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必須關注碳市場投資功能，以排放上限爲基準盡早制定碳減排路線圖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非常高興能參加這次綠天鵝會議。我想談一談在氣候變化和碳排放領域中國國内熱議的話題以及國際社會關注的一些問題。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話題，我們需要進行深入讨論，以促進政策設計和建議。

我想先談談中國碳減排的發展情況和國内熱議話題。根據相關統計，中國的碳排放已幾乎達到全球的三分之一。中國能否采取正确的路徑實現自己的減排目标，爲全球氣候行動目标作出貢獻，非常重要。

我想說的第一點是，根據我的觀察，中國國内的一個讨論話題是應該主要靠市場力量還是靠行政措施來實現碳減排。

多數人認爲，我們需要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特别是要激勵更多的參與者爲碳減排目标共同努力。但傳統上，具有中央計劃思維的人會希望先制定一個總路線圖，然後将任務分解到不同的部門、不同的企業和不同的地區來完成。

因此，讨論之一是，如果我們想強調市場功能，就需要加快制定一個達成30/60目标的明确路線圖。在習近平主席宣布中國實現30/60目标前，我們其實并沒有在規劃、數據收集、測量和核查等方面做好足夠的準備。

因此，中國相關部門需要加快工作進度，就如何實現30/60目标制定明确的路線圖。這不光包括最初的碳排放總體上限目标，還要細化到各主要行業。中國政府提到，他們正在爲24個行業制定路線圖。我們希望這些路線圖能夠盡快出台，以便市場能夠清楚地了解我們要做什麽，以及如何爲自己設定任務。碳市場價格高度依賴于路線圖，特别是二氧化碳和溫室氣體排放的最初總量目标。

在中國熱議的第二個問題是，碳市場主要是用來調節短期供求關系，還是用于引導和激勵更長期的投資。

調節短期供求、向市場提供價格信号十分重要，但由于碳排放對生産和消費的彈性低，不可能在短期内大量減少或改變碳排放，因此我們不得不多依靠投資功能，鼓勵對新研發、新設備和新技術進行投資，預期在未來有更大的減排能力。

在碳市場框架的設計上大概有兩種意見：一種建議市場主要作爲短期供求關系調節工具，另一種則強調投資方面的功能。我個人感覺必須關注投資功能。

第三個問題是關于如何建立中國的碳市場。

一種觀點認爲，我們可以給可能有額外碳排放的生産者分配一個邊際配額或增量配額，然後逐步擴大配額分配。但是在初期，考慮到轉型需要，很大一部分配額是免費的，即零價格。

另一種觀點是，我們需要把配額分配給那些排放量少或者有碳彙的負值配額創造者。鑒于我們正依照路線圖制定24個行業的減排目标并進行分解，若某項活動的排放量低于平均水平，那麽就可以獲得負值配額并可以在市場上出售給那些需要購買配額的機構。這種分配方式可能更有效，對鼓勵碳減排活動有更好的激勵作用。

第四點是，我們需要一些跨期工具來管理新技術和研發投資的風險。因此，需要碳市場具有更多的金融特征，具備風險管理功能。

以上是中國正在讨論的主要問題，也許會吸引大家的關注。國際上的讨論将有助于中國按正确方式建立自己的碳市場，減少這一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高成本的風險和錯誤。

最後，我想談談在碳減排上國際社會共同關注、中國也在讨論的問題。其中之一就是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大家對此問題看法不一。很多中國學者擔心這會引起貿易保護主義、貿易戰以及其他現象。但是，如果決定推出CBAM，就需要考慮到，從長期看，碳排放和氣候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發展中國家的行動，發達國家已承諾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大量的資金支持來減排。

如果我們開征調節稅，我的意見是調節稅收入應被用來支持發展中國家和出口國的碳減排。一種途徑是，用這筆錢建立一個基金，在發展中國家的碳市場購買碳配額；另一種是允許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公司在發達國家的碳市場上出售他們的負值配額，我認爲這将有助于實現淨零排放。

最終，各國的碳市場都應該實現互聯互通，碳價格逐步趨同。起步階段，可考慮借鑒中國建立滬港通、滬倫通、中德D股通的做法。這種市場聯通十分可控，一方面提供了價格趨同途徑，另一方面可以幫助實現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和技術轉移。

另一個問題，我在其他場合也曾提及，就是爲體現國際上對碳排放的決心和共識，我們需要爲國際船舶和航空公司的碳排放找到合理解決方案。對于跨境運輸，一種解決方案是，歐盟或其他國家對碳排放征稅或收費；另一種是嘗試設立一個國際基金，這可能會減少摩擦并有助于資助或投資于全球減碳活動。這也是一種多邊的解決方案。

周小川：從國際上看，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對中國這個占世界碳排放量三分之一的國家和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說，最重要的是盡早設立碳排放上限。以排放上限爲基準，盡早制定路線圖。這是共識和決心的體現，也是發展中國家把應對氣候變化的雄心轉化爲實際行動。

問題二：碳邊境調節稅是一個頗具争議的問題。歐盟委員會可能很快就此啓動立法程序，其他國家該如何應對？

周小川：我不了解各國對此問題的讨論如何，但是我可以說說中國的情況。幾年前當邊境調節稅的概念被提出時，中國的談判者對此十分抵觸，這部分因爲當時貿易保護主義正在興起，同時也因爲全球金融危機後許多發達經濟體遇到很大的财政平衡問題，需要花錢去救助出問題的金融機構和整個經濟，财政赤字水平以及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都在激增。因此，人們擔心邊境調節稅最終會被用來平衡預算。而爲應對氣候變化，我們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科技、新設備和研發，來實現淨零目标。

我想一個共識是，如果有任何一種國内碳稅，或者配額交易收入，或者邊境調節稅，它們的所有收入都應用于減排。建議所有收入都應該用于這一目的，特别是從負值配額的人那裏購買配額，這樣資金就可以自動流向那些靠新研發和新設備來推動的減排活動。雖然錢的去向不一定是出口國本身，但是，資金應從進口國流向發展中國家，用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尤其是那些以勞動密集型、能源密集型和排放密集型爲主要出口産業的發展中國家。我認爲這是資金流動的正确路徑。盡管我們從技術上仍需要一些具體政策設計來實現這一目标，但這将有力地體現出做好碳減排的國際共識與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