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益平：金融支持共同富裕主要在于一次分配

本文來源：金融四十人論壇

改革開放以來，在相當長一段時期，中國消費占GDP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趨勢，尤其在2000年-2010年的十年間，消費占GDP的比重從64%（2000年）降至49%（2000年），下降了15個百分點。2010年後消費占比有所回升，2019年升至56%，近期呈現相對平穩的走勢。但與别國相比較，這一水平仍然較低，低于美國（82%）、英國（84%）、法國（78%）、日本（75%）等發達國家，也低于印度（72%）等發展中國家。

消費占GDP比重的指标爲什麽重要？我認爲這涉及到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問題。去年，我國經濟複蘇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驅動，消費相對疲軟，今年也遇到同樣的問題，即消費不強勁，這就導緻我國生産者價格非常高，消費者價格比較低，很多下遊制造業企業的經營出現困難。

如何看待消費占比較低這一現象？經濟學界其實對此有着不同看法。一些學者認爲，我國經濟增長确實應從過去的投資驅動轉向消費驅動；但也有學者認爲，凡是依賴消費驅動經濟增長的國家，最終都陷入了經濟、金融危機。

我個人對這一現象的看法是，消費占比應該處于相對恰當的中間值，即重點不在于争論消費能否驅動經濟增長，而是需要讨論在整個經濟中消費和投資處于怎樣的比例是相對恰當的。簡單來說，如果消費過度、投資不足，這樣的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但另一方面，如果消費不足、投資過度，最終很可能出現産能過剩。因此，維持恰當的消費比例是必要的，這是支持我國經濟增長尤其是長期可持續增長的重要條件。

消費相對疲軟的背後：收入分配不平等

過去很長時間，在經濟增長的出口、投資和消費“三駕馬車”中，中國經濟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資驅動，消費相對疲軟。這背後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居民收入的增長慢于國民經濟的增長，但我認爲，過去消費相對疲軟背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故事，就是“不平等”。

首先是收入分配不平等。自上世紀90年代後期到本世紀初，我國基尼系數（Gini Index）從0.37上升到接近0.48，此後一直處于相對較高的水平。基尼系數（0-1）越高，表明收入分配越不平等。雖然過去十餘年，基尼系數走勢呈平緩的上下波動，但整體來看，我國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問題依然突出。

收入分配不平等對消費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在經濟學裏，有一個概念叫平均消費傾向(Average Propensity to Consume, APC)，通俗來講就是收入中有多少比例用于消費，剩餘部分用于儲蓄。一般經驗是，高收入階層的消費傾向較低，低收入階層的消費傾向較高。因此，當一國的收入分配非常不平等時，高收入群體擁有很高比例的社會财富，但消費比例并不高；而低收入群體有很多消費需求，但受到收入不足的制約，消費水平有限。這就會導緻一國總體消費疲軟。

還有一些其它方面的制約因素，包括社保體系不完善，城鄉收入、消費差距大等。有學者測算，如果放松進城農民工的戶籍限制，給他們城鎮戶籍，即使保持社會保障等一系列制度支持因素不變，人均消費水平就可以提高27%。我們之前做過計算，平均來看，一個城市居民的各項消費開支約是農村居民消費開支的2-3倍。因此，農村居民基數仍然較大、城鎮化率不高的情況确實會使消費增長受到影響。

綜上來看，不平等在一定意義上會影響消費，也會進一步影響經濟增長。從這一角度看，當前讨論共同富裕非常重要。

“共同富裕”四個字，我認爲是經濟學要解決的一個根本問題。我們常說經濟學的最大挑戰就是在公平和效率之間求得均衡，“共同”就是要實現一定程度的公平，“富裕”就是要注重效率，兩個目标的共同實現是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标。

金融支持共同富裕主要在于“一次分配”三方面問題值得關注

我們講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市場主導的分配，第二次分配是政府主導的分配，第三次分配是社會主導的分配。需要強調的是，金融支持共同富裕主要在于“一次分配”，即怎樣更好利用金融市場改善收入分配。

支持共同富裕，金融部門能有哪些作爲？我認爲有三方面值得關注：一是深化金融改革，有效支持高質量發展；二是推進金融市場化，實現要素價格的市場化決定；三是利用數字技術，發展普惠金融。

第一，通過深化金融改革，有效支持經濟高質量發展。

發展經濟學中有這樣一句話，“經濟發展是最有效的反貧困手段”。中國到2020年底實現了近1億人脫貧，在扶貧脫貧期間，政府采取了很多有效政策。事實上，一國最有效的反貧困手段就是快速發展經濟，這在改革開放40年的經濟發展中得到了印證。

過去三四十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金融發展相對穩定，客觀來看，金融體系支持經濟增長應該說非常有效。1979-2018年我國GDP平均增速爲9%，其中前三十年（1979-2008年）平均增速爲10%。金融體系出現了不少風險因素，如銀行不良資産，但沒有發生系統性的金融危機。林毅夫、蔡昉、李周在合著的《中國奇迹：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一書中評價道，中國經濟改革曆程總體上非常成功，金融也做出了貢獻。

我經常關注的一個指标是增量資本産出率（ICOR），其含義是增加單位總産出所需要的資本增量。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我國這一指标約爲3.5，金融危機後至2017年，ICOR增長近一倍。簡單來說就是在過去十幾年，生産同一單位GDP所需的新增資本投入翻了近一番，這意味着我國金融效率在下降，與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力度減弱可能有關。

自1978年起，中國金融改革幾乎是白手起家，花費了很大力氣建立起一個龐大的金融體系，這一體系具有“規模大、管制多、監管弱”三個突出特征。ICOR上升說明，這一套金融體系過去可以有效支持經濟增長，但現在金融體系對經濟的支持力度日益減弱。這一問題不解決，經濟可持續增長就會出現問題；如果經濟不能實現持續增長，那麽共同富裕也将很難實現。

爲什麽會發生這樣的轉變？我認爲最大的挑戰在于經濟增長模式發生了轉變，要求金融體系也要轉變。中國已經從中低收入國家發展成爲中高收入國家，很快将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其中的發展差别是什麽？是中國要從過去粗放型、要素投入型的經濟增長模式，走向集約型、創新驅動型的經濟增長模式。

金融體系的改革涉及很多方面，包括金融創新、市場化改革、金融開放和金融監管改革等。其中，金融能否支持經濟創新涉及到金融結構的調整，要求更進一步發展資本市場，要求包括商業銀行在内的金融機構轉變業務模式，由過去簡單支持粗放式的經濟活動轉爲支持創新活動，比如通過數字金融更好地評估創新風險和回報。

金融改革的最終目的是支持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這對實現共同富裕而言是根本性的前提條件。如果金融模式不能及時轉變，經濟增長将很難持續，共同富裕也就很難實現。

第二，進一步推動金融市場化，特别是實現要素價格的市場化。

當前居民收入占比相對較低，收入分配不平等，勞動報酬收入僅占GDP的47.5%，美國爲53.6%，這和我國金融市場化程度不高、金融要素沒有真正得到同市場風險相匹配的市場回報相關。因此，進一步推動金融市場化改革，有利于提高金融回報，尤其是提高居民的财産性收入比重。

我國居民财産性收入比例明顯偏低，這從根本上說明什麽問題？中國居民的儲蓄率非常高，但很多儲蓄都存放在銀行，銀行的存款利率很低，無論是活期、定期收益都不高，這與多年來金融體系“管制多”的特點、整個存貸款利率沒有完全市場化有關。如果未來能夠真正實現利率市場化，存款利率有所上升，那麽持有很多存款的居民的财産性收入就會有所增加，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

更重要的是，現在居民的投資渠道仍然過窄。再多的儲蓄存放在銀行，存款利率的上升也是有限的，真正的投資渠道應該在資本市場。我們的金融結構要改變，不僅要解決利率市場化的問題，還要更好地發展資本市場，提高直接融資在整個金融體系中的比重。

目前來看，資本市場還沒有很好地發揮作用。尤其當前我國面臨人口老齡化問題，不能完全依靠勞動報酬作爲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而應當提供更好的投資渠道，創造更多财産性收入，這對經濟長期增長非常重要。

第三，利用數字技術，發展普惠金融。尤其要爲一些弱勢群體，包括低收入階層、中小微企業、農村居民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務。普惠金融，尤其是數字普惠金融，在國内取得了長足發展，發展中也存在一些問題。未來，普惠金融要注重解決“融資難”“投資難”“保險難”三個問題。

金融是一個綜合性概念，我國的數字金融最先解決了“支付難”的問題，并産生了積極成效。我們研究發現，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等方式将農民和外部市場聯通，業務模式由原先自給自足的小農生産逐漸轉爲平台銷售，擴大了他們的職業選擇空間，提高了收入。此外，數字金融還幫助很多人平滑了消費。

針對“融資難”問題，一些大科技平台利用平台數據進行信用風險管理，提供“大科技信貸”，有效支持了中小微企業發展，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支持共同富裕。

針對“投資難”問題，許多居民不知道如何投資、向哪裏投資，應思考未來能否借助類似智能投顧的數字工具幫助居民，尤其是幫助有一定收入的家庭進行理财管理。這一問題的解決将有助于提高居民的财産性收入比重。

此外，保險是爲居民提供保障的重要渠道，普惠金融也将在“保險難”問題上發揮作用。

總結起來，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效果相當不錯，但現在确實也遇到諸多問題。其中一個方面是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下降，根本性的問題在于金融服務在一些領域供給不足，最突出的領域就是普惠金融。所以我想，金融領域可以多一些作爲，助力實現共同富裕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