現“二次接軌”，形成财務報告與ESG報告并重的全面信息披露體系。

最後，ESG投資有利資本市場雙向開放、促進形成國内國際雙循環新格局，是助力我國企業融入國際大循環的通行證。

長期以來，我國企業在産品質量、勞動環境、知識産權、節能減排等方面存在的短闆，對企業“走出去”開展國際貿易和跨國投資産生了一些不利影響。進一步擴大開放背景下，着力改善ESG績效，按照更高标準走向國際，有利我國企業加快融入國際大循環，形成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ESG生态系統包括政策制定者、企業、投資者和第三方服務機構等主體。政策制定者發布信息披露要求，企業按照要求披露信息，投資者基于披露信息作出投資決策，第三方服務機構爲上述過程提供數據、标準、評級等專業服務。

國際上，歐洲、美國、日本等發達經濟體已建立了較爲完善的ESG生态系統。一是形成了體系化的ESG披露框架和披露标準。由SASB（可持續發展會計準則委員會）、GRI（全球報告倡議組織）、TCFD（氣候相關财務信息披露工作組）等國際機構制定了多層次、多維度的ESG披露框架和标準。二是實施了較爲全面的強制信息披露制度。比如，歐盟要求500人以上的上市公司披露詳細的ESG信息、機構投資者和資産管理者披露ESG投資情況等。完善的ESG信息披露制度使歐洲ESG發展處于全球領先地位。三是擁有功能完備的第三方服務機構。種類齊全、分工明确的第三方機構包括有：ESG倡導機構、标準制定機構、鑒證機構、評級機構、所有權代理機構等。四是ESG已成爲國際主流的投資理念。根據“國際可持續投資聯盟”報告顯示，2018年主要經濟體ESG投資規模達30.68萬億美元，在資管總規模中占比達三分之一；其中，歐洲ESG投資規模爲48.8%，美國爲25.7%，日本爲18.3%，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甚至超過50%。

我國ESG生态系統建設還處于初級階段。一是尚未建立系統的披露框架和披露标準。二是強制信息披露制度仍不健全。目前我國僅對重點排污企業、深證100指數成份股、上海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闆塊公司、境外上市公司以及金融闆塊公司強制要求披露ESG信息，且标準不統一、定量數據少，難以有效滿足實際使用需要。三是機構投資者數量偏少，資管産品發展滞後，第三方服務機構專業能力不足。我國加入“負責任投資原則組織”的機構數量僅占該組織全球3000多家成員的1.5%左右。四是ESG資産規模和行業滲透率遠低于發達經濟體。2018年我國ESG投資在資管總規模中占比僅爲0.49%，2019年我國ESG公募基金規模在國内基金總規模中占比也僅有2%。

綠色金融專注環境維度，重點是推動金融體系的綠色轉型；ESG涵蓋環境、社會和治理三個維度，不僅在金融領域發力，還形成了金融系統與實體企業互動的邏輯閉環。ESG作爲綠色金融的“升級版”，我國ESG發展可借鑒綠色金融發展經驗，加強頂層設計，從而在短時間内實現跨躍式發展。

一是将ESG納入“十四五”規劃，在國家層面系統性制定政策框架，确保财政、貨币、金融等措施協調推進。

包括：研究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信息披露框架、标準和多層次指标體系；進一步完善強制信息披露制度，出台ESG報告及評估指引；鼓勵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将ESG因素融入經營管理，在存款準備金率、再貸款、宏觀審慎考核（MPA）、風險權重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在項目投資、政府采購、稅費減免等方面，對ESG表現好的企業給予一定政策傾斜；将ESG納入國企考核體系，進一步提升國企治理質效；積極開展國際交流合作，将ESG融入“一帶一路”等合作領域。

二是将資本市場作爲推動ESG發展的突破口。

我國針對上市公司已建立ESG信息披露初步框架，擁有相對完備的制度和市場基礎。如證監會于2018年修訂了《上市公司治理準則》，要求上市公司将ESG融入公司發展戰略；中國基金業協會發布了《綠色投資指引（試行）》，要求基金管理人每年報送綠色投資自評報告。作爲我國企業的優秀代表，上市公司積極踐行ESG理念，有利提高自身質量，吸引國際資本，加快推進我國資本市場的高水平雙向開放。

三是建議社保基金等長期資金率先踐行ESG投資。

ESG投資回報具有長期穩健特征，可與中長期資金的投資要求相匹配。由社保基金、主權基金、養老金等長期資金率先踐行ESG投資，可以形成示範效應，帶動資本市場的ESG實踐。例如，2014年日本ESG投資規模僅有約70億美元，其後在日本政府養老基金示範帶動下，2018年日本ESG投資規模一躍升至2.18萬億美元，成爲僅次于歐洲和美國的國際第三大ESG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