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50年来，英镑、西德马克、日元，以及欧元，先后加入到国际货币的行列。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更加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人民币的国际需求应运而生，并愈发强劲，使人民币这种尚不可自由兑换、不能自由使用的主权货币，在国际上广泛地被使用。人民币因此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特别提款权篮子，成为国际货币。

可自由兑换货币：指在进出口、兑换和进行跨境借贷方面，不存在任何限制或监管要求的货币，持有人能把该种货币兑换为任何其他国家货币而不受任何限制。目前的可自由兑换货币主要包括：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瑞士法郎、港元、卢布等。

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一道特殊的“风景线”。之所以说它“特殊”，不仅因为人民币尚不是可自由兑换货币，而且在于它所处区域的特殊性。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都是建立在“南北差距”基础上的。南北问题表现在货币上，就是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于发达国家的“货币原罪”，体现为货币错配、期限错配和结构错配，这三个“错配”在东亚地区尤为突出。

东亚国家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区域内外的经贸合作都十分密切。但是，所有的贸易及经济合作都是以区域外货币——美元进行安排的，形成了货币错配。东亚国家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不仅需要巨大的资本，而且也能提供丰厚的回报，成为资本流入最多的地区。但是，流入的资本却以短期为主，形成了期限错配。东亚是全球储蓄率最高的地区之一，但是因为缺乏金融基础设施，金融机构及金融市场也不发达，本地的储蓄不能在本地转化为投资，反而为区域外所动员，并以投资的形式反投东亚，形成了结构错配。

“货币原罪”是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基本原因，并因此成为“清迈机制”产生的背景。2000年遭受亚洲金融危机伤害的东盟十国及中日韩三国，为解决东亚地区国际流动性短缺问题，形成了“清迈倡议”：倡议建立货币互换机制，成立外汇储备库，推动亚洲债券市场发展。2004年，中国提出“清迈倡议”多边化的建议，并被各成员国接受。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清迈倡议”终于由协议变成一种多边机制的安排，并成立了相应的宏观经济协调机构——亚洲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总部设在新加坡。

清迈多边机制的核心是本币化，成立20年来进展顺利，成果颇丰。其中，中国已连续12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人民币在双边贸易和投资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已有6个东盟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官方外汇储备。2019年东盟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审议了清迈多边机制的进程，提出了加速本币化的议程，考虑将人民币和日元等成员国货币纳入危机救助机制。今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RCEP) 正式生效，它由东盟10+3机制升级而成，预计清迈多边机制将随之被带入RCEP之中。这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带来新的契机，有可能使过去10年人民币国际化以双边使用为主，转变为区域性的多边使用。

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加强，未来可能形成区域性的货币制度安排。如果人民币成为RCEP多边使用的“锚货币”，未来的国际货币格局可能是三个区域，即美元区，欧元区和人民币区。这样的格局预示着一种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前景：在本地区各成员国货币锚定“锚货币”，由此形成相互间的固定汇率；同时，本地区“锚货币”与区域外的“锚货币”将形成有协调、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这种制度安排前景，既结合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固定汇率制可促进贸易和经济发展的优点，又吸收了现行浮动汇率制下，利用国际金融市场吸收过剩国际流动性的长处。这可能是在全球尚没有一种超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条件下的一种较佳的安排。

为了争取这种前景，区域性“锚货币”要认真审视自身在调节国际收支顺逆差中的地位和作用。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至今，对充当国际货币的国际流动性提供者来说，国际收支顺逆差平衡从来都是“我的货币，你的问题”。换言之，国际收支平衡是国际流动性收受国，即逆差方的责任。只有在逆差方建立获取国际流动性能力的基础上，国际社会才有救助的可能。然而，经验表明，一旦国际流动性提供方，即顺差方出现问题，不仅逆差方，而且就连IMF都无能为力，进而造成全球性的失控。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亚太地区本币化的进程中，需要建立顺逆差双方都有调节责任的机制，从而改变逆差方单方向调节所产生的死角。简言之，本地区“锚货币”要承担区域中央银行的责任。如果人民币在本地区本币化进程中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就既能满足人民币国际化的需求，同时也能满足区域货币新秩序安排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