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数据可获得性限制，目前学者们在探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时，缺乏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真实情况的了解。为切实了解两岸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现状，作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江苏省昆山市进行实地调研。调研发现，当前两岸贸易人民币结算的障碍主要涉及贸易、金融、基础设施、政治以及网络外部性五个方面。障碍主要体现在：第一，全球产业链分工地位和“两头在外”的贸易模式叠加，影响人民币结算比例提升；第二，人民币和新台币不能自由兑换，导致交易成本增加；第三，人民币汇率波幅提升，使得汇率风险加剧；第四，跨境资本管制、跨境支付系统便利性不足以及金融分支机构网络有待完善，导致人民币跨境结算便利化程度低；第五，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有限，既不能提供较好的人民币衍生产品对人民币资产进行套期保值，也不能提供丰富的人民币投资产品提升人民币收益；第六，美元的网络外部性限制了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基于调研发现，本文分别从贸易、金融、基础设施、政治、网络外部性等五个维度，政府、企业和银行三个层面提出政策建议。
作者 | IMI学术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明及陈胤默、王喆、张冲
人民币国际化自2009年启动以来，经历了从起步、快速发展、速度放缓、重新提速四个较为完整的周期性发展历程。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策略经历从旧“三位一体”到新“三位一体”的转变。跨境人民币结算，尤其是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内容。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周期中，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所扮演的角色和推进重点有所不同。在旧“三位一体”的发展周期中，推进人民币跨境结算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首要目标。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跨境结算是人民币向境外转移的重要形式，境外投资者可持有离岸人民币金融产品，政府层面推动的双边本币互换可满足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超额需求。在这一时期，人民币在跨境结算特别是贸易结算中的使用规模快速扩张，并在2015年达到高峰。总体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从2010年的0.51万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7.23万亿元。人民币结算在跨境贸易中的比例在2012年初为7.43%，在2015年3月最高达到37.54%，即超过1/3的跨境贸易使用了人民币进行结算（见图1）。在2015年“8∙11”汇改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和比例开始回落。2018年后，人民币国际化新发展周期开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逐渐回暖。2020年，人民币跨境结算金额合计为28.39万亿元，同比增长44.3%。2020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为6.77万亿元，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比例逐渐稳定在20%左右。在新“三位一体”的推进策略中，人民币跨境结算更加侧重于在跨境投资结算中的使用，2020年跨境投资人民币结算达到3.81万亿元，相比2016年的高点增长54.84%，创下历史新高。另外，跨境人民币结算更加强调基于“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培育真实需求，沿着人民币区域化向国际化的路径推进。考察货币国际化、国际贸易计价货币选择的相关文献发现，影响计价货币选择的主要因素包括六类。一是产出因素。一般而言，一国经济产出占全球经济产出的比重越高，一国的货币国际化水平越高。二是贸易因素。本国贸易占全球贸易或者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越高，本国货币的国际化水平越高。贸易对象国、货币发行国国际分工地位、产品差异化程度和技术含量对货币计价有重要影响。三是货币信心。汇率越稳定，对货币国际化越有利，且汇率升值预期对货币国际化有推动作用。四是金融发展水平。当一国经济总量达到一定水平时，影响该国货币国际化进程的往往是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五是资本账户开放。资本账户开放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在资本管制下，可以通过建设离岸中心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等方式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六是网络外部性。随着一种国际货币使用量的上升，使用该货币的流动性溢价和交易成本会逐步降低，反过来进一步促进该货币国际化水平。受数据可获得性影响，鲜有文献专门揭示当前人民币在区域跨境贸易结算中的真实使用情况及存在的障碍。目前，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两岸贸易人民币结算现状如何？使用人民币进行两岸贸易结算的障碍是什么？如何更好地促进两岸贸易人民币结算？这些都是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为了解答如上问题，课题组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江苏省昆山市作为调研地，以深入了解当前两岸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具体情况。课题组一行通过对江苏省昆山市代表性台资企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关政府部门的走访调研，深入了解两岸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最新进展及障碍，关注政府、市场和学术领域不同角度的剖析，倾听不同类型企业的微观实践，进行总结和提炼形成本文。本部分将梳理两岸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发展历程，从两岸贸易和直接投资两个方面介绍两岸经贸往来的特征事实。两岸跨境人民币结算的发展历程，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推进阶段。第一，经贸合作开启是两岸跨境人民币结算的前提和基础。2008年，两岸“三通”（海运、空运直航、直接通邮）启动。2010年6月，《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签署通过，规定多项金融开放措施，这标志着两岸经贸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2012年，海协会和海基会进一步签署《两岸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和《两岸海关合作协议》，两岸跨境贸易和投资迎来发展空间，也为跨境人民币结算创造了机遇。第二，两岸金融合作为人民币结算清算确立制度性安排。早期人民币与台币之间无法直接通汇，主要经由中国香港地区解决两岸银行间人民币现钞兑换问题。2009年4月，海协会和海基会签署的《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明确了两岸建立货币清算机制的方向。2010年1月，签署生效的《两岸金融合作监理备忘录》（MOU）规定双方金融市场准入及优惠措施，两岸金融开放开始步入正轨。2012年，《海峡两岸货币清算合作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两岸货币清算机制正式建立。中国银行台北分行和台湾银行上海分行作为货币清算行。自此，两岸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得以开启。第三，自贸区、试验区成为探索两岸跨境人民币结算的前沿阵地。两岸跨境人民币结算容易受到两岸关系影响，加之台资企业在中国大陆主要聚集于沿海地区，选择重点区域试点后推广是推进两岸跨境人民币结算的可行路径。2009年，国务院通过《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设立海峡西岸经济区，作为两岸人民交流合作的先行先试区。2014年，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并以两岸金融合作为重点。江苏省昆山市、福建省平潭县是当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两岸金融合作试验区，在试验区内允许开展人民币跨境自由流通、双向借款等创新实践。近二十年来，两岸贸易规模、贸易技术含量，及大陆对台贸易逆差均大幅提升。相比2002年，2020年两岸贸易中低技术产品的代表，纺织品（第11类）贸易规模出现萎缩；而高技术制品代表，光学及精密仪器、钟表、乐器（第18类）大幅提升，并取代了纺织品第二大贸易行业的地位。总体来看，目前中国大陆是中国台湾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岸贸易占中国台湾地区贸易总额的35.8%。而中国台湾地区在中国大陆前五大贸易伙伴之外。2020年，中国台湾地区在中国大陆出口销售额最高的贸易伙伴排名中，排行第十位，出口金额为601亿美元，占中国大陆出口总额的2.3%。下文从两岸贸易总额和净额两方面对两岸货物贸易情况分别进行说明（见图2）。从静态来看，根据中国台湾地区进出口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两岸货物贸易总量首次超过2000亿美元，达到2162.3亿美元，同比增长11.87%；中国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含中国香港地区，下同）净出口亦达到866.5亿美元的历史高位，同比增速超过14.9%。从动态来看，两岸货物贸易总量呈现波动中上升态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两岸贸易总额由2009年的1100.7亿美元提升至2020年的2162.3亿美元，几乎翻一番；中国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贸易顺差由2009年的588.7亿美元上升至2020年的866.5亿美元，增长了47%。为了对两岸贸易结构及其动态变化有全方位认识，本文对2002年和2020年两岸贸易HS二分位行业贸易总额数据进行分析（见图3）。两岸行业贸易增长发生重大变化。根据2002年和2020年行业贸易额变化情况，我们将19类行业分为缓慢增长、正常增长、快速增长和飞速增长4类（见表1）。除了动植物及其制品、食品饮料等生活必需品快速发展外，两岸主流贸易已经由低技术制品向高技术制品转变。其中，机器及电机设备（第16类）、光学及精密仪器、钟表、乐器（第18类）等增速均接近或者超过1000%。两岸行业贸易规模大幅提升（见图3）。近二十年来，两岸贸易规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2002年只有机器及电气设备制品（第16类）贸易规模超过100亿美元，而到了2020年，机器及电气设备（第16类）、光学及精密仪器、钟表、乐器（第18类）两类产品的贸易规模都超过了100亿美元，且机器及电气设备制品（第16类）的贸易规模突破了1000亿美元。总体而言，两岸外商直接投资往来不在一个级别，中国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直接投资（简称FDI）以十亿美元为单位进行衡量，而中国大陆对中国台湾地区直接投资（简称OFDI）以亿美元为单位进行衡量。同时，不论FDI还是OFDI，均呈现倒U型发展趋势，双方FDI投资在2010-2013年达到巅峰后，一直维持稳定，直到2018年后出现大幅下滑。从中国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FDI情况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大陆的鼓励政策，台资来中国大陆投资设厂极为普遍，中国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FDI水平较高。根据中国台湾地区“投审会”提供的数据，2000-2020年7月，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FDI总额超过1750亿美元。从其走势来看，2010年之前，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FDI呈现波动上升态势；在2010年达到146.2亿美元的高峰，其后直到2017年一直维持在100亿美元左右；2018年之后，受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中国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FDI大幅下滑。其中，2019年全年FDI仅为35亿美元，同比下降超过50%，低于2003年的水平。从中国大陆对中国台湾地区OFDI情况来看，中国大陆对中国台湾地区OFDI从2009年开始，前几年增速较快，但之后维持稳定，呈现稳中有降态势，总体水平并不高。2009年，中国大陆对中国台湾地区OFDI为0.38亿美元，到2013年达到3.35亿美元的高峰，其后稳中有降。到了2019年，中国大陆对中国台湾地区OFDI仅为0.97亿美元，同比下降接近60%。呈现这种结果，主要与中国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投资的限制政策和境内外环境有关。江苏省昆山市是两岸贸易人民币结算的代表性城市。其经济发达，对外依存度高，两岸贸易往来密切，具有跨境人民币结算的广阔空间。近年来，昆山市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可将其总结为五个“转”，也即农转工（由农业主导转为工业主导）、内转外（由对内为主转为对外为主）、散转聚（由分散式经营转为集群式经营）、低转高（由低附加值转为高附加值）以及大转强（由大规模转为高质量）。
2020年，昆山市GDP为4276.7亿元，连续16年位居全国经济百强县之首。2020年，昆山市进出口总额818.4亿美元，占江苏省进出口总额的13%，对外依存度高达到130%。昆山市分别于2013年和2020年设立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和金融支持深化两岸产业合作改革创新试验区（简称“金改区”），作为推进两岸跨境人民币结算的前沿试验基地。同时，昆山市是台资企业聚集地，台资企业对昆山市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因此，课题组选择昆山市作为调研目的地有助于集中考察跨境人民币结算的发展状况，增进对两岸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最新进展与动态的了解。截至2020年底，昆山市批准的台资项目5423个，吸引台资650亿美元。台资企业在昆山市的个体规模与总体体量，显著超过了厦门、福州、东莞等传统台企聚集城市。台资企业可谓昆山市经济发展的基石，台资企业对昆山市经济的贡献，可以用“三五六七”来概括，也即台资企业贡献了昆山市GDP的30%、工业总产值的50%、外商直接投资的60%，以及进出口总产值的70%。作为昆山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台资经济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企业投资规模大。截至2021年6月底，台资企业在昆山市的平均投资规模约为1500万美元，有698家台资企业的投资额超1000万美元，76家台资企业的投资额超1亿美元。第二，产业集聚度高。台资企业在昆山市的投资行业主要涉及电子信息、光电显示、精密机械、新型材料、精细化工、高档轻纺等产业。其中，累计引进电子信息台资项目1000多个，投资额超140亿美元，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电子信息产业链。同时，在光电显示、高端装备制造、汽车制造业等领域，也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产业链。第三，企业上市挂牌数量多。目前，昆山市共25家台资企业上市挂牌，居全国县级市首位，占全省总数的一半以上。哈森商贸、沪士电子等6家台资企业在中国大陆主板上市；龙灯化学等12家企业返台上市（柜），数量均居县级市首位。此外，还有两家优质企业将于2022年分别在上交所创业板、科创板上市。第四，创新发展速度快。截至2021年6月底，昆山市拥有250家有效的台资高新技术企业，475家台企被认定为各类各级研发机构，50家台资企业在昆设立投资、采购、销售和运营总部83家，台资企业和中国台湾地区高校参与祖冲之攻关计划项目41个。富士康、仁宝、纬创、世硕等传统台资制造业企业由简单的接单“代工”模式，逐步转变为客户“设计+代工”模式。昆山市采取一系列举措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自2010年以来，昆山市陆续开启了跨境贸易项下人民币结算试点业务，设立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以及金融支持深化两岸产业合作改革创新试验区，以此为抓手提高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程度，推进两岸人民币跨境业务开展。昆台两岸跨境人民币结算在昆山市整体的人民币跨境结算中占有超过一半的份额。2020年，昆山市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956亿元，同比增加38.35%。昆台两岸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达到534.47亿元，占到昆山市跨境人民币结算总额的55.91%，同比增幅57.72%。其中，两岸跨境人民币收入127.21亿元，支出407.26亿元，人民币净流出280.05亿元。昆台两岸的人民币结算在江苏省，乃至全国，都占据了重要份额。2020年，昆台两岸的人民币结算规模占江苏省两岸跨境人民币结算总额的50.75%，占全国的7.04%。然而，在昆台两岸贸易中，跨境人民币结算的比例整体却不高。2020年，昆山市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占本市本外币结算总额的比例为10.21%，同比增加1.6个百分点。昆台两岸间的跨境结算仍以美元为主，2020年美元在两岸跨境结算中达到675.46亿美元，占两岸本外币结算总额的89.39%；两岸使用人民币结算的金额为534.47亿元，占两岸本外币结算总额的比例为10.35%，同比增加2.53个百分点。其中，在两岸贸易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总额占比更低，为9.76%，同比增加2.62个百分点。从结算类型来看，昆山市两岸人民币结算以货物贸易特别是加工贸易为主，跨境融资、直接投资、工资汇出中的人民币结算占比较低（见表2）。具体而言：第一，昆台两岸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主要集中在货物贸易项下。2020年，昆台两岸中的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达到503.43亿元，占两岸人民币结算总额的94.19%。其中，加工贸易中的人民币结算规模占据主要份额。2020年，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项下的两岸人民币跨境结算金额分别为422.17亿元和81.26亿元，占两岸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的比重分别为78.99%和15.2%。然而，加工贸易项下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的比例仅为8.2%，低于昆台两岸跨境结算的人民币整体使用比例（10.35%）。第二，跨境融资和直接投资中的跨境人民币结算，占据了一定份额。其中，境外贷款及母子公司、联属企业贷款、筹备资金汇入中的跨境人民币结算占比约为3.6%。第三，台籍员工工资薪金汇出逐渐以人民币结算为主。2020年已经初具规模，达到7.52亿元，占跨境人民币结算的1.41%。从行业结构来看，昆台两岸跨境人民币结算分布于各个行业，但明显集中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见表3）。2020年，该行业的两岸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达到450.98亿元，占两岸跨境人民币结算总额的84.38%；其次为批发业（5.09%）和金属制品业（1.52%）。台资企业多涉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并具有“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特点，因此该行业虽然具有较大的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但人民币在该行业两岸跨境结算中的比重仍然较低，仅为8.75%，低于总体上昆台两岸跨境结算中的人民币占比。从企业分布来看，昆台两岸跨境人民币结算主要来源于头部台资企业。2020年，昆山市全辖区共有3393家企业办理过与中国台湾地区的跨境结算业务，其中2595家曾使用人民币结算，占对台跨境结算家数的76.48%。其中，台资企业是两岸跨境人民币结算的主要承担者。2020年，昆山市外资企业和港澳台独资企业两岸间人民币结算占比达93.55%。昆山市港澳台独资企业以台资企业为主，外资企业中很大比例为台商绕道避税地投资中国大陆的企业。另外，两岸跨境人民币结算主要源于头部台资企业。2020年，两岸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排名前十的台资企业结算规模达到395.83亿元，占两岸跨境人民币结算总额的74.06%。前十大头部台资企业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占两岸本外币结算总额的比重为10.66%，与昆台两岸总体的人民币结算占比10.35%相比，高出0.31个百分点。头部企业的两岸人民币结算也存在较大异质性，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从3.46亿元到168.43亿元不等。人民币在两岸跨境结算中的比重也存在较大差异，最小比重为1.69%，最高可达到99.9%。从结算银行来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几乎包揽了昆台两岸跨境人民币结算的主要业务，台资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占比并不高。2020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办理的两岸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达到457.54亿元，占据市场份额的85.6%；相比之下，台资商业银行提供跨境人民币结算服务的数量较少，所占市场份额仅为1.66%。通过昆山市台资企业调研，本部分对两岸企业贸易流和资金流进行总结，并结合具体案例说明人民币结算在其中的使用情况，框架体系如图4所示。中国大陆的台资企业一般采用“两头在外”的生产模式（见图4上子图）。该生产模式的一大特性在于中国大陆的台资企业仅负责生产，不负责接单和决策。总结来看，该模式分为两种。模式一：为母公司接单后，中国大陆对应企业通过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采购原料完成生产，然后将产品直接出口至贸易对象，我们将其称为直接模式；模式二：为母公司接单后，中国大陆对应企业通过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采购原料完成生产，其后将产品出口至其中国台湾地区母公司，再由母公司发货给贸易对象，我们将其称为间接模式。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虽然两种生产模式中，中国大陆的台资企业决策权均较小，但第二种模式贸易过程中，中国大陆的台资企业的独立决策权相对较高，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的比重更高。中国大陆的台资企业一般采用自然对冲手段选择人民币跨境结算比重（见图4下子图）。相比于远期锁汇等避险手段，中国大陆的台资企业一般通过在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过程中做到人民币收支平衡来规避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收支平衡之外的交易则一般采用美元结算。该方法受制于台资企业与中国大陆交易的份额。在这一过程中，上述两类不同销售模式对人民币结算的影响不同，调研结果显示，相对于直接模式，在间接模式中两岸贸易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比例相对较高，且这一比例随着中国大陆台资企业话语权的提升而提升。基于上文对两岸企业贸易流和资金流的分析和总结，下文选取了本次调研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两家台资企业进行详细说明。企业A是一家台资企业在中国大陆的全资子公司，主营智慧城市和物联网，2020年本外币收支43亿元。该企业在中国大陆不仅有生产工厂，还配有相应的研发基地。该企业采购费用的60%和销售收入的40%使用人民币结算，人民币整体结算比例达到40%。该企业可以做到人民币收支自然对冲，降低汇率风险。该企业主要从中国大陆（29%）和境外（71%）采购原材料；95%的产品销售给母公司，然后由母公司转销给中国大陆（28.9%）、欧美（45%）和新兴经济体（20%），与母公司之间的交易部分采用人民币结算，提升了人民币跨境支付比例。企业B亦是一家台资企业在中国大陆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硅晶源片的生产，2020年本外币收支约6.3亿元。该企业85%的原料从母公司采购（剩下的15%从美国、日本采购，用美元和日元结算），近90%的产品销往母公司，再由母公司销往美国（40%）、欧洲（20%）、中国大陆（20%）和其他地区（10%）。该企业与母公司之间的计价和结算完全使用人民币，人民币跨境支付比例接近90%。由此可见，与中国台湾地区母公司之间的人民币结算大幅度提升了人民币在跨境支付中的比例。现有文献主要围绕着产出因素、贸易往来、货币信心、金融发展水平、资本账户开放和网络外部性来分析影响国际贸易计价货币选择、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因素。从本次昆山市的调研实际情况来看，当前，两岸贸易人民币结算的障碍主要涉及贸易、金融、基础设施、政治以及网络外部性等五个方面。其中，贸易和金融是跨境人民币流通循环的主要渠道；基础设施是人民币跨境顺畅流通的平台和基础；政治因素则可能对两岸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形成制度阻碍；国际货币本身的网络外部性则会强化一国货币在跨境流通使用中的地位，进而巩固以该货币为主导的国际结算体系。
贸易因素是影响货币跨境使用的重要因素。现有文献常将本国贸易占全球贸易（或者本国GDP）的比重作为衡量本国贸易水平的重要指标，当贸易占比越高，本国货币的国际化水平越高。贸易占比的提高，会提升外国对本国的依赖度。贸易规模、贸易对象、贸易模式、技术水平等方面都会对结算货币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其中，贸易总量是影响货币国际化的重要因素，而出口产品差异化程度、技术水平和交易对象国往往能够起到更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一，大企业有更大的议价权，贸易规模对两岸人民币跨境结算具有正向影响。钦恩和弗兰克尔研究显示，贸易规模对货币国际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Rey指出虽然美国GDP在1870年就超过英国，但美国出口占GDP的比重远小于英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出口占比才超过英国，美元也超过英镑成为占主导的计价货币。调研显示，2020年昆山市跨境人民币结算占比为10.21%，但排名前十的大企业人民币结算占比为10.66%，比总体情况高了0.45个百分点。其中，有个别企业人民币结算占比超过40%，甚至达到90%以上；相反，中小企业通常没有结算货币选择权。第二，贸易对象对人民币跨境结算会产生重要影响，企业一般采用“依地定价”，结合自然避险原则选择人民币计价比重。戈德堡和蒂尔实证发现国家（地区）大小是影响计价货币选择的决定因素，当与美国交易时，美国进口商品时常以美元计价。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以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为主要原料进口地和产品销售地的企业，有较高的人民币跨境结算比例。相反，当中国大陆台资企业的贸易对象主要来自欧美日韩时，采用当地货币计价。目前，人民币跨境结算依旧限制在中国周边范围。第三，全球产业链分工地位和“两头在外”的贸易模式相互叠加，影响了两岸贸易人民币结算比例的提升。徐奇渊和李婧指出美元国际化的成功在于其国际分工地位和产品技术优势，而日本由于本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弱势和进口产品多为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且交易对象主要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地区），在国际贸易中议价能力有限，货币国际化水平不足。丁剑平和赵晓菊也认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间投入品的美元计价限制了人民币贸易结算份额的提升。科恩指出“在复杂的供应链和直接投资资金流所勾勒出的全球交易网络中，美国企业位于该网络的中心……美国因其在全球贸易结构中的中心地位，将继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从调研情况来看，昆山市两岸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主要集中在进料加工和一般贸易项下，两者合计占两岸跨境结算总额的比例为94.19%。尤其进料加工型企业采用“两头在外”的经营模式，本身只负责生产，决策权在母公司，导致进料加工项下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的比例仅为8.95%，从而拉低了两岸跨境结算中使用人民币的比例。对于诸多企业生产所需高技术含量的原材料，均需从欧美进口，使用美元和欧元进行计价结算，该部分比例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第四，产品技术水平显著影响企业的货币选择权，技术水平越高的企业具有更高的人民币跨境结算比例。从不同贸易商品特质的角度探究跨境贸易的计价货币选择，麦金农发现产品差异化程度大，贸易商议价能力强的产品贸易（主要是工业制成品和高技术产品），以本国货币计价（即生产者货币计价）；而产品同质性较高，具有高度竞争性的产品（如初级产品、低技术产品等），多以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货币（美元）计价。调研发现，昆山市台资企业主要集中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该类行业技术水平虽高，但昆山市台资企业主要负责生产，而非研发。这导致整个行业人民币跨境结算占比仅为8.75%，远低于昆山市和全国的总体水平。相反，有一家生产高技术含量自行车和电动车的企业D，跟其日本客户谈判，自2022年开始在人民币汇率波动处于某一范围时，双方商议使用人民币进行计价结算。这充分印证了高技术水平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目前，昆山市台资企业正在由单一生产向“生产+研发”转变，企业谈判话语权正在提升。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对货币国际化会产生重要影响。其中，“广度”是指多种金融工具；而“深度”指发达的二级市场。多种金融工具可以满足投融资和套期保值的需要，发达的二级市场可以保证流动性，并降低交易成本。当一国经济总量达到一定水平时，影响该国货币国际化进程的是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对中国而言尤为如此。一种货币得以在国际范围内大规模使用，除了方便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可以节约成本。该成本一方面表现在较低的货币兑换结算成本，这与一国的金融系统发展水平和金融政策有关；另一方面则与货币本身的价值变化有关，不稳定的汇率会影响人们对货币未来价值的判断，增加风险对冲成本和汇率贬值损失。下文将从资金流动视角，探讨金融因素对两岸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影响。第一，币值稳定和兑换安排是影响企业币种选择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一般而言，汇率越稳定，对货币国际化越有利，且汇率升值预期对货币国际化有推动作用。就昆台两岸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现实情况来看，相对于人民币汇率波动，人民币和新台币之间不能直接兑换，对两岸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影响更大。人民币和新台币之间的兑换需要第三方货币（主要是美元）作为中介，汇兑成本较高，影响企业利润。调研显示，个别大型企业因人民币汇率波动和新台币不能直接兑换产生的成本多达几百万元。第二，在岸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有限，不能提供实惠便利的人民币汇率风险对冲手段。目前，在岸人民币远期市场需贯彻“实需原则”，只有和实际需求有关的货款才能通过远期锁汇方式对冲汇率风险，且手续繁琐，费率较高。因此，企业采取自然对冲的手段来降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风险。2021年6月，中国银行昆山市分行成功落地人民币兑新台币无本金交割远期（NDF）汇率保值业务，昆山市金改区再次实现贸易项下人民币兑新台币NDF保值业务突破。但该NDF汇率保值业务亦是通过美元中转完成，流程较为复杂。汇率波动风险、汇兑成本和风险对冲成本高三者叠加，影响了企业使用人民币的积极性。第三，资金出境便利化程度较低。一方面，企业对外贸易资金出境便利化程度较低。资金跨境需坚持“实需原则”，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商务部等部门对资金跨境的管制较为严格。在人民币跨境便利化试点之后，包括昆山市金改区在内的诸多改革试验区、自贸区，开始实行优质可信企业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试点，制定优质企业名单。优质企业便利化业务由事前审核机制改为事后抽查机制，人民币跨境便利化程度大幅提升。但是该试点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入围条件十分严苛，入围企业数量较少，昆山市5000多个台资项目中，仅有40多家企业入围；其次，由于事后抽查没有容错机制，银行对优质企业客户的门槛设定会比较高，优中选优，相关业务的开展也较为谨慎，导致优质企业名单扩容困难。另一方面，个人项下资金出境便利化程度低。涉及个人的业务主要是薪金汇出问题，据调研企业和相关银行反映，企业员工薪资每次汇回中国台湾地区，都需要向银行出具大量同质化纸质版证明材料，其中一个是税务局开具的薪资完税证明，该证明必须本人亲自前往税务局办理，在新冠肺炎疫情特殊时期亦不例外，增加了个人薪金汇出成本。第四，离岸市场深度和广度不足，不能给中国台湾地区企业和个人手中离岸人民币资金提供良好的投资渠道和投资收益。首先，受政策限制，个人在中国台湾地区通过银行领取人民币的年度限额为10万元，且诸多政策导致离岸市场人民币存量不足。其次，中国台湾地区人民币存款余额为2440.89 亿元，存量较少，深度不足，导致人民币流动性较低、存贷款收益率波动较大，影响企业和个人持有积极性。调研显示，一方面，近期中国台湾地区人民币隔夜拆借利率高于5.5%，不利于中国台湾地区进口企业获得人民币贷款；另一方面，对于收汇企业而言，中国台湾地区人民币存款产品单一且利率较低，比如目前中国台湾地区人民币3月期定存利率0.3%，6个月期为0.6%，1年期为1.3%，不利于企业持有人民币。再次，中国台湾地区离岸市场广度不足，受离岸人民币存量和政策影响，中国台湾地区的人民币投资渠道主要是存款，债券、股票等投资产品较少，且人民币衍生产品不足，不能对冲汇率波动风险，这导致中国台湾地区企业持有人民币不仅不能获得高收益，还可能面临汇率风险。第五，在资本项下，中国台湾地区人民币回流中国大陆仍受管制，人民币回流渠道不畅。在调研过程中，企业普遍反映台籍员工将人民币汇回中国大陆存在困难。台籍员工汇入中国大陆限额为每人8万元/日，且政策规定只能用于经常项下，不能用作买房和其他投资，包括个人理财。台籍员工急用资金时，只能首先在中国台湾地区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入境，之后将美元换算成人民币，这显著增加了汇兑成本。企业和员工是持有和使用人民币的基石，只有保障他们的利益，人民币跨境结算才能发展起来。第六，在岸金融市场开放度和服务水平有待提升。首先，资本账户开放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从调研情况来看，资本账户管制较多确实对两岸贸易人民币结算产生重要影响。虽然在岸金融市场开放不断加速，但依旧有所不足，中国台湾地区人民币资金对中国大陆证券投资渠道有限，手续繁琐。其次，由于中国大陆人民币贷款利率较高，且外企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的手续繁琐，中国大陆台资企业，尤其是大型台资企业一般使用集团内融资，在中国大陆人民币融资较少。再次，中国大陆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竞争力不足。一方面，台资企业在中国大陆商业银行办理业务的手续复杂、成本较高。举例而言，台资企业在中国大陆商业银行办理业务每次都需提供纸质版证明材料；而在外资商业银行办理业务则仅需第一次办理时提供纸质证明材料，之后实行电子化处理，节省时间和成本。中国台湾地区居民在中国大陆商业银行办理个人理财业务，则不仅需要提供复杂的证明材料，还需要本人亲自前往指定银行办理，时间成本较高；相反，外资银行则可以线上远程办理。另一方面，中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高于外资银行。调研显示，同一期限的人民币贷款，境内国有商业银行的利率较境内外资商业银行利率高0.75-1个百分点，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第七，两岸金融合作有限。受两岸政治因素影响，两岸金融合作程度不足。目前，两岸在金融法规、统计、会计标准方面仍不协调，互不认可，限制业务和监管合作。另外，两岸金融信息咨询交流渠道有限。金融合作渠道不足、金融有关法规、统计相关标准的互不认可，对两岸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形成阻碍。基础设施是制约跨境人民币结算清算的重要因素。目前全球普遍采用以美元为主导的跨境货币清算系统——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系统。2015年，正式上线运行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是人民币跨境结算清算的底层基础设施，为人民币跨境清算和结算提供服务。课题组调研发现，在基础设施方面，昆台两岸贸易人民币结算主要面临以下三个问题。第一，CIPS直接参与者数量有限，有些极为重要的节点需要依赖SWIFT。SWIFT（总部在比利时）在美国“9·11”事件之后，经过美方多次游说要求信息共享，达成共识为美国政府提供除了欧盟之外的所有数据。美国逐步加强对SWIFT 系统的控制能力，要求其遵守美国相关要求，如不遵守将受到美国的制裁。虽然美方当时承诺是只用于“三反”（反恐怖融资、反洗钱、反偷税漏税），但信息实际使用情况却不得而知。本课题组于2021年7月开展实地调研。截至2021年7月末，CIPS系统共有参与者1200家，其中直接参与者53家，间接参与者1147家。在CIPS 的53家直接参与者中，主要包含大型国有银行（及其海外清算行）、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中国分行及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其中，包含中银香港、工行新加坡分行、交行首尔分行、农行迪拜分行等8家海外分行。在我们调研期间，中国银行台北分行并不包括在其中。这会导致两方面问题：一方面，由于中国银行台北分行不是CIPS直接参与者，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地区之间的人民币跨境结算均需依赖SWIFT，美国可以通过SWIFT通讯交易记录查阅两岸间所有资金往来。考虑到两岸之间的特殊关系，对SWIFT过分依赖不是好事。例如，美国如果想对被制裁国（地区）实施金融制裁，可以通过截断被制裁国（地区）及其金融机构或企业通过SWIFT进行国际结算清付，使其成为“金融孤岛”。另一方面，境内直接参与者覆盖面较少，地方城商行基本上都是间接参与者，他们和直接参与者之间的人民币交易使用SWIFT进行通讯，可能导致境内交易的信息泄露。随着CIPS系统参与者的不断增加，截至2021年10月末，CIPS系统共有参与者1243家，其中直接参与者71家，间接参与者1172家。此时，直接参与者中包括了中国银行台北分行。这一形势的改善将有利于规避我们在调研时发现的问题。第二，CIPS效率和便利性有待提高。一方面，相比美国的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CIPS效率低，成本高。CIPS虽然在技术层面（软硬件以及技术实现）世界领先，但清算效率较低，使用频次有限，成本较高；CHIPS的清算效率达到1：17，即1美元在同一时间内可以发挥17美元的清算效率，清算效率高，并采用实时撮合的混合运算模式，在计算逻辑以及业务处理能力上遥遥领先。另一方面，两岸间跨境人民币清算结算的环节路径较长。例如，两岸间的一笔跨境人民币交易需要经过“某银行中国大陆分行—中国大陆总行—中国银行上海总部—中国银行台北分行（清算行）—中国台湾地区相关银行总部—中国台湾地区相关银行分支行”多个环节得以完成，时间较长且具有不确定性。目前，CIPS系统在结算速度和交易成本上不占优势，清算效率和便利性有待提高。第三，金融分支机构网络有待完善。中国台湾地区办理人民币结算清算业务的金融机构较为缺乏，网点分布较少。2012年中国银行台北分行成为人民币在中国台湾地区唯一的清算行，仅在台北设有网点。中资商业银行和台资商业银行在两岸的网点分布也有待进一步拓展，人民币跨境结算需要加强两岸银行间的合作。在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银行的网点分布较少，且新台币只作为表外货币记账，买卖货币渠道单一，使得汇率并非由供求决定，交易结算十分不便。政治关系会对一国的货币国际化进程产生影响。在两岸贸易人民币结算方面，政治因素的影响尤为显著。蔡良才等指出，政治稳定性，特别是中国台湾地区政治定位不明晰是制约贸易投资人民币结算的主要因素。蔡英文上台后提出的“新南向政策”旨在促进中国台湾地区与东盟、南亚及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企图以东南亚市场替代中国大陆市场。在中美冲突、疫情冲击的影响下，两岸关系变化是台资企业在中国大陆生产经营密切关注的焦点。调研发现，多数台资企业在以昆山市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聚集，未考虑过将生产基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少数企业考虑过在南昌、南京等地投资设厂。一方面出于经济原因，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所需零部件复杂多样，昆山市等地供应链网络完善，转移成本较高；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原因，中美摩擦加剧后台湾当局对台资企业在中国大陆投资设厂也有较多的政策限制，阻碍了台资企业在中国大陆的经营扩张，进而两岸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和潜在空间也受到影响。受中国台湾地区政策影响，台资企业在中国大陆的金融活动也受到影响。中国大陆子公司与中国台湾地区母公司间在资金、物品、人员方面往来密切，根据中国台湾地区有关上市公司的管理规定，上市公司与子公司间的资金借贷往来属于关联公司“资金贷予”情形，需要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核准并对外公告，手续相对繁锁。在对代表性企业的调研中，多数台资企业利用自有资金或集团资金池进行融资，没有在中国大陆上市计划。大部分资产属于中国台湾地区母公司，单独上市面临拆分难的问题，需要进行更改公司名称、资产剥离等操作。因此，由于独立性和中国台湾地区有关金融规定，台资企业在中国大陆上市进行人民币融资面临较大困难，这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两岸跨境人民币业务。国际货币所表现出来的网络外部性是指随着一种国际货币使用量的上升，使用该货币的流动性溢价和交易成本会逐步降低，反过来进一步促进该货币国际化水平提升。由于统一使用一种货币会极大地降低成本，因此，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全球交易会向一种货币集中，这是自全球化以来各时期总有一种货币占主导的重要原因。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当一种货币被确立为主导货币，它将处于自然垄断状态，主导地位会形成自我强化格局。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和贸易规模是网络外部性的重要支撑，而金融深化，特别是固定收益市场的发展，将有助于创造一种水平效应，增加人民币交易量，并引发结构性转变，从而改变过渡路径。由于网络外部性的存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跨境贸易、金融交易的结算计价中，被不断巩固强化。调研发现，使用习惯是制约两岸跨境贸易使用人民币结算的重要原因。昆山市台资企业普遍具有“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若企业需要从欧美等国家（地区）进口原材料或出口商品，则更有可能遵循使用习惯，选择美元、欧元进行结算计价。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制造能力的显著提升和中国市场崛起，台资企业与中国大陆企业的往来更加频繁，境内市场的替代效应增强，两岸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有助于减少汇兑损失，降低汇兑成本。调研中部分企业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占比高达90%，这与原材料和产品市场的转移、台资子公司议价能力增强有关。结合上文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制约因素的分析，下文将具有针对性地从上述五个层面提出政策建议，旨在为政府、银行以及企业在未来两岸跨境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提供参考。
政府应做好政策安排激励人民币跨境使用。一是政府应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和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货币信心越来越强，这才是两岸贸易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根本保证。二是政府应该出台奖励政策，鼓励中国大陆的台资企业跨境使用人民币结算，比如，政府设立财政专项基金，对使用人民币结算达到某一比例的台资企业提供财政补贴或税收减免。三是政府应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支持力度，促进原料供应的国产替代，降低对外依赖。四是政府应引导跨境企业转型升级，由单纯代工生产向“研发+生产”转变。五是政府应以身作则，在涉外政府采购中，以人民币进行计价结算。六是加强对两岸跨境企业有关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政策宣传，增加相关企业，尤其是中国台湾地区母公司对人民币跨境结算便利化政策的了解和支持。七是利用金融科技，探索数字人民币应用于两岸跨境结算的可能。数字货币具有跨境支付效率高、速度快、成本低等特点，中国应进一步探讨央行数字货币扩容和应用于跨境支付的可能。八是政府应该组织相关机构加快对境内高技术产品的认证工作，使跨境企业可以放心采购境内原料。企业需要响应政府政策、不断转型升级、提升话语权。一方面，相关企业应该响应政府号召，尝试以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的可能；另一方面，相关企业需要加大研发投入，实现企业转型升级，提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和企业话语权，增加企业谈判筹码。另外，境内其他企业应该加强研发，逐步实现国产替代，提升相关企业境内采购比例。银行应贯彻落实政府政策精神，鼓励企业实行人民币结算。一方面，相关银行应加强对跨境企业的政策宣传，让跨境企业了解、熟悉并逐步尝试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另一方面，银行内部可以实行奖惩政策，将客户人民币跨境结算比例纳入业绩考核范围，并加大其在业绩考核中所占比重，鼓励银行从业者积极主动地宣传和推广人民币跨境结算。政府需提供相应的政策安排，便利人民币跨境流动。一是探索两岸货币现汇项下直接兑换，按照先试点后推广的原则，在中国大陆台资聚集区试点人民币-新台币现汇项下直接兑换，形成动态的市场化利率，降低企业汇兑成本。二是在人民币—新台币直接兑换的基础上，试点人民币—新台币远期交易，适当放宽“实需原则”，提高远期汇率价格基准性，降低企业远期锁汇成本，降低企业因汇率波动造成的损失。三是增加事后审查容错概率，鼓励银行扩大人民币跨境支付便利化优质企业名单，降低企业和银行成本。四是放宽个人项下人民币两岸跨境流动限制，促进台籍员工人民币资金跨境流动、跨境投资便利化。五是丰富境外市场人民币投融资渠道和应用场景。提高中国台湾地区人民币存量，推动中国台湾地区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通过发行“宝岛债”等产品丰富人民币资产配置渠道，推动产品多样化和低成本，使离岸人民币保值增值。六是增进与中国台湾地区金融合作，加强互联互通。一方面，通过两岸金融合作，加快两岸在金融法规数据统计和会计审计方面的互认工作，协作推进两岸金融发展；另一方面，通过与中国台湾地区谈判，增设中国大陆银行在台分支机构，为中国台湾地区企业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七是构建人民币跨境流动监测预警制度，探索建立人民币跨境流动异常情况预警指标体系，进一步健全非现场监测与核查机制，加大非现场检查力度，建立、健全跨境人民币事中、事后全流程监管，并研究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银行需优化金融服务，推进人民币跨境服务便利化。一是加强金融服务，主动挖掘跨境人民币应用场景，加大跨境支付产品与增值服务供给。二是探索两岸跨境供应链融资模式，试点中国大陆银行对中国台湾地区企业的直接融资。三是推动企业跨境人民币业务便利化，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扩大优质可信名单，简化材料和流程。四是放宽个人人民币业务的汇入汇出限额和消费投资币种限制，促进跨境人民币业务的线上审核和材料电子化。五是加强两岸银行的同业往来，增加中国台湾地区的人民币资金供给和回流渠道。政府应加快跨境人民币支付系统建设，完善服务于人民币结算的金融基础设施网络。一是拓展CIPS系统覆盖广度。在保证交易稳定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适当放宽CIPS直接参与者的准入门槛，推动更多地方银行成为CIPS系统的直接参与者，并鼓励两岸更多的银行成为间接参与者。二是提高CIPS系统的清算结算效率。从技术和制度维度简化跨境人民币清算环节、缩短清算时间，节约清算结算成本，进而促进CIPS系统清算效率提升，为人民币清算结算扫除基础设施障碍，提高人民币清算系统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三是加强两岸金融合作，鼓励金融机构互设分支机构。一方面，基于跨境人民币结算需求和前景，推动中资银行在中国台湾地区网点建设，提高金融机构提供人民币业务的便利度；另一方面，继续加快在岸金融市场开放，放松中国台湾地区银行准入门槛，鼓励台资银行设立分支机构以满足两岸人民币结算需求。四是CIPS仅仅是基础设施，为人民币跨境支付提供一个便利通道，其使用成本和便利性的改进还依赖于使用频率，即人民币跨境支付的总量。因此，CIPS发展和人民币跨境支付之间是相互促进关系。银行应积极参与跨境人民币支付系统，并结合人民币结算需求在两岸布局分支机构网点，促进人民币结算业务的便利化。此外，加强两岸银行在人民币结算清算方面的合作，促进业务、信息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政治层面应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在加强两岸金融合作时，需要注意中美摩擦对两岸经贸关系可能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当前，中美博弈进入新阶段，具有长期化、复杂化的特点。中美双边经贸摩擦可能会适当放松，中美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摩擦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企业应加强对政治风险的关注和防范。企业应关注并研究国际形势特别是中美摩擦与两岸关系变化对经济活动带来的潜在影响，做好两岸政治关系紧张可能给经贸往来、人员交流带来不利冲击的准备。针对网络外部性层面的使用习惯问题，需要注意网络外部性导致的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强大的惯性，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将成为一个漫长过程。而一旦这种变迁发生，将会是结构性的变化。人民币替代美元的过程将是非线性的，一旦取得突破，替代过程将会加速。因此，货币使用习惯的培养需要政府、银行以及企业的共同努力。政府应稳步提高人民币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保持经济基本面的稳定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基础条件。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和贸易规模是网络外部性的重要支撑。进一步地深化金融改革，促进在岸金融市场开放有助于创造一种水平效应，增加人民币交易量，并引发结构性转变。在实现路径上应结合“一带一路”、RCEP等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在中国周边和东亚地区重点培育人民币使用习惯，提高人民币的真实需求。另外，应抓住全球价值链重构、数字货币、绿色金融等发展机遇，挖掘人民币在新兴领域的潜在需求并促进人民币使用习惯的养成。银行应提升人民币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增强人民币跨境结算的便利度。一方面，银行可积极参与人民币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分支机构和网点建设，完善跨境人民币支付网络；银行可优化审核流程制度，促进数字化转型，利用金融科技手段简化跨境人民币业务流程，提高结算效率，从而为人民币跨境结算使用扫除障碍。另一方面，银行可提高人民币金融产品的多样性和吸引力，鼓励企业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并开展存贷款、理财等多种人民币业务，在金融交易领域促进人民币使用习惯的养成。企业应结合自身需求加强人民币在结算计价中的使用。企业应注重科技创新，加强研发投入，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行业头部企业，特别是在大宗商品领域的大型企业，应注意提高自身在跨境交易币种选择中的议价权和话语权。企业应结合规避汇率风险需要，有意识地推动人民币的计价与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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