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会之上，开放之声不绝于耳。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明确，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开放理念和模式的转变。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表示，将推动中国资本市场从局部管道式开放向全面制度型开放转变。

无论是面对全球市场新形势，还是国内发展新格局，扩大开放都是中国金融发展的必经之路。监管层在上海这样一个全球金融机构的汇集之地，释放中国金融继续开放的信号，无疑是最为恰当的选择。

彭博有限合伙企业董事长高逸雅预计，中国金融机构将进一步融入全球市场。“尽管全球环境充满不确定性，但中国仍在继续加快开放金融市场，为全球投资者和中国金融机构提供长期机遇。即使未来未知，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欢欣鼓舞。”

“新的全球经济环境下，中国的金融开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兼行政总裁王云峰相信，“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将建立起在制度建设、规则连接和人才聚集等各个领域都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投资与营商环境。”

在这样的环境下，外资机构也开始思考，如何在开放的中国更好发展。“作为外资银行和金融机构，在中国提供更平等竞争环境的同时，自身也需要克服水土不服，进一步适应中国的经济体系以及文化。”渣打集团首席执行官温拓思表示，目前，外资金融机构和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较小，相信今后的占比会逐渐增加。

疫情影响下，数字技术的应用价值更加凸显，社会数字化进程明显加速，金融科技的力量已引起了各方重视。作为峰会的重要议题，嘉宾们普遍认为，在未来全球的经济复苏中，金融科技将成为决定性的力量之一。

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文武认为，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特殊时代背景下，要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必须向科技创新要答案。谁能抓住金融科技创新的战略制高点，谁就能成为这一历史剧变中的先行军、建设科技强国的担当者和市场竞争中的领头雁。

“疫情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但也让既定的未来更早到来，科技驱动、普惠发展、开放共赢就是新金融的三大确定未来。”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毫不讳言，科技对金融的变革刚刚开始。未来以云计算、分布式数据库和区块链为代表的“云库链”会成为新金融的技术要件。同时，新金融的服务方式也在变化，走向普惠，服务80%的长尾用户。

不过，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有两面性，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也需要监管的适度跟进。“金融科技为现代金融体系注入了新活力，但在为解决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提供新手段的同时，也呈现出金融风险传播速度更快，溢出效应更强，风险结构更复杂的鲜明特征。”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认为，如何构建一个创新能看得清、业务能穿得透、风险能管得住的数字金融体系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

财政部副部长邹加怡提醒，要建立、遵循相应的市场规则，防止金融科技诱导过度金融消费，防止金融科技成为规避监管、非法套利的手段，防止金融科技助长“赢者通吃”的垄断。

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面前，一个强有力的金融中心，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尤为重要。在与会各方看来，建设中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显然将担负起新的使命，向更高能级迈进。

上海，应该是开放的高地。正如方星海所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鲜明特点，是有一个开放的、门类齐全的、与全球互利互通的、和中国经济规模相当的资本市场。扩大和深化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必将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新的动力。

上海，应该是创新的试验田。三大新的任务为上海的金融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平台，金融、科技、产业的三角互动探索更是为金融科技发展带来了宝贵的成长土壤。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建议，下一步上海应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为抓手，更好地发挥上海在全国的示范作用，以数字金融、绿色金融和传统金融为引领，完善产业链、创新链的融资体系。

上海，应该是生态的样板。上海对于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金融也是重要一环。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一开始比较注重硬实力，即金融领域的各项硬指标。但是将来除了硬实力，上海更要加快发展软实力，包括金融法制和人才环境，完善监管，对接国际通行规则等。只有更多注重软环境，金融中心才能可持续发展，迈向更高能级。伦敦金融城市长阿德曼•罗素（Alderman Russell）则表示，上海完全有能力像伦敦一样，凭借良好的生态、独有的文化吸引全球人才和资金，这将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全球竞争中的显著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