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達利歐對話施一公:歷史週期與國家興衰中的破局關鍵
瑞·達利歐,26歲時在自己的兩居室公寓內創辦了橋水資產管理公司。美國的對沖基金公司平均存活年數只有4年,而橋水已經屹立近50年之久。
2018年,達利歐基於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而撰寫的《原則》一書,在中國大陸上市當年即暢銷百萬冊,登上各大商業書暢銷榜。
他相信,絕大多數事情都是一遍又一遍地反復發生的,所以通過研究事物的規律,人們可以理解事物背後的因果關係,並制定妥善應對的原則。
施一公,18歲考入清華大學,28歲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博士學位,35歲成為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歷史上最年輕的正教授。
2008年2月,施一公辭職回到中國,受聘為清華大學終身教授,並出任清華大學生命科學與醫學研究院副院長。
同樣是在2018年,施一公與一眾同人創建了新中國第一所由社會力量舉辦、國家重點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學——西湖大學,並擔任創校校長。
一位頂級投資人,一位知名科學家,兩顆頂級大腦會發生什麼樣的思想碰撞?
2月24日,橋水創始人、《原則》作者瑞·達利歐與知名結構生物學家、西湖大學校長施一公圍繞“探索變化世界的原則”這一主題,開展了深入對談,暢談創新、探索以及如何應對這個變化的世界。
以下是兩位嘉賓的對談精華實錄。
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有很多讓我驚訝的事,是在我有生之年未曾發生,但在歷史上卻多次發生的。如果不了解歷史上發生的事,我們就會遭遇問題。
事實上,通過研究大蕭條期間發生的事情,我得以預測2008年金融危機,並在危機期間投資收穫頗豐,順利度過了危機。
影响周期的三大因素
影響週期的三大因素
第一大因素是,大量債務的創造,以及為應對這些債務而大量印鈔。這種情況最初發生在2008年,而現在的規模要大得多。
央行在希望採取刺激措施時,會通過降低利率來刺激經濟,給予人們貨幣、信貸和購買力。央行的印鈔行為製造大量債務,債務創造購買力,當然也創造還債義務。同時,這也創造了大量的金融資產。
因為一個人的債務是另一個人的資產,所以,要麼人們在債務償付時得到硬通貨,要麼央行會印鈔,人們得到貶值的貨幣。
在2020年,這種情況的規模近幾十年來沒有先例。上一段類似的時期,還要回溯到1930—1945年。也正是這個原因,促使我去研究過去500年的週期。
第二大因素與第一大因素相關:巨大的貧富差距和政治鴻溝出現,特別是在歐美。當存在資本市場週期時,就會發生這樣的週期。
在資本市場豐富的情況下,個人有很大的機會。我曾經生活在“美國夢”中,其他國家的人生活在其他“夢”中。我們心中湧現想法,我們獲得財務資源來追求這些想法,並讓自己富有創造性。這會在一段時間內提高人的生活水準。
資本市場的發展,使那些有積蓄資本的人能把資本借給別人,讓別人好好利用,投入生產性用途,並在一段時間內提高生活水準。但問題是,存在財富分配不均問題。有的人賺得多,有的人賺得少。社會條件也造成了機會不平等。例如,富人的孩子比窮人的孩子有更好的機會。
由此造成的大週期就是,債務越來越多,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當週期達到一個臨界點,即債務達到上限,貧富差距達到上限時,形勢就會變得更加艱難,局面就會變得很緊張。
歷史中的第三大重大因素,是大國崛起,挑戰已有的大國和已有的世界秩序。這是自然和常見的現象。在研究歷史的過程中,我看到這種情況在週期中反復發生。
隨著中國發展、改善、變強大,在許多方面變得更健康,我們也看到了這種情況的出現。自從我1984年來中國以來,我有幸參與並目睹了中國的發展:人均收入增長了26倍,預期壽命增加了10年,貧困率從88%下降到低於1%。這些都是非凡的成就,也預示著中國挑戰已有大國的新時期正在拉開序幕。
中國現在是在很多方面的實力都可以與美國相媲美的國家,而且中國的增長速度意味著它會變得更強大。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多,所以,如果中國的人均收入達到美國的一半,中國的體量將是美國的兩倍。這將預示著國際實力格局的巨大變遷,並帶來深遠的影響。
帝國的興衰演變曲線
這張圖的開始年份是西元1500年。讀者可以看到11個主要帝國的發展弧線。紅線表示的是中國。從圖中可以看到,中國是西元1500年前後最富有、最強大的國家。然後中國的地位相對下降,並在1840年左右衰落,這就是所謂的“百年屈辱”。但接著,中國經歷了一場極其強勁的崛起,現在已基本達到美國所在的位置,這場崛起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研究並探查了這些大國興衰背後的原因,這些原因幾乎始終是相同的,這也意味著其中蘊含著一些永恆普適的規律,知曉這些規律對於我們具有重大意義。
大週期的三個階段
大致說來,我們可以認為,一場興衰,從一個新秩序過渡到下一個新秩序,分為三個階段:上升階段、頂部階段和下跌階段。
大週期的發生通常始於某個新秩序,要麼是內戰導致某一方掌權,出現國內新秩序,要麼是國際戰爭導致國際體系變化,出現新的世界秩序。
1945年,新的世界秩序建立,美國作為贏得二戰的主導國,塑造了新的世界秩序。1949年,中國出現了新的國內秩序。
看清楚週期以及我們在週期中所處的位置,是很重要的。當三大因素結合在一起,當一個大國崛起挑戰已有大國時,自然就會出現競爭和衝突。在一國國內,當存在嚴重的貧富差距和金融問題時,就會出現衝突。具體會發生什麼,完全取決於個體的行為。但最重要的力量是另外兩種顯而易見的力量。
一種是自然現象(第四個因素)。我饒有興致地看到,以流行病、乾旱和洪水形式出現的自然現象,對環境、預期壽命和其他因素,會產生無比重大的影響。
例如,從左邊的這幅圖上,我們能看到多少債務因戰爭而產生;從右邊的圖上,我們能看到多少債務因自然現象而產生。你可以看到,在我們所處的環境中,存在著流行病、全球變暖、氣候變化發生的風險。你可以看到,環境變化已經開始造成影響。
因為,歸根到底,精誠合作,保持效率和創新性,不讓衝突妨礙和破壞合作,是最重要的事。
我們現在生活的這個世界,存在著豐富的資源,民眾也擁有強大的能力,來創造美好的生活。當前最重要的問題是爆發衝突的風險,這一風險真實存在,但如果我們能夠精誠合作,我們就有機會消弭這一風險,並為全人類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明天。
生命是一個奇跡。經過5000年的創新,我們人類創造了地球上最大的奇跡——一個相互聯繫、相互依存、高度文明的全球大社區。從古代的印刷術和對安全航海技術的探索,到現代的汽車和手機的出現,我們一直在充分享受著祖先和現代技術專家的創新帶來的種種好處。
隨著世界的變化快於以往,創新的步伐也大大加快。與此同時,我們面臨的挑戰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在這個不可思議的世界裏,我們每個人都有一段獨特的個人旅程。我們正在經歷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創新。我們共同開拓進取,為世界貢獻我們的創新。
兩歲時,我跟隨父母來到河南省中南部一個欠發達的小鎮。18歲時,我很幸運地進入了中國的一所頂尖學府——清華大學。1990年,我在上海虹橋機場揮別母親,飛往美國讀博。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五年的學習,及其後在“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MSKCC)兩年的博士後經歷,讓我掌握了科研創新的核心技能。在這兩個多元文化和高度合作的地方,我看到了環境對於創新的價值和重要性。
之後,我到普林斯頓大學任教。我和妻子,一對雙胞胎兒女,在這個愛因斯坦曾經生活過22年的風景如畫的大學城,享受著幸福的家庭生活。令同事們吃驚的是,我於2008年辭去普林斯頓大學的終身教授職位,回到中國。從更大的視角來看,我的這段旅程在中國的400萬留學生中很有代表性。
1979年1月鄧小平對美國進行歷史性訪問後,中國30年來首次對外開放。那一年,數百名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進入美國,開始享受寶貴的教育和研究機會。在接下來的幾年裏,更多人前往美國。到目前為止,已有600多萬中國大陸學生有機會去西方學習,這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留學潮。作為這其中的滄海一粟,我與其他400多萬留學生一樣,選擇在完成學業後回到中國。
我們正在中國的每一個角落為創新做出貢獻。以制藥業為例。從1984年到2008年的25年間,中國總共只批准了本土公司研發的5種一類創新藥。而2009-2020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海歸們在政府支持下的研究創新,12年間就有70多種一類創新藥獲批。更妙的是,中國開始為世界開發和提供同類最佳的藥物。創新已在中國生根發芽。這是教育、交流與合作的勝利。
最近,我有幸與一群來自不同背景但擁有共同價值觀的思考者們合作,在中國創建了一所大學。這不僅是一所新的大學,還是一所新型的高等教育機構。這個神奇而富有創新精神的地方就是西湖大學。
創建這樣一所大學的動機是,我們人類面臨越來越嚴峻的全球性問題,如氣候變化、環境惡化和醫療挑戰,特別是傳染病,這僅是其中幾例。為了應對這些挑戰,我們需要創新性的戰略。基於一套以創新為重心的規則和原則基礎上,建立全新的研究機構,就是可能的戰略之一。
有感於教育改革和科研創新的緊迫性,包括我在內的一些科學家和企業家於2015年攜手在美麗的杭州創建了一所小型的由社會各界資助的世界級研究機構。事實上,以促進創新作為立足之本的西湖大學本身就是一個創新,她通過非營利性的西湖教育基金會接受公眾的資助。
西湖大學於2018年正式獲批,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所此類大學。目前,180多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學者,帶領著一支包括約900名博士、300名博士後、600名科研人員組成的研究隊伍,通過與產業界和社會其他領域的密切合作,馳騁於自然科學、工程、生物和醫學的前沿領域。西湖大學的核心特色之一是要滿足人類的迫切需求,她連接起東西方,不僅要造福中國,還會造福全世界。
在創新的過程中,我們實際上面臨著一個困境。一方面,我們必須先學習,然後才能創新。沒有一定的知識,我們就不知道在哪里創新,如何創新。另一方面,學習卻又可能給我們的思想帶來約束。想像我們是乘客,坐在一輛高速行駛的汽車或火車上,火車越快,我們就能越早到達既定目的地,但我們也越難下車去探索野外環境。相比之下,徒步探索未知世界要容易得多,當然獨自一人在野外遇險的危險也會大得多。
追求創新往往意味著成為少數派。選擇創新,你們就脫離了主流,走上了一條孤獨的道路。作為稀有的少數派,你可能會被同事誤解、打擊、嘲笑,甚至被公眾壓制。這種情況在學術研究界屢見不鮮。一些科學家在數十年間孜孜不倦地從事著在別人看來也許是愚蠢的嘗試,不斷地走彎路,最終取得突破時,創造的奇跡往往被以為是一夕之間就發生。
我們只需看看基於mRNA的新冠疫苗就知道這一點了。但實際上,我們如何鼓勵創新?創新往往產生於健康的文化,這種文化鼓勵與眾不同,並真誠地容忍反復的失敗。
創新通常需要批判性思維。30多年前,人類基因測序專案經過激烈的辯論之後啟動,耗資20多億美元才完成。但該專案引發了一場延續至今的生物技術和生物醫學的革命。
合作促進創新,來自不同研究領域、科研機構和國家的具有不同專長的人們可以通過傾力合作聯手創造奇跡。
此外,多樣性促進創新。不同背景、地區、文化和種族的人,都為促進創新帶來獨特的力量。人類於2015年9月成功探測到引力波最能說明創新和多樣性的價值。我們在地球上記錄到了大約源自於13億年前兩個黑洞的碰撞而產生的引力波。
西湖大學珍視批判性思維、合作和多元的文化。我們努力為那些屬於勇敢的少數派的研究人員提供一個獨特的港口。
我們生活在地球上。這是一個我們與無數其他生物共用的龐大星球,也是一個我們仍在努力瞭解的神秘星球。然而,我們的地球在銀河系中只是一個小小的藍點,在宇宙中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整個人類文明在宇宙的歷史中也只是曇花一現。
儘管我們在宇宙長河裏不過是滄海一粟,但我們始終試圖去理解周圍的遠近萬物。懷著無盡的好奇心和進取的精神,我們一往無前地探索宇宙。人類已經登月,太空船已經在火星上著陸,我們已經探測到了遠在數十億光年之外的黑洞和恒星。
就人類面臨的巨大挑戰而言,破局的關鍵在於我們的創新能力。我們的未來掌握在自己手中。珍惜生命,探求真理,心懷良知去義無反顧地創新。
深度对谈
创新为何重要?
達利歐提到自己來中國的經歷:1984年,他第一次來到中國,那時的工作環境和現在大不一樣——工作是分配的,生活範圍不大。而如今,大家的視野和經歷都豐富了,生活水準提高了,思想也進一步活躍了。當人們處在有一定生活水準的環境中,這種思想上的活躍就出現了。創新不僅能提高生活水準,而且能激發人們思想,使生活更豐富。
關於創新,施一公認為,創新是一個社會前進的基本要素。人們今天享受的一切都來自創新,這項創新可能來自千百年前,可能就發生在當下。創新令社會發展得更快、更和諧,使我們的日常生活更美好。縱觀中國的飛速發展,其實也得益於創新。
總而言之,我們在社會上做每一件事都必須有創新精神,因為這是人類的本能。我們必須通過創新讓自己變得更好,否則就會消亡在進化的過程中。
如何能保持好奇心并不断探索?
生如夏花,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我們在地球上的生命不過轉瞬,整個人類文明在宇宙的歷史中可能也只是過眼雲煙。很多人問,活著是為了什麼?我們在地球上應該幹什麼?施一公給出的答案是:活著是為了探索未知,看看人類能有多強大,看看我們可以在未知世界探索得多遠。
對達利歐而言,保持好奇心並不斷探索這個世界的秘訣是渴望。這是一種想要理解世界如何運轉的激情。他的新書《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便討論了世界是如何運轉的。將求知欲轉化為行動,利用對世界運行方式的瞭解,依據現實進行實驗,並將其轉化為能產生結果的行動,這就是創新者的心理。
達利歐認為,好奇心也是一種探險家心理。正如施一公之前所提到,有些人會因為懼怕外界批評或者希望得到外界認可而受到影響,這不會困擾創新者,因為創新者不需要被認可。相反,他們幾乎只專注於探索,發現錯誤本身就是學習過程的一部分。通過探索的旅程,個人能夠成長,能為社會進步做出貢獻,從而產生滿足感,達利歐認為,這應該是每個人的目標。
如何培养高素质人才?
達利歐提出,從大歷史觀看教育,還能看到這樣一種模式:我們可以從唐、宋等王朝的經歷中學習到,要利用龐大的人口基礎:要讓社會向最多的人開放,創造任人唯賢的制度,以便識別和提拔創新者,使之發揮支持作用。你不知道人才將來自哪里,因此,這是一種包括培養創新精神和好奇心的教育,而不僅是獲取知識。這需要人們與眾不同,需要創新,需要冒險精神。它需要從最大比例的人口中抽取人才,看看創新人才來自哪里。
施一公認為,教育對社會當中的每一個人來說都是必需的。我們應該因材施教,為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教育模式。對於像中國這樣的泱泱大國來說,教育改革尤為重要。為了中國的進步,為了中國的科技創新,為了中國下一代青年人才的培養,中國必須堅持不懈地探索教育改革,這是唯一的出路。試想:在一個有14億人口的國家,如果只有一套僵化的教育形式,一兩種或幾種僵化的考試形式,那將嚴重限制能培養、教育和提供機會的學生的類型。
因此,施一公認為,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應該始終保持教育改革勢頭,這也是施一公聯合社會各界人士組建全新的西湖大學的原因之一。為了實現多樣性,應該給教育機構更大的自由,讓教育機構嘗試不同的東西。這對年輕一代的學生非常有利。此外,施一公還強調了通過教育增強學生社會責任感的重要性。他認為,僅僅通過教育提升個人技能是不夠的,當我們走出校門,為自己的幸福而奮鬥,為自己的前程而奮鬥時,我們自己的目標應該與社會的整體進步是一致的。也就是說,我們在社會上做的任何事情都不應違背社會的根本利益。
个人应如何更好地实现自身以及社会价值?
瑞達利歐將人生歸納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在學習,這個階段我們依靠別人;第二階段是聚焦於工作,我們成為身邊人的依靠,試圖獲得成功;然後就是他目前所處的人生最後一個階段,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認為有價值的東西傳遞給下一代,超越自我。
他認為,如果一個人覺得自身與社會是相連的,那麼他會很自然地用自己的資源來幫助處在其他階段的人,提高他們的能力。達利歐的兒子麥修11歲時,來到北京史家胡同小學學習,他發現有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孤兒沒有做手術的機會,於是他參與了對孤兒的救助。而達利歐也受到麥修的影響,開始投身於慈善事業。達利歐認為,只為自己積累財富,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一種腐敗。
當然,這存在一個自然進化過程,你要先照顧好自己,然後當你不再需要為自己積累更多、有幫助他人的能力時,再去行動。行動有多種方式,可以是用慈善方式進行捐贈幫助,也可以是通過傳遞自身學到的知識和擁有的原則。
施一公通過分享自身經歷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認為,合作能夠幫助人們實現價值,西湖大學正是企業家和科學家合作的結晶。從一開始,科學家們就想要建立一所全新的大學,但他們如果想單獨做這件事,壓根沒有成功的機會。因此,科學家便尋求幫助,與一群充滿激情和動力的企業家合作。他們中有投資者,有企業家。大家一起創造奇跡,就是精誠合作的很好的例子。
關於合作,達利歐認為最令人興奮和最有成效的合作是瞭解差異、調和差異、調和不同的視角。關於差異,人們往往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種態度是因為存在分歧而生氣,但很顯然創新者和那些追求真相的人不會這麼做。他們對差異有一種心理上的好奇。施一公補充道,要建立有效的合作,需要從合作者那裏獲得互補性的專業知識。所以理想情況下,無論是在科學、商業還是其他方面,最好是具有互補性的專業知識、經驗和背景的人聚在一起,進行討論和頭腦風暴,批判性地思考他們的設想,最終達成合理的共識。
个人如何应对变化中的世界
施一公認為,保持冷靜,做好自己正在做的事,便足以應對變化中的世界。我們的世界持續變化,發展速度一年年增快,知識在以非常快的速度積累。科學家每天翻閱期刊,都會發現海量的知識,他是無暇閱讀這麼多論文的,因為還要做自己的科研。這可能會造成一定程度的焦慮。但事實上,我們用不著焦慮,要保持冷靜,做好正在做的事就好。
施一公始終相信,只要在自己的專業上,在自己的研究領域裏足夠努力,花時間閱讀直接相關的材料,而不是對快速變化的環境、快速積累的知識感到恐慌。保持對身邊的事物變化的敏銳度,把你正在做的事情真正做好即可。█以上內容出自2月24日瑞·達利歐與施一公跨界對話實錄。瑞·達利歐最新著作《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原創週期模型,解讀世界變動、財富漲跌、權力換手,由中信出版集團1月推出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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