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各國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政策措施來支持人民和企業。這些措施中許多措施的效果很可能在大流行消退很久之後才能感受到。

與COVID相關的措施的影響，很可能加速已經确立的趨勢，如去全球化，自動化和可持續性，并逆轉長達十年的趨勢，如國際流動和城市化。

對人類密切接觸和全球旅行的健康擔憂，加上對基本商品和服務供應安全的擔憂，很可能改變人們，企業和經濟的運行方式。

我們的分析師提供了他們對四個關鍵趨勢的洞察力，這些趨勢可能會成爲重塑全球經濟的例證--從貿易到未來幾年人們将如何和在哪裏生活和工作，應有盡有。

1. 去全球化趨勢加速

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全球貿易大幅擴張，到2008年金融危機時，出口額已達到全球GDP的近25%。

金融危機之後的經濟低迷将焦點轉移到了與全球化相關的收入不平等上。特别是，中國龐大的勞動力融入全球經濟，引發了人們對發達經濟體中低技能勞動力收入受到影響的擔憂。

此外，中國的貿易和投資行爲，以及其在人工智能等關鍵技術領域占據主導地位的明顯野心，最終導緻了2018年的美中“貿易戰”，其他主要經濟體也日益擔憂。

大流行增加了對彈性的新關注：從“及時”到“以防萬一”

COVID-19大流行揭示了全球化面臨的新風險--特别是與中國在“及時”全球供應鏈中的關鍵角色有關，這種供應鏈依賴于中間産品的及時交付，以使生産得以進行。如果封鎖成爲“新常态”的一部分，全球價值鏈将會斷斷續續地陷入停頓。

中國已成爲某些投入的主要甚至唯一來源，特别是在信息和通信技術方面。全球約八分之一的出口來自中國，這使中國成爲所有核心經濟區域的最大進口來源地。更重要的是，對于這些進口産品中的大多數，中國是電子和機械産品的主要生産國（占單一産品進口的50%以上）。

許多市場對中國存在“供應依賴性”

資料來源:美國人口普查局，日本海關和關稅局，歐統局，巴克萊研究

這種依賴性可能導緻跨國公司重新思考如何在其供應鏈中建立複原力，重點是通過“以防萬一”的生産建立庫存。随之而來的可能是與中國的貿易減少，生産中心多樣化，以及将部分生産轉移到國内供應商的嘗試。

2. 高流動性和集聚性的逆轉可能是一個真正的新現象

旅遊業是全球化的一個方面，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旅遊業持續蓬勃發展，占全球GDP的10%左右。各大洲之間的飛行和跨越國界已變得越來越無摩擦，這鼓勵了旅遊業，留學和勞動力移徙。

國際航班和旅遊業一直在增長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聯合國世貿組織，《數據中的我們的世界》，巴克萊研究

随着人們被城市的工作和便利生活設施吸引，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也有增無減。據聯合國預測，自1990年以來，擁有500萬至1000萬居民的城市數量增加了一倍多，超大城市（1000萬以上）的數量增加了兩倍，從1990年的10個增至2018年的33個，預計到2030年将達到43個。

全球人口增加導緻人口密集城市的增長

大流行後:少坐飛機，遷出城市？

一夜之間，這場大流行不僅阻止了旅遊業，也阻止了國際商務旅行和移民。各國依賴航空旅行的原因各不相同，并将以不同的方式受到航空旅行長期減少的影響。在取消限制之後，旅行部門可能隻會部分複蘇，因爲政府的規定和人們行爲的改變降低了旅行的便利性和頻率。

旅遊業面臨不同的形式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Knoema，巴克萊研究

據估計，世界上約有1.64億移徙工人隻是臨時前往另一個國家工作，他們尤其會受到跨境流動減少的影響。移徙工人不僅爲其宿主國家帶來經濟利益，而且往往向其母國提供大量彙款。例如，在尼泊爾，彙款占國内生産總值的28%，而洪都拉斯，薩爾瓦多和危地馬拉爲13-22%。

此外，病毒爆發的威脅是否會引發人們遠離聚集？如果擁擠和大衆交通導緻無法将社會距離作爲預防措施，與城市生活有關的已被接受的“成本”，如高昂的住房成本，交通擁堵等，就可能變得微不足道。在禁閉期間在家工作可能也減少了不與同事見面的“成本”。這種行爲上的改變可能會減緩似乎不可阻擋的特大城市增長，有利于更大範圍的城市擴張。

3. 加速自動化和數字化

生産成本的上升，外來務工人員的減少，旅行的減少，以及社會疏遠的需要，都可能推動後COVID世界的自動化和數字化。

在家工作加速了以前可行但未被廣泛采用的技術的使用。然而，遠程工作的可能性在不同行業和國家之間并不統一。

雖然大多數高技能工作可以在家裏完成，但農業，旅館和餐館以及零售業的工作就不能這樣說了。這一大流行病可能會增加服務機器人在這些部門的作用。這可能會進一步擴大現有的差距:中低技術工人與高技術工人之間的差距，“赢者通吃”的數字公司與其他公司之間的差距，以及發達市場與新興市場之間的差距。擁有更多技術投資和更高技能工人的發達經濟體可能受益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