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正生談如何落實需求側管理：需聚焦五大重點

來源：鍾正生經濟分析

鍾正生   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所所長，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以下觀點整理自鍾正生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讨會（第30期）上的發言

需求側管理提出的背景、内涵和意義？

中央文件裏面提到了一句話：“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這是非常好的一對辯證關系。當下的中國需要增加有效供給，這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做的事情。即打破體制機制的障礙，促進生産要素更加自由地流動、更加深度地融合，并以此形成一些新的增長極，促進全要素生産率的提升。

舉個例子。現在都在提新型城鎮化，它的内涵就是未來大城市和都市圈的發展。我國常駐人口城鎮化率已經達到65%，按照西方發達經濟體的經驗，在此基礎上未來的城鎮化隻能依靠大城市和都市圈的發展。但在其推進過程中會對土地制度有進一步的要求，因爲需要土地要素更加自由地流動；同時也會對戶籍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因爲需要勞動力要素更加自由地流動。所以，要想形成新的增長極，體制機制改革就要發揮更大的作用，要增加有效供給。2016年底後，按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測算，中國的全要素生産率觸底回升，應該說這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開啓後，中國經濟開始提質增效的表現。

而需求側管理就是增加有效需求。今年初以來，幾個宏觀經濟數據是比較超預期的：比如出口的高景氣維持到現在是很不易的，當然這也由于海外疫情的不斷反複和中國疫情的控制得力。但有兩組數據比我們的預期要差很多：比如消費，很多人預測到今年年底消費增速都達不到新冠疫情沖擊前的水平；再比如制造業投資，今年制造業投資被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甚至被認爲是投資中唯一的、非常确定的向上力量。但現在看來，制造業投資以及其中占主體的民間投資表現依然低迷。

從傳統的總需求管理角度看，在新冠疫情沖擊後，我國的财政政策和貨币政策不可謂不積極。這些總需求管理的政策做得非常到位，最近一些類似正常化的調整也非常合宜。所以，我們必須要思考一個問題：在傳統的總需求管理範疇之外，消費和制造業投資領域還存在哪些問題？這些恰恰是目前需求側管理需要着重解決的問題。

展開一下，消費增速爲什麽還沒有達到疫情前的水平？換個角度看，中國城鎮居民的儲蓄傾向或預防儲蓄的傾向依然非常高。從去年一季度開始，中國城鎮居民的儲蓄傾向提升得很快。一度認爲這是短期現象，因爲疫情限制下人們無法外出和社交，所以儲蓄傾向被迫提升。但到現在爲止，我們的生産和生活早就恢複正常，或者說接近恢複正常了，可居民預防儲蓄的傾向還是沒有降低。怎麽解釋這個問題呢？

觀察兩組數據就可看出一些端倪：一是，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要比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的增速更高。從這個層面看，收入差距可能有擴大的傾向。二是，在疫情沖擊下，我國房地産的景氣程度非常高，多地房價表現強勁。而隻要房價快速上漲，一國居民的财富差距就可能也有擴大的趨向，這就是經常講的已經上車和還沒上得了車的差别。但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數與中位數增速的差距，以及房價的持續攀升，這些問題是傳統的總需求管理政策無法去很好解決的，此時就需要發揮需求側管理的作用。所以，怎樣進一步解決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問題，怎樣去規範房地産的發展，在消費層面總需求管理和需求側管理究竟哪個發力更有效果，問題的答案還是比較明确的。

至于制造業投資，目前結構性貨币政策在支持，财政政策的支持程度也非常高，爲什麽制造業投資仍然沒有太多起色呢？在中美經貿關系仍然存在變數的情況下，尤其在疫情沖擊導緻全球供應鏈尚存重整壓力的情況下，企業的投資意願和投資模式是否會發生一些變化？這是值得思考的。此外，目前改善營商環境是否需要更多地去做細做實？這些顯然不是傳統的總需求管理政策覆蓋的範疇。怎樣穩定供應鏈，提升供應鏈的韌性，怎樣優化營商環境，讓企業家能夠更願意和更敢于投資。這不是傳統的總需求管理範疇，而是需求側管理範疇。

總結一下，需求側管理在當前就是要增加有效需求。這不僅涉及單純的财政政策和貨币政策，也涉及到現在已經不再諱言的産業政策，還包括一些體制機制改革紅利的釋放。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增加有效供給。如果供給和需求兩端都比較有效率，就容易形成供給和需求間的良性循環。這就是需求側管理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間辯證統一的關鍵所在。

如何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需求側管理相結合？如何通過創新中國的宏觀調控體系實施需求側管理？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需求側管理之間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很難完全割裂。我舉一個例子：從宏觀經濟的角度看，目前中國經濟複蘇的“高低腳”現象非常明顯：出口和工業生産的表現非常優異，但制造業投資和消費表現非常差。我們選擇一個短闆中的短闆——下遊制造業投資作爲例子來分析。

目前，我國制造業投資相比疫情前3%左右的增速還有明顯的差距，尤其表現在民間投資的複蘇乏力上。中國出口的高景氣對不同産業的拉動是不平衡的，它基本拉動的是中遊的裝備制造，以及醫藥和汽車行業，近期因爲大宗商品漲價對上遊的原材料行業也有所拉動，但對下遊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基本沒有多大拉動。這從上下遊工業企業增加值增速和整體利潤的數據來看都是非常明顯的，下遊制造業對整體制造業投資有非常明顯的拖累。再疊加一些因素，比如近期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大宗漲價從上遊行業向中下遊行業傳導，但下遊行業處在非常不利的位置上。因爲終端的消費需求不強，所以對于下遊行業來說，上遊的原材料價格上漲無法通過産品漲價傳導出去，這顯然會對下遊的制造業企業造成了擠壓。

那麽，怎麽解決下遊制造業企業的短闆呢？第一，财政政策上，對于中小企業、下遊企業和民營企業纾困扶持的政策要不要退出？什麽時候退出？退出以後會不會造成這些企業的整體生産經營狀況的“斷點”？這一點在财政政策上需要評估。

第二，貨币政策上，目前美聯儲在考慮削減資産購買，中國的貨币政策是否要亦步亦趨？目前下遊制造業企業面臨三重沖擊：上遊原材料在漲價、前段時間人民币在加速升值、未來外需訂單還有不确定性。如果貨币政策正常化節奏太快，很可能會造成企業融資成本進一步上行。所以，我國貨币政策是不是要跟美聯儲亦步亦趨呢？貨币政策的變化也會最終作用到下遊制造業這個短闆上。

第三，産業政策上。随着歐美加速實現群體免疫，他們就能更快複工複産，其進口結構就有可能發生變化，對中國出口的拉動情況也會發生變化。我們經過分析後發現，如果美國實現了更快的複工複産，它的需求會從過去的消費品、資本品向半成品轉移，對中國出口行業的拉動就會從中遊的裝配制造業向上遊的原材料行業轉移。可見，不管下半年美國的進口結構如何變化，下遊的勞動力密集型行業并不會自然而然地受益。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的産業政策如何去呵護下遊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企業，特别是外向型的制造業企業，這一點是産業政策上要考慮的。

第四，結構政策上。爲什麽前段時間大宗商品價格漲得那麽快？其實與我國之前推行的一些行政限産措施也有有關。這個時候，怎麽平衡向綠色轉型的中長期目标與“短期内商品價格 的快速攀升”二者之間的關系？這也是一個供給的問題。

這個例子說明，下遊制造業企業目前是中國經濟修複短闆中的短闆，它顯然也是需求側管理要關注的内容，但要解決它的問題顯然需要财政政策、貨币政策、産業政策、結構政策等一系列政策的合力。

舉這樣一個例子旨在說明，需求側管理和總需求管理，以及需求側管理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間不是割裂開來的關系。它們是辯證統一的關系，不要簡單地割裂。不要因爲提出需求側管理了，就把傳統的總需求管理政策丢掉，也不要把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提高供給的質量和供給的效率這一目标丢掉。

在推進和落實需求側管理時的重點是什麽？

第一，貨币政策。中國的貨币政策仍然應該“以我爲主”。中美貨币政策完全脫鈎是比較難的，但至少要做到不跟随美聯儲亦步亦趨。尤其近期美聯儲的貨币政策即将轉向，在它的政策正常化節奏加快時更要做到以我爲主。畢竟，中國和美國的經濟、金融周期都不在同一個位置上。

第二，财政政策。新冠疫情以來，我國政府支出中用于民生的支出比例确實在明顯提升，用于基建投資的支出比例在下降，這從最近兩年基建投資增速一直比較低的事實中也可觀察到。我們和很多學者的研究均說明，政府公共消費對居民部門的私人消費有“擠入”，不是“擠出”的效果。很明顯，當政府花了該花的錢，老百姓預防性儲蓄的動力就會減弱，本身的消費意願和傾向就有可能會提升。

第三，房地産。市場對房地産的關注度一直非常高，但政府的政策肯定是希望房地産平穩轉型，而不是希望房地産轟然倒塌。要轉向需求側管理，就需要逐漸形成消費引領的經濟模式。但最近幾年持續攀升的房價促進了我國居民杠杆率的明顯攀升。據2019年《中國金融穩定報告》中的數據，中國居民杠杆率每上升一個百分點，社會零售品消費總額增速有可能下降0.3個百分點。這表明房價高企對于消費的制約非常明顯。所以，房地産需要規範發展，抑制房價快速攀升的勢頭，爲消費騰出更多的空間。

第四，市場環境。市場方面還是要繼續加強營商環境建設。新冠疫情後，中國的營商環境在全球排名有所提升，但這個工作要繼續推進。這一輪原材料漲價對上遊行業非常有利，而從企業的所有制分布來看，上遊企業更多是國有企業，因此未來在企業的利潤和投資回報的表現上，國企與民企間的缺口可能會進一步拉大。在這種情況下，怎樣把競争中性原則貫徹得更細更實，這是要擺上議事日程的。

第五，提個希望。希望在第一階段中美經貿談判順利推進之後，政府能夠務實有效地推進第二階段中美經貿談判。中國出口的高景氣多維持一段時間，就會爲我們提供更長的穩增長壓力相對較小的窗口期，從而讓我們更多地推進一些體制機制的改革。形象地說，讓子彈多飛一會，我們就可以更加從容地推進轉型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