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刻汲取金融监管的历史经验

我国是最早出现货币的国家之一，早在2000多年前，就形成了完整的金融活动管控制度，可以说，中国在金融监管方面长期走在世界前列。

欧洲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各类金融业务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各种金融风险和危机不断爆发。1720年英国颁布《泡沫法》，标志着国家开始对现代金融活动实施监管。1933年美国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确立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业经营格局。20世纪80年代后，欧美国家逐渐兴起混业经营趋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上对金融监管有效性进行反思，修订发布一系列新的监管标准和规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探索完善金融监管体制。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包括对所有金融活动进行监管。之后，陆续成立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逐步形成银行、保险、证券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格局。2017年，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次年组建银保监会，监管的权威性和协调性更趋完善。

回顾中外金融监管史，以下几方面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汲取。

货币经济绝不能背离实体经济。商品经济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是产业代表的实体经济，二是金融代表的货币经济。实体经济是货币经济的根基，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然而，金融的本性决定其特别容易陷入自我循环的泥淖。因此，金融监管必须把防止脱实向虚作为主要目标之一。次贷危机前，欧美影子银行五年增长一倍以上，很大比例资金未流入实体经济。我国交叉金融业务一度也十分复杂，经过3年多的集中整治，总体风险开始收敛。

将本求利是商业活动的正常状态。我们的先人早就懂得，无论从事何种实业或金融活动，都需要先有本钱，否则就不可能开展正常经营。工商生意如果本钱不足，那就难以循环下去；金融业务如果没有一定的资本金，那就迟早会陷入困境。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就是对银行信贷确定基本的资本金约束，杠杆率必须处于安全范围。

收益永远和风险成正比。作为物化的劳动价值，资本具有随时间而增长的特性。但资本在增值过程中必然伴随风险。通常，国债平均收益被视作“无风险收益"。在此基础上，每多一分预期收益，就多一分潜在风险。古今中外，总有人盼望能以更低风险获取更高收益，但规律不可能打破。承诺低风险高收益就是诈骗，金融监管要永远与这类行为作坚决斗争。

持续建设法治和诚信环境。金融的核心职能是信用中介，诚实守信和法治精神是金融运行的基础。一方面，金融机构要恪守职业道德，提供“货真价实”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股东、债务人等利益相关者也要依法依规，严格履约，不能以任何理由逃废债务。

把握好金融创新的边界。金融创新是把“双刃剑”，既能提高市场效率，也会酿成重大风险。监管必须趋利避害，把握好“度”。美国1999年重新允许混业经营后，房贷支持证券、信贷违约掉期、担保债务凭证等衍生品大量出现，成为系统性风险的主要诱因。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初期，一些网贷平台打着“创新”旗号违规经营，形成巨大金融和社会风险。

管好货币总闸门。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都会对经济金融造成系统性损害。资本主义早期经常出现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并由此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的教训同样深刻，即使能够创造短期繁荣，最终不得不付出巨大经济和社会代价。我国曾多次发生银根过松、资金供给远大于需求。例如，1988年和1993年都出现过两位数的物价上涨。

坚决抑制房地产泡沫。房地产与金融业深度关联。上世纪以来，世界上130多次金融危机中，100多次与房地产有关。2008年次贷危机前，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超过当年GDP的32%。目前，我国房地产相关贷款占银行业贷款的39%，还有大量债券、股本、信托等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可以说，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

紧紧抓住公司治理“牛鼻子”。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西方金融业公司治理问题严重。例如，激励短期化导致股东、高管，甚至包括一部分员工都愿意过度冒险。一段时间以来，我国部分中小金融机构中，也产生了大股东操纵和内部人控制问题。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健全内部约束机制。目前，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在劳动生产率、盈利能力、科技创新、普惠金融等方面实现赶超。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把党的领导融于公司治理各环节，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二、正确认识现阶段金融形势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三年攻坚战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的金融安全形势仍然十分复杂。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经济金融运行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金融监管面临新的严峻挑战。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加，金融运行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中美博弈加剧，美方对我战略遏制升级，很大程度上将扰动全球金融市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一些国家采取强刺激做法，实施“无限量宽”政策，长期负面影响难以估量。其他自然灾害、地缘政治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加许多新的不确定性，外部环境变化可能造成更大冲击。

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人口未富先老、经济杠杆率过高、科技创新力不强、资源环境约束增大等重大挑战。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单位产出所需资金增多。受多重因素影响，金融业市场结构、经营理念和服务方式与高质量发展要求还很不适应。

现代科技已经并将继续对金融业态带来巨大改变。科技变革有利于发展普惠金融、提升服务效率，但也使金融风险的形态、路径和安全边界发生重大变化。数字货币、网络安全、信息保护已成为金融监管的全新课题。我国移动支付、线上借贷和互联网保险等走在世界前列，意味着法律规范和风险监管没有成熟经验可资借鉴。

金融体系内部风险仍在持续累积，一些长期形成的隐患并未彻底消除。疫情冲击下新老问题相互交织叠加。结构复杂的高风险影子银行容易死灰复燃。银行业不良资产反弹压力骤增。一些中小金融机构资本缺口加速暴露。企业、居民和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进一步抬升。不法金融机构依然存在，非法金融活动屡禁不止。

金融相关制度存在较多短板，金融法治还很不健全。一些基础法律制定修改需提早谋划启动，有的规章制度落地执行变形走样。现有法律法规震慑力不足，违法违规成本过低。一些法规专业性操作性不足。金融机构常态化风险处置机制尚待完善。非正规金融体系交易活动缺乏有效约束。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失信惩戒不到位。信息披露机制有效性不够，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全面，市场透明度须进一步提高。

金融监管资源，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明显不足。金融监管的专业化、国际化水平有待提升。金融基础设施助力监管的有效性不足。监管科技水平不高，与金融科技高速发展的趋势相比，监管工具和手段难以满足实际需要。高素质监管人才较为缺乏，资金和技术等资源保障亟待充实，基层监管力量十分薄弱。

三、持续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

“十四五”时期我国金融监管改革任务更加艰巨。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守以人民为中心根本立场，强化底线思维，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在此基础上，健全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持续完善权责一致、全面覆盖、统筹协调、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

（一）全面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由于历史和文化等原因，我国金融事权主要集中于中央，地方金融事权比较有限，这就更凸显党中央对于金融监管工作领导的极端重要性。金融监管的大政方针，必须由党中央制定并领导贯彻。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要更加自觉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担当起监管主体责任。同时，地方党委政府在金融监管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实上绝大多数金融机构都是地方法人，地方党委和政府负责加强这些机构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承担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和风险处置属地责任。特别是对于各种“无照驾驶”的非法金融活动，管理和整治的主体责任都在地方。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必须与地方党委和政府密切联系，相互支持，协同发力；都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与金融腐败作坚决斗争，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

（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开创新局。金融监管要坚持主动作为，防范和化解各类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健运行，以此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进程。在支持金融创新的同时，严防垄断、严守底线，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公平竞争。要发挥监管引领作用，推动金融业着力抑虚强实，履行社会责任，强化普惠金融、绿色金融，规范发展商业养老金融，更好实现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全力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坚决打击非法集资、非法吸储和金融诈骗，对各种违规变相投融资活动保持高度警惕，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三）建立高效的监管决策协调沟通机制。进一步强化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决策议事、统筹协调和监督问责职能。健全监管协调机制，各金融管理部门既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又要充分沟通、强化协同。金融政策要与财政、产业、就业、区域等经济社会政策密切配合，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地方金融发展改革与风险防控，加强指导、协调和监督，有效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形成全国“一盘棋”。

（四）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监管制度要覆盖所有金融机构、业务和产品，对各类金融活动依法实施全面监管。借鉴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委员会改革成果，强化资本充足、监督检查和市场约束等要求，抓紧补齐制度短板。根据不同领域、机构和市场特点，制定差异化、针对性制度，细化监管标准，提升监管精准度。更重要的是，要不断增强制度实施有效性。要以法律法规为准绳，大幅提高违法成本，将监管工作纳入法治轨道。

（五）健全宏观审慎、微观审慎、行为监管三支柱。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架构和政策工具，完善逆周期调节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注重防范跨市场跨区域跨国境风险传染。提高微观审慎监管能力，健全以资本约束为核心的审慎监管体系，加快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努力做到对风险的早发现、早预警、早介入、早处置。强化行为监管，严厉打击侵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金融监管作为整体，应当始终具备宏观审慎视野，以微观审慎为基础，以行为监管为支撑，实现三者既独立又协同的有机统一。

（六）构建权威高效的风险处置制度安排。加快确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名单，科学设定评估标准和程序，提出更高监管要求。抓紧建立恢复与处置计划，引导金融机构设立“生前遗嘱”，确保危机时得到快速有效处置。与此同时，要完善风险处置方式，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同时，努力减少道德风险。落实金融机构主体责任，尽量采取“自救”，能自行化解风险或市场出清的，政府不介入。动用公共资金，必须符合严格的条件和标准。尤为关键的是，要健全损失分担制度。全面做实股权吸收损失机制，首先由股东特别是大股东承担损失，其他资本工具和特定债权依法转股、减记。高管层要通过延迟支付抵扣、降薪以及事后追偿等承担相应责任。涉嫌违法犯罪的，要及时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七）强化金融基础设施对监管的支持保障。持续推动金融市场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断提升清算、结算、登记、托管等系统专业化水平。强化监管科技运用，加快金融业综合统计和信息标准化立法。抓紧建设监管大数据平台，全力推动监管工作信息化、智能化转型。稳步推进金融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产化，防范金融网络技术和信息安全风险。强化基础设施监管和中介服务机构管理，对金融科技巨头，在把握包容审慎原则的基础上，采取特殊的创新监管办法，在促发展中防风险、防垄断。

（八）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框架重塑。深入推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和调整，增强国际影响力。立足国情实施国际监管标准，遵循简单、透明、有效原则，避免教条主义、文牍主义和烦琐哲学。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的沟通交流，推动多边和双边监管合作，营造有利于“走出去”的良好外部环境，坚决维护国家金融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九）培育忠诚干净担当的监管干部队伍。加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弘扬清廉文化，锻造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的“监管铁军”。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大力培养优秀年轻干部。优化监管资源配置，充实监管部门和基层监管力量。强化教育培训、人才引进、交流轮岗、基层锻炼，全面提升干部能力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