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穎一：如何造就好的市場經濟
2021-12-24 09:04:00
錢穎一：如何造就好的市場經濟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新比較經濟學 我研究轉軌經濟學、比較經濟學。很多人喜歡強調的一點就是中國的情況很特殊。中國确實有特殊的問題，特殊的事情，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我研究轉軌經濟學、比較經濟學。很多人喜歡強調的一點就是中國的情況很特殊。中國确實有特殊的問題，特殊的事情，特殊的約束。但倘若我們把眼界放寬一些，不僅看中國，也看世界上其他國家，同時還看曆史，就會發現在建立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中國面臨的許多問題和其他國家和地區非常相似，并不那麽特殊，比如公司治理結構問題、金融市場問題、勞動力問題、腐敗問題等，所有這些問題都是很多國家面臨的共同問題。
我想主要有兩個基本原因。第一，市場經濟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市場經濟的發展有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我們正在經曆，在其他國家或者是正在經曆或者是曾經經曆。讓我用一個例子來說明。我在斯坦福大學任教過多年，這所世界著名的大學由美國實業家利蘭·斯坦福夫婦成立于1891年。斯坦福本人曾經擔任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美國聯邦參議員，同時還經營中央太平洋鐵路公司。在修建鐵路的過程中，斯坦福賺了不少錢，用我們現在的标準來看，其間也相當腐敗。他從聯邦政府拿到了2000多萬美元的政府補貼，但這些錢沒有用于鐵路工程，基本上進了自己的公司。他把債務放進一家公司，把盈利放進另一家公司，并且讓放債務的那家公司破産。這樣的事在當今美國可能不多，但在美國的曆史上可能也不少。這也是爲什麽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有所謂的“進步運動”，對壟斷的限制等。所以，中國的事情其實并不特殊。
第二，中國的經濟現在日益與國際接軌并融入全球化體系。中國在2001年加入了WTO，不僅要建立市場經濟，而且要建立與國際接軌的市場經濟，因此面臨的問題更多是與其他國家相仿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應該汲取世界其他國家過去和現在的經驗教訓。
比較經濟學有舊比較經濟學與新比較經濟學之分。舊比較經濟學是比較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的差異。因爲現在仍然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已經所剩無幾了，新比較經濟學應運而生，它研究的是不同的市場經濟的比較。
第一，不開放的經濟一定落後。經濟學家對100多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做了研究，經驗數據發現，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條件下，開放政策可以使一國經濟增長提高2個百分點。這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字，意味着每35年翻一番。
第二，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經濟效率較低。大量的經驗證據表明，平均而言，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的效率比較低。當然，這并不排除可能有很好的國有企業，比如空客與波音的競争非常激烈。
第三，新生的私營小企業是發展中國家增長的動力。我們往往喜歡把注意力放在大公司、幾百強企業上，因爲它們引人矚目，也容易獲得數據。但是經驗證據表明，新生的小企業、小的私營企業才是發展中國家、轉軌國家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即使在發達國家，它們也是創造就業的主要力量。無論是中國還是俄羅斯、波蘭、匈牙利，抑或秘魯、印度，正是這些小的新生企業，而非國有企業或國有企業私有化後的大企業，才是經濟增長的主力。
第四，高福利、大鍋飯的體制無法維持。“二戰”以後一些歐洲發達國家實行福利國家制度，它們認爲這樣更能體現社會主義。但是現在很多證據表明這種制度是難以爲繼的。例如，北歐國家發現，福利制度剛開始實行的幾年很好，但是它對激勵的影響以及給财政帶來的負擔是難以承受的。
第五，受管制的行業沒有競争力并缺乏創新。一些有力的證據來自于，電信、航空、電力行業在過去幾十年内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管制，至少放松了管制。
第六，對勞動力市場的管制使企業失去競争力。在很多國家，連私營企業都不能随便解雇工人，比如印度的《勞資争議法》規定，凡是雇工50人以上的企業，解雇工人都必須經過政府批準。經濟學家對印度各邦進行了詳盡的經驗研究，發現實行這一法律的地區，對企業的競争力有很大影響。
第七，政府監管不力的金融市場發展不快。在過去幾十年中，經濟學家包括金融學家做了非常細緻的研究，把政府對金融的監管量化，如信息披露到什麽程度，多少股東可以召開董事會，有多大的權利，信息披露的形式到底是郵寄還是通知等，從中獲得不少發現。政府的監管，即使在發達國家，比如美國、德國、日本，都是不一樣的，它對金融、資本融資的大小有很大影響，對股權的分散程度也有很大影響。轉軌國家也一樣，波蘭和捷克監管不力，金融市場的發展水平就非常低。
第八，沒有政府維持社會秩序，經濟不能繁榮。一些國家，比如非洲國家，長期處于戰争或種族沖突狀态，或者像20世紀90年代的俄羅斯，政府功能失調使黑社會猖獗，都直接破壞了它們的經濟增長。所以，一個穩定的社會對市場經濟的發展至關重要。
第九，法治和産權保護促進經濟發展。跨國回歸分析發現，法治和産權保護對促進經濟發展非常重要。
第十，土地所有權分配的高度不平等阻礙經濟發展。我們經常講分配與效率之間有什麽關系，這方面的證據很難找，因爲這兩者經常是同時決定的。曆史學家在研究市場經濟發展時發現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即爲什麽北美（加拿大和美國）的發展比南美快得多？有意思的是，南美事實上資源比北美更豐富。曆史學家研究發現，南美的土地資源分配高度不平等，這極大地阻礙了教育的投入以及金融市場的發展，進而阻礙了後來的經濟發展。
總體而言，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好，這是我們過去幾十年已經達成的一個共識。但是，一旦我們确定要搞市場經濟，而且把視野放到全世界之後，我們就發現市場經濟并不是都搞得很好，市場經濟中其實也有好有壞。
市場經濟搞得是好是壞，很重要的一條是取決于政府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我們看到市場經濟中有兩種政府：一種是“支持市場的政府”（market-supportinggovernment）；另一種是“摧毀市場的政府”（market-destroyinggovernment）或“扼殺市場的政府”（market-suppressinggovernment），即政府通過種種幹預，或将已有的市場摧毀掉，或把即将出現的
不同的政府，會産生不同的市場經濟。觀察世界各國的經濟，我們發現支持市場的政府都是一個有限和有效的政府。而摧毀、扼殺市場的政府或者是無限政府（即全能政府），或者是無效政府。
那麽怎樣實現有限和有效的政府呢？曆史經驗表明，法治是造就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的至關重要的制度基礎。我們甚至可以說，在現代社會中，法治是目前人們所實踐的、能夠維持一個有限和有效政府的最好的制度安排。所以法治就成了我們所談論的如何實現好的市場經濟這一問題的一個核心。
需要說明的是，法治的概念非常寬泛，不僅僅是經濟發展的問題。但我們這裏集中讨論法治和經濟的關系，探讨我們需要什麽樣的市場經濟和什麽樣的政府，以及如何應用法治來造就這樣一個市場和政府。
新古典經濟學最初研究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分析價格機制在其中的作用。後來人們發現，價格固然重要，但經濟運行的效果不僅取決于價格，還有深層次的産權問題。比如說，産權對人的激勵非常重要，如果沒有好的産權制度，人們就沒有激勵去投資和工作，即使價格正确也沒有用，甚至根本無法形成正确的市場價格。産權研究進一步深入，人們就發現法治和法律的重要性。有無法治，不同的法律體系都會導緻産權界定、執行、保護以及合同的實施，乃至市場秩序的不同。
這一學術上的演進過程恰與我國過去40多年的改革進程非常吻合。20世紀80年代初，當我們讨論經濟問題時，比較普遍的認識是認爲企業搞不好的原因是管理落後。到了80年代末人們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認識到這不僅僅是管理問題，更重要的是産權問題。從那時開始諾斯
（DouglassNorth）、科斯（RonaldCoase）等人的著作被引入中國。到了90年代，我們的認識又深化了，從産權擴展到整個制度環境。進入21世紀，我們的認識則已經深入到經濟制度的法律框架和法治大環境了。
經濟學家研究法治問題，并不是中國的特殊現象。在過去幾十年中，世界各國不同領域的衆多優秀經濟學家以定性或定量的方法從不同角度探讨法律和法治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這是世界範圍内的共性問題。
經濟學家對法律、判例以及它們的曆史演變的知識，可能不如法學家多。但經濟學家在研究法治和法律對經濟的作用時，有他們的一些長處。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視角、分析工具有助于将對問題的分析推向深入。經濟學從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問題，容易理解在不同選擇間應做的權衡取舍，因爲任何一種選擇都會有機會成本。比如，是通過法庭監管好還是通過行政監管部門監管好，就需要比較這兩種機制的成本和收益而進行取舍。這樣的分析方法确實有一緻性，而且不大會走極端。很多經濟學家在法和經濟學上的研究在經濟學界和法學界都産生了重要影響。随着經濟學家與法學家之間的交流越來越多，經濟發展和法治之間的關系在理論和實踐上也都越來越受到重視。
法治不會自動實現，建設法治需要有推動力。同任何制度變遷一樣，推動法治建設的力量首先來自利益相關者的自身利益，這其中包括經濟人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對于經濟人而言，有财産了，财産多了，就要求更多的法律保護。比如說，當住房由過去的公房變爲私房，人們就對物業公司有需求，又進一步對保護房産的法律有需求。又比如，老百姓買了上市公司的股票，就會對公司信息披露方面的法律有需求，希望對媒體曝光公司惡劣行爲的權利提供法律保護。随着經濟的發展，市場在不斷擴展。爲了減少交易成本，利益相關者對新的法律的需求也不斷擴展，對法治和對政府約束的要求也就越來越高。經濟發展也有了建設法制所需的經費，因爲供給也會增加。
法治會給個人和企業的經濟利益帶來好處，這比較容易理解。法治經濟特别強調約束政府的行爲，爲什麽政府會有積極性建設法治呢？實際上法治也會提高政府的利益，這包括多個方面：一是法治可以促使經濟持續發展，從而增加政府稅收；二是法治促進社會穩定，這也符合政府的目标；三是政府由很多地區、部門的官員組成，法治有利于政府内部的監督和控制。因此，基于法治的政府，将會更好地促進經濟的發展，這樣對政府整體的長遠利益會有好處。
第二種推動法治建設的力量是來自外部的壓力。中國加入WTO後，處在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之中。WTO的規則就是法治規則。在這種環境中，整個經濟的遊戲規則就同過去完全不一樣了。外部壓力不僅對小國重要，對于中國這樣的大國同樣重要。雖然大國相對于小國而言在國際事務中回旋餘地較大，但是違反規則帶來的損失也大。所以外部壓力是推動法治建設的一種力量。
第三種推動法治建設的力量來自知識，這是一種不能忽視的力量。學者和媒體是知識創造和傳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兩者是互動的。媒體傳遞信息，但并不僅僅是傳遞信息，它本身也起到創造知識的作用。因此，學者和媒體共同推動知識的發展。
雖然利益是強大的内在驅動力，但知識的力量不可低估。比如說，計劃經濟這一想法阻礙了中國經濟發展20餘年。而市場經濟這一想法帶來了随後40多年的經濟繁榮。現在，市場、競争、價格、激勵、産權等重要經濟概念已經深入人心。類似的，法治也是一個想法，與之相連的關于有限政府、程序、透明化等觀念，也逐漸深入人心。又比如說，人們通常會以爲法治約束自己（包括政府）總是對自己不利的。其實不然。從理論和實踐中得到的知識會告訴人們，這種約束從長遠來看對經濟人和政府自身都是有益的。因此，要想理解自己利益的真正所在，離不開知識。
中國以往的改革開放經驗表明，内部利益、外部壓力加上知識，這三種力量的結合将中國的改革一步步地向前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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