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泽平团队

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富民之道、强国之策。青年是创新创业的生力军。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乡村振兴”战略部署，进一步推动青年创业发展，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与泽平宏观联合开展青年创业专题研究。

中国创业情况整体蓬勃发展，不仅创业数量大、创投活跃，而且创业质量、创业生态也逐步向好。（1）创业数量：2020年新设市场主体超850万，活跃度稳定在70%左右；（2）创业质量：2020年中国独角兽数量世界第二，科创板上市企业数量增107%；（3）创投机构：2019年创投机构资本近1万亿元，风险投资规模高于美国；（4）创服机构：2019年孵化载体超1.3万家，广东孵化器数量全国第一；（5）疫情冲击：2021年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中国经济逐渐恢复，中小微企业发展情况略好于去年，二季度中小企业发展指数87.2，高于去年同期的85.5，但对比一季度的87.5有所下滑。

基于2021年8月组织的8319份调查问卷，我们从创业者的基础特征、创业资金、创业驱动力、创业现状、面临困难五方面刻画中国创业青年群体画像。（1）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创业者占比超85%；（2）超九成创业者启动资金低于50万元，创业启动资金主要来自个人或家庭积蓄、亲友借贷，创业者主要通过银行贷款、合伙入股方式融资；（3）首次创业人数占七成，33岁及以上人群超50%有二次及以上创业经历；（4）创业形式以个人独资、合伙创业为主，70%的创业者在三年内开始盈利，过半创业企业在初期实现规模显著扩大；（5）创业资金、社会资源和知识储备不足是青年创业主要面临的困难。

基于成都、长沙、大连三地的实地调研，我们发现：（1）成都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战略支持下，积极实施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筑梦工程，率先提出并建设青年之家三级服务终端体系；首提首创“泛存在”孵化空间，补足青年双创孵化前端服务空白；创新“五创”、“人才贷、成果贷、研发贷”、“股债通”等双创金融产品，形成双创金融服务领域“成都模式”，成为创新创业者的“圆梦之都”、“活力之城”。（2）长沙在乡村振兴战略落实方面表现突出，是全国首个形成系统性乡村产业人才认定支持政策体系的城市，以青年企业家协会为核心组织集聚了一批优秀创业青年及初创企业，企业总资产额近100亿元，通过每年2000万元“柳枝行动”专项资金支持解决青年创新创业融资难问题，将长沙打造成人才向往的创新创业之都。（3）大连依托创业导师资源，针对各类创业人员创业现状和实际需求，打造“创培”品牌，为创业者提供创业资源和智力支持，不断提升各类创业者素质能力；在2015年开展市级创业孵化平台等级认定，培育和激励“创孵”载体，提升孵化能力；2018年出台激励企业创新举措，向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创新券，进行资金补助。还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解决创业者资金短缺问题；在2020年出台激励人才创新举措，鼓励高校的专业技术人才离岗创业，给予3-5年离岗创业期，保留其人事关系。

基于现有创业理论和国内外相关创新创业测度研究及数据获得性，我们从创业环境、企业家精神、创业结果三个维度构建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体系，共涉及17个具体指标。以2015为基期，2015-2020年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由100升至167.5，其中，创业环境指数由100升至146.2，企业家精神指数由100升至146.0，创业结果指数由100升至279.7。以2015年数据作为基准100，2016-2020年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分别为109.9、121.5、136.9、153.6、167.5，呈上升趋势。其中，创业环境指数分别为108.4、118.1、128.3、139.6、146.2，企业家精神指数分别为111.9、123.6、135.4、145.3、146，创业环境和企业家精神指数稳步提升，主要源于政府支持政策、教育科技投入、居民收入稳步上升和市场环境的优化；创业结果指数分别为115.2、134.6、176.5、222.2、279.7，2020年创业结果指数较2019年大幅上升，主要源于2020年创业板和技术市场的良好表现。

我们选取199座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创业环境、企业家精神、创业结果三个维度构建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体系，按照各城市的创业发展指数对城市进行排名，评选出50座青年创业友好型城市。从整体看，北京、上海、广州在2020年创业友好型城市中名列三甲，一线城市、发达省会城市及东部发达地级市的创业发展指数排名明显居前。东部地区城市在青年创业发展排名前50名城市比例为60%，这表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在创业发展领域的显著领先地位；从创业环境看，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和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副省级城市排名靠前；从企业家精神看，厦门、杭州、北京位列前三位，排名靠前的城市同样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从创业结果看，创业活动活跃地区集中在核心城市，长三角地区区位优势明显，中部城市异军突起。2020年北上杭深遥遥领先，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独角兽数量分别为28、17、7、5家，合计57家，全国占比81%；从估值看，四城独角兽企业估值分别为1850、217、214、193亿美元，合计2474亿美元，全国占比达93%。

启示：一是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协同机制，统筹创新创业政策；二是拓宽初创企业与高校的合作渠道，解决初创企业招工难问题；三是优化农村创业制度环境，重点扶持农民返乡创新创业；四是加大政府资金投资创业企业力度，成立市场化运作的产业投资基金，服务于战略性产业的招商引资；五是重点解决中小企业短期资金周转问题，加大短期资金扶持力度，促进企业短期融资渠道通畅；六是完善创业培训体系，规范青年创业培训内容，建设专业化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培养青年创业就业理念，引导青年走出家门，投入实践；七是精简创业企业审批流程，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动力；八是提高针对种子期、初创期企业投资比例，培育更多耐心资本和硬科技风投，营造最优硬科技创新生态。

一、创业发展现状

（一）创业数量：新设市场主体超850万，活跃度稳定在70%左右

（二）创业质量：独角兽数量世界第二，科创板上市企业数量增107%

（三）创业投资：创投机构资本近1万亿，风险投资规模高于美国

（四）创服机构：孵化载体超1.3万家，广东孵化器数量全国第一

（五）疫情冲击：中小微企业恢复速度慢，创业带动就业作用突出

二、中国青年创业群体画像

（一）基础特征：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创业者占比超85%

（二）创业资金：八成以上创业者通过银行贷款、合作入股融资

（三）创业驱动力：为实现自我梦想、获取财富

（四）创业现状：近半创业者盈亏存在波动，七成三年内开始盈利

（五）面临困难：资金问题依旧是创业者面临最主要的困难

三、典型城市青年创业发展现状

（一）成都：实施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筑梦工程，打造“圆梦之都”

（二）长沙：全国首个建立系统性乡村产业人才政策体系城市

（三）大连：依托创业导师资源，激励“创孵”载体

四、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

（一）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构建

（二）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

五、中国城市青年创业发展排名

（一）中国城市青年创业发展指数构建

（二）中国城市青年创业发展排名

六、启示

2018年以来，大众创业持续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和更深程度推进。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全面部署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提出大幅降低创新创业成本，提升创业带动就业能力。2019年12月，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意见》，提出扶持创业带动就业，鼓励和支持更多劳动者创新创业。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支持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带动中小企业创新活动。2021年3月，“十四五”规划提出推进创新创业创造向纵深发展，优化双创示范基地建设布局，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允许入乡就业创业人员在原籍地或就业创业地落户并享受相关权益。此外，还提到立足新发展阶段，要深入实施青年发展规划（2017年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促进青年全面发展，搭建青年成长成才和建功立业的平台，激发青年创新创业活力。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要求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2021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建立以创新创业为导向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国家针对创新创业的主要环节和关键领域陆续推出了许多税费优惠政策措施，其中企业初创期，除了普惠式税收优惠，符合条件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个体工商户、特殊创业群体或者吸纳特殊群体就业的企业享受特殊税费优惠。同时，国家对扶持企业成长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等创业就业平台，创投企业、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等给予税收优惠，充分发挥集聚效应，给予企业金融支持。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乡村振兴”战略部署，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进一步推进青年创业发展，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与泽平宏观联合开展青年创业专题研究。课题组于2021年9月对成都、长沙、大连进行实地调研。从创业环境、创业精神、创业结果三方面构建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体系以分析中国整体和主要城市创业情况，形成《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报告（2021）》。

2020年，不期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我国在抗击首轮疫情及2021年上半年境外输入变异毒株中取得显著成效，率先进入“后疫情时代”。在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中，青年创新创业必将起到重要引领作用。2021年1-7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82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74.7％。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6月份上升0.1个百分点，低于2019和2020年同期水平。其中25-59岁的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为4.2%，同比下降0.8%，与上月持平，就业形势总体向好，这与后疫情期间中央文件多次提及的“灵活就业渠道”密不可分。随着“双创”快速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就业带动效应显著增强。

一、创业发展现状

根据全球创业研究机构StartupBlink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业生态系统指数报告》，中国在全球100个主要经济体中排名第14位，位居亚洲第一，超过新加坡（第16）、韩国（第19）、日本（第21）和印度（第23）。2020年，中国6座城市进入全球前50，其中北京和上海分别位列全球城市排名的第6位和第10位。根据USNEWS网站公布的最新的全球调查，在“2020年全球最佳创业国度”中，中国排名第3位。通过上述国际机构的研究发现，近年中国的整体创业生态较好。

根据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界定，青年年龄为14-35周岁。考虑到当前专门统计青年创业的宏观数据缺乏，且青年本身就是创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用创业整体情况分析中国青年创业基本情况。

（一）创业数量：新设市场主体超850万，活跃度稳定在70%左右

新设市场主体数量快速增长，2020年新设企业超850万。根据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与企查查大数据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20中国企业发展数据年报》显示，2013-2020年全国新设市场主体从1132万户上升至2735万户，增长141.6%，其中，新设企业数量从250万户上升至868万户，增长247.1%；我国市场主体从2012年的5500万户增加到1.44亿户、活跃度稳定在70%左右；发展质量明显提升，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别突破20万家和18万家，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支出的76.2%；个体工商户作为一类群众直接开展经营活动的特殊市场主体发展到9670多万户，成为基层群众的就业容纳器、民营企业的后备力量、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微循环和各类企业的协作配套伙伴。

从每万人均新设市场主体数量看，江苏、福建、海南、浙江、陕西等省份创业活跃度高，甘肃较低。根据各省新设市场主体数量及人口，计算每万人均新设市场主体数量，表征创业活跃度。江苏创业活跃度最高，每万人新设市场主体数量达到444.1个，原因在于2020年江苏市场监管部门超前谋划，积极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出台支持企业平稳健康发展18条和支持企业复工复产12条措施，并联合相关部门出台支持个体工商户发展16条措施，帮助企业纾困解难，促进市场主体快速发展，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同时，抢抓时机，精心打造“一品牌一平台”。为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江苏市场监管部门加强了监测分析，加大帮扶力度，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支持自贸区制度创新，规范平台集群注册，引导地摊经济健康发展，努力催生更多新的增长点；福建、海南、浙江、陕西、山东则分别占据第二到第六位，而甘肃相对靠后，每万人均新设市场主体数量不及江苏的一半。甘肃主要是因为其经济水平相对落后，2020年GDP在31个省级行政区排27位，人均GDP排名末位，因此创业活跃度较低。

（二）创业质量：独角兽数量世界第二，科创板上市企业数量增107%

独角兽公司代表了新经济业态，引领着社会创新。部分独角兽一旦成行业巨头，必然使得一个行业的经济以及发展潜力大大增强，往往会引领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因此独角兽企业情况可以表征创业质量。国际对独角兽企业的定义是成立时间短（不超过10年）、发展迅速（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新生态公司，是创业公司的标杆，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市场活力的指标。

从总量看，2020年我国独角兽企业为120家，仅次于美国；但2020年新生独角兽数量较2019年减少41%。根据CB Insights统计，至2020年全球共诞生552家独角兽，中国120家，占比25%，仅次于美国的284家。其中，2020年全球新生独角兽共113家，美国、中国、印度新生数量位居前三，分别为70家、13家、9家。2020年中国新生独角兽数量较2019年减少41%（2019新生22家，2020新生13家）。独角兽通过模式创新和科技创新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是我国新经济发展的代表，近年来我国独角兽企业数量和估值井喷，说明我国新经济领域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有望引领我国经济整体上的创新发展。

从行业分布来看，中国独角兽企业以互联网、科技为主。互联网的核心思想是依靠平台“共享”，互联网独角兽主要产生于汽车交通、文娱媒体、电子商务等行业，代表企业包括字节跳动、快手、货拉拉等。高新科技独角兽主要涉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领域，代表企业包括主营区块链的比特大陆、主营柔性屏幕的柔宇科技、主营人工智能的商汤科技和旷视科技、主营机器人的优必选等。

科创板企业情况可以表征国内创业企业质量。科创板主要面向有较强科技创新能力和高成长型企业，是创业公司的标杆，已成为衡量一个城市创业市场活力的指标。2020年，科创板新增上市企业145家，市值由2019年底的0.87万亿增至2020年底的3.7万亿元。总体看科创板企业走出了疫情的阴霾，实现盈利的企业占比从年中的86.0%升至年末的92.1%。我们认为，科创板的良好表现得益于疫情影响的消退、科技企业获得政策力挺以及企业高质量的研发创新。

从总量看，2020年我国科创板上市企业为145家，较2019年增长107%。从地区分布看，江苏、上海、北京等省市成为优质科技创新型企业的聚集地。2020年江苏省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为30家，位居全国第一；上海、北京、广东省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分别为24家、22家、21家，分别位居第二、第三、第四。从行业分布看，中国科创板上市企业以信息技术、工业、医疗等行业为主。2020年在科创板上市的信息技术企业为58家，占比为40%，位居第一；工业、医疗分布为36家、29家，分别位居第二、第三。信息技术主要产品类型为专用软件、电子设备及加工、电子元器件、电子设备及加工、互联网服务、系统集成服务等，代表企业包括中芯国际、天合光能、紫晶存储等；工业主要产品类型为行业专用软件、专用设备与零部件、环保机械、电子测试和测量仪器、诊断治疗设备等，代表企业包括奕瑞科技、航亚科技、高测股份、江航装备等。

（三）创业投资：创投机构资本近1万亿，风险投资规模高于美国

2019年我国共有创投机构近3000家，管理资本总量近1万亿元。自2005年发改委等十部委发布《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以来，我国已在税收、LP（有限合伙人）、融资渠道、差异化金融支持等多方面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创业投资优惠政策体系，创业投资机构数量和投资活动迅猛增长。根据科技部数据，截至2019年（科技部还未发布2020年数据），我国创业投资行业机构数达到2994家，管理资本总量达到9989.1亿元，管理资本占GDP比重达到1.01%。累计投资项目25411个，累计投资金额5636亿，其中2008-2019年管理资本总额年均增长19%。

创业投资资金主要流向IT、生物技术/医疗科技、互联网及半导体电子设备，北上粤江浙等经济发达地区创业投资最活跃。从行业分布看，根据清科研究中心统计，2020年IT行业一骑绝尘，投资项目达到1845项，占比24%。IT、生物技术/医疗健康、互联网以及半导体电子设备四大行业的投资数量、投资金额与其他行业显著拉开差距，集中度分别达到70%、64%，科技、医疗、消费等重点赛道的大体方向并未改变。值得注意的是，IT和互联网行业的投资案例数量同比减少14.7%、20.3%，而生物技术和半导体电子设备行业投资案例数量同比增长19.7%、42.0%；从地域分布看，2020年投资案例主要集中于北京、广东、上海、江苏和浙江，五地合计占全国83%。

中国PE/VC投资金额高于美国，但种子期等前期投资比例较低。结合投中研究院中国数据、PwC/CB Insight、KPMG Global analysis report，2016-2020年期间中国风险投资（PE/VC）投资案例数从17142项降至7821项，投资金额从2278亿降至1767亿美元；同期美国投资案例数从4799项上升至6306项，投资金额从593亿上升为1332亿美元。2020年起由于疫情影响，PE/VC投资规模发生了较大变动，但中国PE/VC投资规模高于美国。从投资阶段来看，2020年中国种子期、初创期、扩张期、成熟期投资案例占比分别为13.0%、22.5%、45.5%、19.0%，而2020年美国各案例占比分别为30.2%、26.4%、21.8%、9.3%，这是因为中国PE/VC更偏好扩张期和成长期这类收益确定性较高的项目，对于种子期和初创期创业项目投资相对较低。

（四）创服机构：孵化载体超1.3万家，广东孵化器数量全国第一

2019年创业孵化载体约1.3万家，在孵企业和项目近66万家，解决社会就业超450万人。2015年以来，国内涌现出一批以创新工场、3W咖啡为代表的创业服务机构，聚合金融、产业、技术和专业服务等创新要素，成为创新创业的重要力量。根据科学技术部火炬中心发布的《2020年中国创业孵化发展报告》，截至2019年底（科学技术部火炬中心还未发布2020年数据），我国共有创业孵化载体13206家，其中科技企业孵化器5206家，众创空间8000家，在孵企业和团队65.8万家，获得投融资1418亿元。2019年孵化器培育出49家科创板企业。2019年，全国孵化器在孵企业数为21.68万个，累计毕业企业数量达16.09万个。促进就业方面，2019年在孵企业和创业团队共吸纳就业450.3万人，包括应届大学生46.4万人。

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地区创业孵化载体较为集中，占全国总数过半。分省来看，2019年广东孵化器数量位居全国第一，达到1013家；江苏第二，孵化器数量达到832家。从都市圈来看，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地区创业孵化载体分布最密集，2019年分别有1370、1013、462家，合计占全国总数的55%。

（五）疫情冲击：中小微企业恢复速度慢，创业带动就业作用突出

2021年，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全球经济逐渐走出新冠疫情带来的阴霾。中国疫情控制水平居全球前列，经济也率先恢复。2021年一季度中国GDP实际同比增长18.3%，较2020年四季度环比增长0.6%；较2019年一季度增长10.3%。1-6月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7.8%、14.8%、11.8%。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5.6%，其中，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分别增长5.4%、6.0%，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分别增长6.8%、4.2%和2.9%，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7.7%，中国预计增长8.5%，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预计增幅第一。

创业主体多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受疫情冲击更严重且恢复速度较慢。根据国务院信息，2021年1-4月全国新设个体工商户同比增长55.2%，除接触性服务行业外，个体工商户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经营活跃状况较去年大幅提高。同时，1-4月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利润率较大型企业低2%且差距较以前拉大。从就业市场看，根据2021年二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各类企业CIER指数同环比均回升，大型企业CIER指数仍最高，中小微型企业CIER指数仍相对较低。尽管经济快速恢复，中小微企业发展情况略好于去年，但恢复情况不稳定。根据国家统计局制造业PMI数据，大型企业2021年以来持续高于50%荣枯线；中型企业除2月，其他时间均高于荣枯线；而小型企业除3-4月，其他时间均低于荣枯线。根据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数据，2021年二季度中小企业发展指数87.2，高于去年同期的85.5，但较一季度的87.5下滑。（CIER（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反映就业市场的整体走势，通过不同行业、城市职位供需指标的动态变化，来反映劳动力市场上职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例变化，从而起到监测劳动力市场景气程度以及就业信心的作用。）

二、中国青年创业群体画像

自我国2015年推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以来，“双创”活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发展了6年，青年创业群体也逐年扩大。他们的基础特征有哪些？创业资金情况如何？创业动机是什么？创业现状如何？创业过程中面临着哪些困难？

我们从创业者的基础特征、创业资金、创业驱动力、创业现状、面临困难五个方面刻画中国创业青年群体画像。数据来源于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和泽平宏观研究团队于2021年8月联合组织的问卷调查，填写数量共9551份，其中符合《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14-35岁青年定义且剔除对结果产生严重偏差的样本共8319份，有效问卷占比87.1%。以8319份问卷数据为依据，中国创业青年群体基本画像如下。

（一）基础特征：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创业者占比超85%

从年龄和职业背景看，19-23 岁的大学在校生、应届毕业生、毕业后待业人员是创业主体。年龄方面，19-23 岁合计占比 51.3%，其中20岁为创业高峰；职业背景方面，在校大学生占比43.6%，高校应届毕业生占比13.1%，毕业后待业人员占比12.0%，三者合计68.7%。

从学历层次看，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创业者占比达86%。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初中、高中（含中专）、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分别为33.7%、14.8%、15.1%。根据我们的调查问卷，创业者数量随着学历上升呈现倒 U 型分布，其中初中及以下占比仅3.6%，高中/中专 10.3%、大专 27.7%、本科 56.1%、硕士及以上2.3%，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创业者总占比达到86.1%，反映出创业者的文化程度普遍较高。

从创业行业看，51.6%的创业企业集中在农林牧渔、批发零售和教育文化行业。其中，农林牧渔业占比20.8%，批发零售占比15.9%，反映出青年创业者倾向于选择技术和资金门槛不高的行业进行创业，这也符合大多数青年创业者缺乏资金和社会资源的现状。教育文化占比14.9%，去年因为疫情的影响，线上教育迅速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去年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同比增长20.2%，对吸引青年创业者进入教育文化行业起到积极作用。而今年“双减”政策出台，教育市场规模缩减，该行业创业企业的发展受到一定限制。

（二）创业资金：八成以上创业者通过银行贷款、合作入股融资

创业启动资金方面，启动资金低于10万元的创业者占比较2020年有所增长，超九成创业者启动资金不足50万元。创业者启动资金普遍较少，低于10万元的创业者占比70.7%；低于50万元的创业者占比91.2%，低于100万元的占比95.2%。启动资金金额与选择创业的行业有关，批发零售等行业进入壁垒不高，创业初期所需资金较少，启动资金低于5万元的创业者中有38.2%从事批发零售、教育文化行业。

创业启动资金缺口方面，近六成创业者资金缺口在5万元以内，资金缺口高于50万元的创业者占比不足10%。创业者的启动资金缺口集中于20万元以下的区间，其中又以资金缺口低于5万元的创业者为主，占比达到58.3%。资金缺口高于20万元的不到2成，高于50万元的不足10%。整体看创业启动资金缺口以小额为主，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创业初期资金获取难，大部分初创者对创业过程中资金的安排使用方面经验不足、对融资的方法和经验掌握不够等问题。

创业启动资金来源方面，九成以上来自个人或家庭积蓄、亲友借贷，创投公司及其他渠道占比较少，整体资金来源较为单一。个人或家庭积蓄、亲友借贷为创业启动资金两大重要来源，74.6%的创业者利用个人或家庭积蓄作为创业启动资金，通过亲友借贷进行创业的群体占比15.8%，而借助创投公司和其他渠道资金启动创业的群体不足10%，说明创业启动资金来源较为单一。

创业融资方式方面，八成以上的创业者通过银行贷款和合作入股的方式融资，选择抵押担保等方式融资的创业者较少。银行贷款和合作入股是创业者融资的主要方式，将银行贷款作为融资方式的创业者占比近五成达48.2%，通过合作入股的创业者占比34.8%，而典当抵押和贷款担保两种方式占比合计9.8%，这与创业者初期缺乏可以用于抵押和担保的资产的现象较为吻合。

（三）创业驱动力：为实现自我梦想、获取财富

首次创业人数占七成，33岁及以上创业者超50%有二次及以上创业经历。从总量上看，首次创业人数占比74.3%，多次创业人数占比25.7%；从年龄结构看，有多次创业经历的创业者所占比重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上升，其中33岁为重要节点，多次创业者占比超过50%，且三次和四次创业者占比达到25.8%。这现象表明，多数首次创业者因年龄小，缺乏实际创业经验，一般首次创业成功率较低。随着年龄增加，这既与创业经验与资源增加有关，也与创业动机更强创业者的“幸存者偏差”有关，因此多次创业者可能创业质量更高、创业前景更好。此外，新冠疫情影响下，就业形势较为严峻，也促使更多青年进行创业。

实现自己的梦想/从事感兴趣的事是最受青年认可的创业动机，其次是为获取财富而创业。有32.6%的青年认为“实现自己的梦想/从事感兴趣的事”非常符合自己的创业动机，有30.5%的青年认为“为获取财富创业”非常符合，“最大限度实现自我价值”、“为改变世界和人们的生活/创造社会价值”、“良好的市场机会和行业前景”分别有30.3%、29.6%、28.3%。这表明我国创业青年不仅敢于实践理想，还有审时度势的务实精神。此外，“家庭和朋友的支持”、“不喜欢被支配”、“不满意原来的工作”等动机也均被20%左右的青年认为非常符合，这反映出青年创业不仅有梦想的感召，也有现实条件和压力的驱动。

（四）创业现状：近半创业者盈亏存在波动，七成三年内开始盈利

从创业形式看，接近九成创业者选择个人独资、合伙创业形式，家庭创业占比较小。以个人独资和合伙创业进行创业的群体占比接近九成，其中半数以上为个人独资，占比51.6%，合伙创业占比36.1%。这两种创业形式与创业企业特征较为吻合：个人独资或合伙企业的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收益权高度统一，企业盈亏与债务为无限责任，因此创业者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经营企业。而家庭创业在人才引进、企业管理方面存在一定局限，因而较为小众，通过家庭创业的创业者占比仅12.3%。

从盈利状态看，近半数创业者盈亏存在波动，七成在三年内实现盈利。盈亏方面，46.7%的创业者处于盈亏不稳定期，处于亏损状态的接近两成，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创业企业的经营风险；开始盈利时间方面，七成创业者在三年内实现盈利，其中创办一年以内、两年以内、三年以内开始盈利占比分别为39.8%、20.0%、10.8%，呈现递减态势，三年以上开始盈利的创业者仅占5.5%，说明大部分创业者能够在创业早期实现盈利。

从创业企业规模与人力看，过半创业企业在初期实现规模显著扩大，多数创业企业人员数量较为稳定。创业规模方面，创业初期规模显著扩大的创业企业占比53.0%，市场份额与产品种类也随着规模显著扩大而提高，创业初期市场份额、产品种类大幅提高的创业企业占比分别为52.7%、56.1%；从创业人力看，创业以来人员较为稳定的创业企业占比59.0%，26.5%的创业企业存在人员数量稳定但变动较大或人员数量不稳定的情况，反映出部分初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人力资源管理有一定困难。

（五）面临困难：资金问题依旧是创业者面临最主要的困难

创业资金、社会资源和知识储备是青年创业主要面临的困难。41.7%的受访者认为青年创业最大困难依旧是资金问题，青年创业者对于融资难问题的呼声相比往年进一步高涨。这是因为参与调研的创业者有56.6%是在校大学生或应届毕业生，自身资金积累微薄。此外，大部分青年创业的行业不受风险资本的青睐。根据科技部发布的报告，2019年仅1.1%的创业投资金额投入到农林牧渔行业。风险资本更青睐半导体、医疗、新能源等赛道，因此大部分青年创业者难以通过吸引投资来解决资金问题。24.8%的受访者认为自身社会资源和人脉弱，19.8%认为最缺乏相应的知识和能力，这些数据反映出青年创业者除资金问题之外，在业务拓展和技术创新方面也缺乏相应的竞争力。

创业税收优惠政策和简化行政审批手续是超六成青年创业者的主要诉求。创业税费减免或补贴是最主要诉求，占比33.4%，同样反映出创业者亟需解决资金困难问题；诉求为简化政府行政审批流程的占比27.9%，行政审批和创业企业的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简化审批程序主要服务于创业企业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的需求；诉求为创业场地支持的占比17.7%，创业场地的支持能够节省企业的租金开支，还能形成聚集效应。

融资渠道、人才资源获取和政府处理事务效率具有较大改善空间。在青年创业者对于创业环境各要素的评价中，“当地创业者很容易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融资”、“当地获得人才资源的条件很便利”、“当地创业者的融资成本很合理”、“申请的政府创业支持总是能很顺利地通过”四项评分最低，其“非常符合+符合”评价的占比分别为51.1%、51.5%、52.0%、54.2%。这表明当地融资渠道受限和融资成本偏高，从而不容易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融资。随着人力资本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创业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日渐提升，目前当地人才输送模式效率不高，仍然无法满足企业需求。政府需要建立完善相关政策，加大推行力度，并提升行政审批效率。

三、典型城市青年创业发展现状

在选择调研城市时，我们综合考量以下三点：（1）城市行政等级在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范畴；（2）覆盖我国不同地区；（3）经济总量、营商环境、人才环境、高校资源、产业基础情况在区域内具有代表性。最终，我们选择西部、中部、东北地区的成都、长沙、大连作为重点调研城市，成都作为西南中心城市，从创业环境、经济总量到产业类型均不落后于一线城市；长沙在中部地区稳居第二，拥有广电传媒、食品加工、信息软件等特色产业；大连经济体量在东北四个主要城市中居首位，在东北地区发展活力较强，是东北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

（一）成都：实施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筑梦工程，打造“圆梦之都”

成都作为西南重要的经济中心、科技中心、金融中心、文创中心、对外交往中心和国际综合交通通信枢纽、成渝城市群中心城市，集聚305家世界500强企业、11家科创板上市企业。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战略背景下，成都以现代化开放型产业体系为支撑，世界500强企业达305家，创新指数、金融中心指数分别排名全球第39位和第35位，创新创业氛围浓厚。截至2021年8月，累计培育新经济企业45.8万户，新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达21.5%，新经济活力指数居全国第三，11家企业在科创板上市，数量居西部第一。

实施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筑梦工程，让青年创新有平台、创业有底气、就业有机会、情感有归属，人才总量达556万。“十四五”期间，成都将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建设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环境友好城市，优化城市人口结构,为成都冲刺世界城市储备战略资源，打造创新创业者的“圆梦之都”。

为青年人才搭建高能级创新平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创新活动平台载体。高能级创新平台方面，成都利用全国第五科教资源密集区优势，重点布局战略科技、校院地协同、产业技术三大创新平台，目前在建的高能级创新平台包括天府实验室和西部科学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方面，成都正在建设天府国际技术转移中心，中心将打造信息与交易平台、国际协同平台、专业服务平台、国际人才平台、创新孵化平台5大平台，重点引进电子信息、生命科学、高技术服务、资源与环境等领域的技术和项目，建立国内外技术与市场的对接通道。创新活动平台载体方面，成都形成了以“菁蓉汇”“蓉漂杯”“创交会”“金熊猫”等为特色的创新创业赛会体系，每年举办赛事超200场，加速了人才、项目、资本链接融合，为“蓉漂”青年在成都提供尽展其才、梦想成真的发展机会。

加快青年创业载体供给、强化青年创业金融支持、提升青年创业服务水平。从创业载体看，成都初步形成“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科创空间”梯级孵化体系，为青年提供全要素、低成本、便利化的创业载体，累计建成750万平方米双创载体；同时，为双创载体建设提供高额资金支持，对市级、国家级双创载体创建最高补贴分别为200万、300万元。从创业金融支持看，成都构建“无偿资助+无息借款+天使投资+信用贷款”金融支持体系。一，打造以“科创贷、科创投、科创保、科创券、科创贴”为核心的科技金融产品，“五创”分别提供首次债权融资、首次股权融资、科技保险、科技中介、上市等相关补贴，“科创贷”、“科创投”累计规模分别超过120亿元、40亿元。二，率先推出“人才贷、成果贷、研发贷”三大子产品，利用财政资金资源配置优势，着重引导社会资金支持科技人才、科技研发、科技成果转化，每种产品最高授信额度均达1000万元。三，为解决初创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成都高新区在省内首先推出投贷联动政策性金融产品“股债通”，“股债通”以高新区科技型创业公司为服务对象，包括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及专精特新企业，采用债权和股权投资相结合的投贷联动融资模式，由商业银行提供信贷支持，由投资机构共同出资组建专项配套基金与国有投资主体提供股权融资服务，产品融资额度最高达5000万元，融资期限最长3年，填补大额融资政策性产品空白。从创业服务看，成都为覆盖青年双创孵化服务前端，首提首创青年创新创业“泛存在”孵化空间，在孵化空间里提供三大服务：一，开发公益性双创课程体系，包括20门青年创业入门实战必修课程、25门青年创业通识课程、25门青年创业成长课程；二，配置知名创业导师，通过线上开展直播方式构建双创知识体系、提升创业者核心素能；三，开展政策咨询、导师巡诊、项目路演等活动，为创业青年提供投融资、共享设施、创业辅导等服务。

优化“一站式”服务、加强青年安居保障、搭建青年交流平台。“一站式”服务方面，成都推出青年创新创业孵化载体聚合平台，为青年创业政策申请提供“一站式”服务接口，包括整合各类金融扶持政策、组建“星导师”团队提升创业者的管理和经营水平、满足青年创业项目合伙需求等。平台首批上线337家孵化场所，累计链接85.54亿元资金池。青年安居方面，成都构建全面覆盖、租售补并举的青年人才安居服务体系。对符合条件的来蓉青年，政府在其购买人才公寓时给予政策面积8.5折的优惠；建设青年驿站，为外地来蓉求职应聘的本科及以上学历青年大学生提供7天免费住宿，截至2021年底，成都累计建成青年驿站23家、床位800余个，累计服务5.58万人。青年交流平台方面，成都打造“15分钟青年社交圈”，率先提出并建设青年之家旗舰店、社区店、共营店三级服务终端体系，截至2021年底，成都建成青年之家1031家。

（二）长沙：全国首个建立系统性乡村产业人才政策体系城市

长沙是营商便利度提升最快的十大城市之一，以长沙为中心的长株潭城市群是青年创业集聚地，三地占全省青年创业企业总量的53.8%。长沙作为湖南省省会、长江中游中心城市，因经济发展迅猛、房价控制极佳，是营商便利度提升最快的城市之一，吸引了大批青年创业者，2019年以长沙为中心的长株潭城市群青年创业企业占全省青年创业企业总量的53.8%。

2017年出台“长沙人才新政22条”，投入百亿资金，惠及百万人才，提出百项优惠，打造创新创业之都。人才是创新创业的动力之源，长沙2017年推出“长沙人才新政22条”，并出台32个细则促进政策落地。从人才分类看，政策将人才以五大工程分类：高精尖人才、紧缺急需人才、青年人才、技术技能人才、国际人才。并在大类人才下设置二级分类，确保政策广泛惠及所有人才。从各项补贴看，长沙为每类人才提供差异化高额补贴，解决青年人才后顾之忧。住房补贴上，对高精尖人才、青年人才、技术技能人才分别给予最高200平全额、6万元、3万元补贴。奖励补贴上，对高精尖人才、紧缺急需人才、青年人才、技术技能人才分别给予最高200万、50万、20万、100万元奖励。从实施效果看，“长沙人才新政22条”成效显著,全市人才总量达到280余万，人才吸引力进入全国前十。以高新区为例，截至“十三五”期末，高新区人才总量达20万，高层次人才数量全省领先。

全国首个形成系统性乡村产业人才认定支持政策体系城市，政策提出对优秀农业创业项目每年给予最高100万扶持资金。长沙先后推出《长沙市乡村振兴产业人才队伍建设若干措施》及13条配套措施，是全国首个形成系统性乡村产业人才认定支持政策体系的城市。从人才分类看，措施将农村人才分为四类。对农业产业领军人才最高给予150万元补贴和150平全额购房补贴；对新型职业农民给予最高1万元一次性补助及12%养老补贴；对乡村技能人才给予最高5000元一次性补助；对科技特派员每三年评选10名给予6万元个人奖励。从创业支持看，措施提出每三年评选10个科技特派员项目给予20万资金支持；每年评选不超40个投资超50万元符合条件的项目，按投资的30%给予项目最高100万元扶持资金。此外，提出根据引才数量为用人单位提供三年最高800元每人每月补助。目前，长沙培养现代农业领军人才2000余人，新型职业农民近5万人。

以青年企业家协会为纽带联系青年创新创业者，集聚企业资产总额近100亿元，企业员工近20万人，提供创业培训、政策宣讲、资金扶持等服务。从组织性质看，长沙青企协1997年成立，是一个汇集全市青年企业家的群众组织，是汇聚长沙青年创业者力量、扶持创业企业发展的重要一环。从组织规模看，长沙青企协以个人自荐、组织推荐方式招募青年创业者，目前第六届青企协会员195人。从服务内容看，青企协聚焦生产制造企业、科技创新企业和新经济企业的发展，先后成立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长青创服务平台等，定期为青年创业者提供创业培训与交流、政策宣讲、对接贷款等活动，帮助青年企业家解决创业过程中融资、人才引进、信息共享难题，营造服务型创新创业环境。目前，青企协会员企业累计包含上市及拟上市企业17家，企业资产总额近100亿元，企业员工总人数近20万人。

打造国家级双创示范平台“柳枝行动”，以政府三级财政支持和产融互动为核心模式，聚焦科技型早中期创业公司，项目资源达6000余个。“柳枝行动”于2015年启动，是国家级双创示范平台，由长沙高新区管委会下属国企运营。从运营模式看，“柳枝行动”依托两种模式：一、在湖南省、长沙市、长沙高新区三级财政支持下向创业企业提供专项资金；二、以投融资服务为核心吸引创业企业，通过企业集聚吸引金融、产业、高校资源，形成产融互动格局。从扶持对象看，“柳枝行动”扶持对象为科技型早期创业公司。一方面，聚焦科技领域，包括软件和网络安全、集成电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区块链、产业互联网等；另一方面，关注早中期创业公司，包括种子轮、天使轮、Pre-A轮、A轮、B轮。截至2021年7月，申报“柳枝行动”项目资源达6000多个，孵化项目达591家，其中87个项目累计获得111笔共11.8亿元股权融资。

“柳枝行动”资金来源多元化，新创政府资金运用方式“过程拨付”，每年2000万专项资金真金白银解决青年创业融资难问题。从资金来源看，“柳枝行动”资金来源多元化，主要由直接资金和间接资金构成。其中，直接资金包含政府财政专项资金、国企运营股权投资资金，间接资金包括股权投资资金、债券资金、政策资金、合伙人资金等。从政府资金拨付看，“柳枝行动”在政府财政资金运用上新创“过程拨付”。政府专项资金项目实施全年7×24小时不间断申报，且不对企业进行指标限制，最大程度为初创企业扫除资金获取障碍；新创“过程拨付”，政府专项资金每年总额度2000万，为每家初创企业提供20万元补贴，按季度分批拨付，如项目出现异常则暂缓或终止拨付，保障资金运用高效。截至2021年7月，政府专项资金扶持项目591个，扶持金额达1亿多元。从服务体系看，围绕投融资，“柳枝行动”为创业者提供融资知识培训、融资信息撮合、交易撮合服务，目前连接省内外投资机构1000多家。

（三）大连：依托创业导师资源，激励“创孵”载体

大连作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之一，辽中南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创新创业载体建设成效明显，拥有3个区域类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数量占辽宁省50%。大连作为国务院确定的中国北方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和港口，东北地区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之一，叠加扶持创新创业的政策力度大，创新创业载体建设成效明显，2020年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甘井子区获批国家第三批双创示范基地，大连已拥有区域类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3个，数量占全省50%。

大连依托创业导师资源，针对各类创业人员创业现状和实际需求，打造“创培”品牌，为创业者提供创业资源和智力支持，不断提升各类创业者素质能力。2015年大连开展创业导师选聘工作，创业导师的认定要求为具有创业指导经验的创业企业家和优秀个体经营者，财税、投资融资等行业的优秀专家，或者是高校和科研院的专家学者。建设“创培”品牌方面，一是打造“创业大讲堂”公益服务品牌，通过邀请创业导师开展讲座、沙龙等活动为创业者提供创业资源和智力支持，据大连人社局统计，2019年至今共开展“创业大讲堂”活动58场，惠及各类创业人员9239人次。二是开展“大手拉小手，创业伴你行”服务活动，组织大连市创业导师走进区（市）县、先导区创业孵化平台，面对面、手把手地帮助创业者解决各类问题。三是重点针对高校毕业生群体举办“精品创业经理人实训班”。四是在疫情期间推出线上“创业诊所”服务，以微信群提问、专业机构专题和电话咨询等形式开展线上创业指导服务活动，对创业企业进行动态诊断，据大连人社局统计，共开展“创业诊所”活动131场，服务各类创业人员25165人次。五是在大连高校开展“创新创业素质讲堂”主题系列培训，提高师生的学科创新意识和运用综合能力。

大连在2015年开展市级创业孵化平台等级认定，根据创业孵化服务实绩等情况分别认定为AAA级、AA级、A级三级，每年分别给予200万元、150万元、100万元的资金补贴，从而培育和激励“创孵”载体，提升孵化能力。2015年大连出台《大连市加强创业孵化平台建设进一步促进创业型人才在连创业办法》，聘请第三方评审机构开展市级创业孵化平台认定工作。根据创业孵化服务实绩等情况分别认定为AAA级、AA级、A级，对认定的市级创业孵化平台给予最多三年的补贴。据大连人社局统计，2020年共认定23家市级创业孵化平台（AAA级1家，AA级2家，A级20家），补贴资金2200万元，目前大连各级各类孵化平台共30家，孵化创业企业1340家。截至2020年大连拥有国家级“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科技创业孵化链条建设示范单位2家；市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44家，其中国家级科技孵化器和大学科技园14家；市备案众创空间77家，其中国家备案29家，在孵企业3320家，创业团队1800个。2020年1月出台的《大连市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提出，孵化器的主要功能是围绕科技企业的成长需求，推动科技型企业创新创业，提供创业场地、咨询服务等服务，降低创业成本，提高创业存活率，促进企业成长。据大连发改委统计，2020年大连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3292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2475家，其中豪森设备、科德数控科创板上市获通过，连城数控成为东北首家登陆新三板精选层的企业，德迈仕成功上市深交所创业板。（AAA级标准：建筑面积不低于2万平方米；自有能满足企业需求的公共软件、开发工具及试验试制设备等；在孵企业不少于100户且无任何违法或不良记录。AA级标准：建筑面积不低于1万平方米；在孵企业不少于60户且无任何违法或不良记录。A级标准：建筑面积不低于0.3万平方米；在孵企业不少于30户且无任何违法或不良记录。）

大连在2020年出台激励人才创新举措，鼓励高校的专业技术人才离岗创业，给予3-5年离岗创业期，保留其人事关系。2018年出台激励企业创新举措，向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创新券，进行资金补助。还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解决创业者资金短缺问题。人才创新创业方面，大连在2020年出台《关于落实“5+22”人才政策的几个具体问题》，提到要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才离岗在大连创新创业，给予3-5年离岗创业期，保留其人事关系。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大型公立医院、大型企业等单位自主开展职称评审，对创新成果显著的中青年技术人员，可破格申报高一级专业技术职称。企业创新方面，大连科技局于2018年出台《大连市科技创新券实施办法》，提出向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创新券，用于企业向大连市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服务机构和科技服务企业购买服务，按规定比例领取补助，其中技术解决方案、知识产权等服务补助为30%，科技查新为50%，科技政策培训为100%。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方面，2020年大连发布《大连市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引进南粤集团作为政府引导基金受托管理机构，并印发《大连市科技创业天使投资子基金管理实施细则》，以解决创新创业型企业成长初期融资难题。据大连发改委统计，目前，大连正积极推动10支子基金设立，总规模83亿元，涉及信息技术、新材料、文化创意等领域。

四、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

（一）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构建

通过现有创业理论梳理可发现，创业精神、创业机会、创业资源在创业发展中具有关键地位，而创业环境对创业精神塑造、创业机会识别、创业资源提供具有重要影响。创业一般视为在风险和不确定条件下为获利或成长而创建新型经济组织的过程。现代创新理论之父、美籍奥地利裔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认为，创新是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强调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并在后期把企业家概念从个人扩展到组织乃至国家。在熊彼特的影响下，早期创业研究一般集中在创业者特征方面，后逐渐扩展至创业过程、创业环境等。曾任美国国家创业委员会特别顾问的JeffryA.Timmons的创业过程模型认为，商机、团队和资源是创业的核心要素，商机是创业过程的核心动力，创始人或工作团队是创业过程的主导者，资源是创业成功的保障，因此创业过程是商机、创业者和资源三个要素匹配和平衡的结果。

基于现有创业理论，参考国内外相关创新创业测度研究，结合中国青年创业实际，我们从创业环境、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结果三个角度构建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框架，共涉及17个具体指标。目前国内外关于创新创业的测度研究较多，这些研究成果为创新创业发展评价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或缺乏对创业的单独衡量，或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不够，或不能反映中国不同城市创业发展的差异。鉴于以上情况，基于目的性、全面性、科学性、层次性、可操作性等原则，我们从创业环境、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结果三个方面构建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框架，以形成可持续跟踪的创业测度体系。其中，创业环境是创业发展的基础；企业家精神是创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创业结果是创业发展的成果，由创业环境和创业者的行为共同决定。

1）创业环境由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等2个二级指标构成，涵盖了政策、中介服务、金融、人才等各类环境要素。其中，政策环境由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财政科技支出占比和地区教育公开支出占比构成，分别反映政府行政效率、政府对科技创新的直接投入力度和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重视程度；市场环境由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城镇就业人员比重、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GDP、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等指标构成，分别代表综合经济实力和市场消费能力、专业服务对创新创业活动的支撑、金融发展水平、人才基础。

2）企业家精神由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2个二级指标构成，分别反映创业者的创新能力和开拓精神。其中创新精神由全社会R&D经费支出/GDP、每万人R&D人员数、每万人商标注册数量和每万人发明专利授权量构成；创业精神由每万人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员、每万人新增市场主体构成。

3）创业结果由创业活力和创业质量2个二级指标构成，分别反映创业的质量和活力。其中，创业质量由每万人独角兽企业数、每百万人新增创业板上市企业数量构成，分别代表作为创新创业标杆的独角兽企业数量、科创企业的质量；创业活力由人均技术合同交易额、每万人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案例数构成，分别代表从研发到产业化、从创新到创业的转化效率、创新案例的数量。

创业环境、企业家精神及创业结果来自公开数据。对于部分地区或部分指标尚未公布2020年数据的情况，我们根据2015-2019年数据趋势外推。在数据处理上，为消除原始数据的量纲差异，对原始数据采取“最大值－最小值”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对于单调递增指标线性转换为0-100，对于单调递减指标逆向线性转换为0-100。在权重处理上，采用层次分析法自上而下设置各级指标权重。

需要特别指出的一些权重设置：1）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城镇就业人员设定的权重为12.5%，因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属于生产性服务业，能够代替企业完成专业化的市场调查、品牌设计等工作，为企业提供了专注研发制造的基础，劳动力是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一指标用于衡量城市的租赁和商务服务的发展水平，反映企业是否能够集中精力完成创新研发这一核心任务，是创业市场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2）存贷款余额占GDP比重设定权重是15%，由于初创企业成立之初难获得融资市场的支持，银行信贷是企业创立时融资的主渠道，因此存贷款余额是衡量创业环境特别是市场环境中金融支持力度的重要指标。此外，资金的筹措决定着创业企业能否成立并初步发展，所以存贷款余额占GDP比重这一指标在衡量某一城市的创新创业发展时起到很大的作用。3）每万人R&D人员数（7.5%）作为衡量创新精神的指标，该指标得分越高，说明该城市及其创业企业的技术投入越高，则对提高生产率的作用越大，即越具备创新精神。4）人均技术合同交易额这一指标设定权重为17.5%，因为它能很好地衡量地区技术市场发展情况，即衡量科技创新及其技术成果创造财富价值的情况，是衡量“创业结果”情况的重要指标。

（二）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

以2015为基期，2015-2020年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由100升至167.5，其中，创业环境指数由100升至146.2，企业家精神指数由100升至146.0，创业结果指数由100升至279.7。以2015年数据作为基准100，2016-2020年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分别为109.9、121.5、136.9、153.6、167.5，呈上升趋势。其中，创业环境指数分别为108.4、118.1、128.3、139.6、146.2，企业家精神指数分别为111.9、123.6、135.4、145.3、146，创业环境和企业家精神指数稳步提升，主要源于政府支持政策、教育科技投入、居民收入稳步上升和市场环境的优化；创业结果指数分别为115.2、134.6、176.5、222.2、279.7，2020年创业结果指数较2019年大幅上升，主要源于2020年创业板和技术市场的良好表现。2020年4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2020年8月，创业板注册制后首批企业挂牌上市，有助于资本市场充分发挥对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助力作用，极大的利好创新、创业公司的发展。这使得企业尤其是处于初创期的中小型新经济企业得以通过直接融资的方式获取融资，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并扩大企业影响力，提高中小型新经济企业的存活率。市场化的筛选也督促企业积极创新提高竞争力，有助于提高行业乃至全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

五、中国城市青年创业发展排名

（一）中国城市青年创业发展指数构建

城市层面青年创业发展指数框架与全国一致，但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对2个三级指标进行了调整。1）部分地区未公布总体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且常住人口和城镇化率数据缺失，无法根据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推算，用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替代。2）每百万人新增创业板上市企业数换为每百万人新增科创板上市企业数量，因为科创板于2019年开市，该指标更能衡量当地科创企业的质量。其余指标不变。

（二）中国城市青年创业发展排名

我们选取199座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各城市的创业发展指数对城市进行排名，评选出50座青年创业友好型城市。我们从全国337座地级市中选取出199座城市，被剔除的城市均缺失5个以上指标数据，其中大多缺失新注册企业数和技术合同成交额指标。其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分别有76、62、46、15座城市进入考察范围。

从整体看，北京、上海、广州在2020年创业友好型城市中名列三甲，一线城市、发达省会城市及东部发达地级市的创业发展指数排名明显居前。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深圳、西安、珠海、南京、厦门、成都位列青年创业友好型城市前十名；其中，一线城市全部入围，其余城市多数为东部发达城市。前十名城市中，上海、杭州、南京位于长三角城市群，广州、深圳、珠海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除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外，前50名其余地级市大多分布在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其中长三角城市群13个，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6个。分地区看，前50名城市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分别为30、6、9、5个，除直辖市、省会城市外基本上集中在东部地区。排名前10的城市中，深圳在财政科技支出占比、每万人商标注册量、每百万人新增科创板上市企业数量等7个指标中均位列前5；成都人均技术合同成交额排名第8、每万人独角兽企业数排名第10，这两项表现突出，跻身前10。排名前30的城市中，贵阳存贷款余额占GDP比重排名第6、每万人大学生数排名全国第9，这两项表现突出，跻身第12位；太原每万人大学生数排名全国第1、存贷款余额占GDP比重排名第4，凭借良好的金融环境和雄厚的人才实力，排名居中部城市之首；兰州得益于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占GDP比重，位列全国第一，跻身第14位；哈尔滨成为东北部地区排名最高的城市，其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城镇就业人员指标的排名为全国第2；海口存贷款余额占GDP比重、每万人大学生数和每万人新注册企业数指标排名均在前20，因此跻身第21位。

从创业环境看，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和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副省级城市排名靠前。创业环境排名前十位的城市依次为广州、北京、哈尔滨、上海、贵阳、兰州、太原、西宁、杭州、南京。创业环境排名前50位的城市集中分布于各大城市群，其中长三角城市群着力于科技创新、产业协调、区域一体化和全面开放的高质量发展，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和智慧经济赋能新产业发展，加快科技创新融合；积极推进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发展，构筑支撑创新创业发展的政策框架体系，起到高水平科技创新创业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前50位城市长三角城市群分布最多，达11个，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4个，京津冀城市群3个。分地区看，前50名城市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地区分别为26、6、11、7个，除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外，基本分布于东部地区。具体来看，广州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政策架构，建立起高质量、高效率发展创新创业环境。广州创业环境突出，据广州统计局数据，2020年广州财政科技支出和地区教育公开支出占比分别高达8.5%、18.3%，政策环境突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5052元，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城镇就业人员达10.31%，远超其他东部城市，市场环境优势明显。深圳地区教育公开支出占比位列100名后，是导致其未能进入前10的重要原因；郑州每万人大学生数高居全国第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城镇就业人员等多项指标均进入全国前30，是中部地区创业市场环境支持力度最大的城市；哈尔滨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城镇就业人员指标高达8.91%，仅次于广州，这是其排名第三的重要原因。

从企业家精神看，厦门、杭州、北京位列前三位，排名靠前的城市同样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企业家精神排名前十位的城市依次为厦门、杭州、北京、深圳、宁波、珠海、西安、东莞、中山、上海，除位于中部城市群的西安外均属于东部发达城市。企业家精神排名前50位的城市集中分布于各大城市群，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分布最多达13个，珠三角城市群6个，京津冀城市群3个。分地区看，前50名城市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地区分别为30、4、10、6个，除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外，基本集中分布于东部地区。其中，厦门得益于改革开放，深化改革坚持创新，同时重视拓宽人才政策，打造创业城市。早在1984年，厦门就在全国率先设立“人才交流咨询服务公司”，诞生了全国首个劳动力市场、人才资源市场。借助经济特区的政策红利和本土优秀的地理环境，逐步发展为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旅游和创新创业城市。厦门企业家精神突出，每万人R&D从业人员达到164人，居全国第三位；每万人注册商标数量达到146个，居全国第四位；每万人私营企业和个体人员就业数量为5900人/万人，居全国第二名；每万人新增市场企业数为658家，居全国第五。企业家精神指标内的各项统计项，厦门均居于前列。西安在企业家精神上表现同样亮眼，为企业家精神前十城市中唯一西部城市，其主要原因在于其每万人新增市场企业数为865家，仅次于杭州位于全国第二。

从创业结果看，创业活动活跃地区集中在核心城市内，长三角地区区位优势明显，中部城市异军突起。北京、上海、深圳、西安、南京、渭南、广州、杭州、苏州、武汉位列创业活动指数榜单前10名。排名靠前的城市基本上由一二线大城市及发达都市圈内的三线城市构成，这表明创业活动活跃的地区高度集中在核心大城市及发达都市圈内。结合CB Insights、Pitch Book、桔子IT等数据和榜单梳理，以包括成立时间超过10年的广义独角兽数量计算，2020年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独角兽数量分别为28、17、7、5家，合计57家，全国占比81%；从估值看，四城独角兽企业估值分别为1850、217、214、193亿美元，合计2474亿美元，全国占比达93%。这表明上述4城已经成为中国高质量、高增长创业企业的摇篮。尽管其他城市重视培育初创企业，出台税收减免、平台资源嫁接、人才和业务对接等政策，但在融资、人才等方面依然劣势明显，4城以外城市拥有新生独角兽企业的包括东莞、成都、重庆、合肥、广州、青岛、武汉、贵阳、无锡、南京、天津，除成都有两家外，数量均为1家。据投中数据，从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案例数来看，2020年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分别有867、658、414、254例，占全国比例分别为22.9%、17.4%、10.9%、6.7%，合计占全国近2/3。同时，本年度创新创业结果受疫情影响较大，对比2019年，投资案例数由4330起下降至3774起，北上深杭分别下降341、153、35、99起，每万人新增科创版上市企业数量和新增独角兽企业数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六、启示

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塑造青年才能塑造未来。青年是创新创业的生力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打造发展新引擎、增强发展新动力、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面对疫情冲击，保就业压力突出，为进一步支持青年创业发展进而通过创业带动就业，我们建议：

第一，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协同机制，统筹创新创业政策。发达国家大多设有专业机构负责大学生创业政策的统筹实施，如美国的中小企业发展中心、英国的科学创业中心、日本的创业研究中心等。相较而言，我国的创业组织体系仍不完善，协同机制有待提高，国务院多次强调需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健全普惠性政策措施，加强统筹协调，构建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的政策环境、制度环境和公共服务体系，以创业带动就业、创新促进发展。创业政策落地与协同机制构建需要发挥专业机构统筹协调作用，带动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启示：一是完善创业政策执行各相关单位职能的梳理和重构，建立一站式创业政策服务平台，提供手续办理、法律咨询等全方位服务；二是加强协调机构或小组的人才队伍建设，选拔具有相关经验的政府工作人员担任机构成员，组建专家资源库，邀请有创业教育经验的高校教职工及有创业实践经验的企业管理人员担任组员，加强专业培训，提高协调能力；三是将创业教育前移，将“创业理念、企业家精神和社会责任”植入中小学学段教育，构建大中小相互衔接的创业教育体系。

第二，拓宽初创企业与高校的合作渠道，解决初创企业招工难问题。问卷结果显示，创业者对于“当地获得人才资源的条件很便利”中“非常符合+符合”评价的占比仅51.5%，满意度较低，招工难问题在初创企业中普遍存在。从企业层面看，初创企业在就业市场上处于竞争劣势，且部分高新科技类企业对相关领域专业人才需求量较大，导致招工数量、质量均与企业需求不匹配；从高校层面看，学校和毕业生面临就业信息差，难以实现人尽其才、专业对口，人才培养效率受损。启示：一是拓宽企业与高校的合作渠道，建立健全校企对话机制，鼓励校企协商完善人才培养机制，缩小就业摩擦，提升人才岗位匹配效率；二是鼓励企业向学校进行资金和技术渗透，设立实验室、研究所，储备科技创新人才，灵活变通人才输送模式，运用高校科研技术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第三，优化农村创业制度环境，重点扶持农民返乡创新创业。问卷结果显示，农民创业群体占比达6.9%，引导农民进行现代化农业创业至关重要，特别提倡外出务工的农民回乡创业，支持农民进城创业，有利于激发农民创业精神，充分释放农村创新创业潜力。建议：一是在政策上坚持普惠性与扶持性相结合，坚持盘活现有的农民创业企业与增加农民创业企业二者并举方法，加强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的举措，实行城乡一体联动；二是政府健全基础设施，各级政府、高校都应加强服务平台设施建设，通过农民创业培训、成立农民创新创业中介机构，引导农民进行创新创业；三是通过免税、免房租或补贴房租的形式，调动农民创业积极性。

第四，加大政府资金投资创业企业力度，成立市场化运作的产业投资基金，服务于战略性产业的招商引资。问卷结果显示，创业者对于“当地创业者很容易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融资”中“非常符合+符合”评价的占比仅51.1%，满意度较低，所以需解决创业企业融资难问题，形成创新资本生成能力，需要加强资本招商，深入剖析企业资质及行业现状，打通资企双方交流渠道，建立健全“引导性股权投资+社会化投资+天使投资+投资基金+基金管理”的多元化科技投融资体系。我们建议：一是加强企业信息深入剖析，委托国内外顶尖专家和专业机构对创业企业的财务、技术、供应链情况进行全方面研判；二是高度关注国家政策导向和行业动向，对创业公司所处赛道展开深度评估；三是鼓励政府与企业积极开展对话协商，在充分论证的前提下加强政府资金对创业企业的扶持力度，如2020年2月蔚来汽车与合肥签署蔚来中国总部落户合肥的框架协议。

第五，重点解决中小企业短期资金周转问题，加大短期资金扶持力度，促进企业短期融资渠道通畅。2020年的新冠疫情等重大公共突发事件对中小企业带来短期巨大冲击，尽管经济快速恢复，中小微企业发展情况略好于2020年，但恢复情况不稳定，所以解决企业短期资金流动性问题、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对减轻中小企业的生存负担至关重要。启示：一是政府加大对短期融资困难企业的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支持力度，对于受短期外部冲击而暂时失去收入的中小企业，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优先处理其短期贷款需求，精简审批手续；二是优化对中小企业的短期融资担保服务，鼓励金融机构对拥有相关资质的中小企业提供信用贷款支持；三是对于无抵押资产行业的中小企业，建议金融机构参考其公司估价发放信用贷款，灵活企业短期融资渠道。

第六，完善创业培训体系，规范青年创业培训内容，建设专业化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培养青年创就业理念，引导青年走出家门，投入实践。政府作为青年创业的指导者，对于引领全社会形成积极就业风气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如大连依托创业导师资源，针对各类创业人员创业现状和实际需求，打造自身“创培”品牌。启示：一是地方政府部门组织优秀创业者、创业专家等设计一套操作性强、系统全面的创业教育课程。同时，注重建设一支专业化的创业教育师资队伍，确保创业教育培训的质量；二是加大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创业培训，并给予相应的创业培训补贴。同时，建议政府完善激励机制，推进创业导师分类与奖励，提高创业导师的指导积极性，真正发挥导师的实际作用，以“一对一”或“一带多”的方式切实帮助解决企业初创阶段的突出困难；三是定期评估当地青年的就业积极性，及时根据反馈做出相应调整；四是加强高校开展校内创业培训体系建设，与政府、校外创培机构等形成良好合作机制，共同确保校内创业教育培训质量。

第七，精简创业企业审批流程，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动力。问卷结果显示，创业者对于“申请的政府创业支持总是能很顺利地通过”中“非常符合+符合”评价的占比仅54.2%，满意度较低，所以需深入推进以“放、管、服”为核心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能够有效降低创业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个人创业意愿，为市场主体释放更大空间。启示：一是各级政府深化“一窗受理、集成服务、一次办结”的服务模式，建立“互联网+政府服务”的创新模式，实现“最多跑一次”的服务目标，降低创业者的时间和信息成本；二是实行政务公开，推进审批流程、办结时限和收费标准的规范化、透明化改革，营造零障碍、低成本、高效率的政务环境，降低创业审批门槛，激发普通民众的创业热情；三是进一步简政放权，通过减税降费等降低企业负担，并加大监管力度，确保真正服务，为创业企业提供更多的便利。

第八，提高针对种子期、初创期企业投资比例，培育更多耐心资本和硬科技风投，营造最优硬科技创新生态。中国的PE/VC投资规模高于美国，但种子期、初创期投资比例较低，且风投对投资周期长、攻关难度大的硬科技创业企业缺乏足够耐心，所以需政府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增加投资种子期、初创期企业比例，并培育更多耐心资本和硬科技风投。启示：一是加大政府对硬科技创新型企业天使轮融资的支持力度，并提供合理的税收政策优惠，激励硬科技企业研发；二是搭建天使投资行业的信息网络，引导行业规模、规范良性发展，加强天使投资者与硬科技创新企业的对接交流，提高撮合效率；三是政府牵头设立针对硬科技创新企业孵化器、天使投资基金等，以风险共担的方式吸引天使投资人共同投资；四是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与法律法规改革，进一步建设投资硬科技的风险资本退出机制，为天使投资行业与硬科技创新企业创造健康、稳定的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