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經濟形勢和金融風險是相互關聯的，需要構建起一套新的認識論基礎。當前，我們正處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域，疊加蓬勃發展的數位科技以及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促使我國經濟的發展邏輯、運行邏輯、治理邏輯均發生了根本性改變。這也意味著我們過去採取的基於事實與結果的傳統分析框架以及基於過去和現在的預測方法在經濟領域已經不再適用，必須從風險的轉化與演變來看待各類經濟問題。可以說，公共風險已經逐步成為了我們分析經濟問題一個非常重要的參照物，需要更多根據風險情景來採取基於預期和行為模式的政策措施。對金融風險的防控，同樣需要導入公共風險思維，注重區分微觀金融風險與宏觀金融風險，並進一步明確政府在防範化解金融風險中的責任。

當前經濟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為複雜嚴峻，這是因為當前正處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且這種大變局又在快速變化，疊加蓬勃發展的數字革命，促使經濟的組織形態、運行方式以及原有的各種經濟變數之間的關聯和邏輯關係均發生了根本性變化。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又一次擾亂了全球經濟金融的分工與協作關係、全球的產業鏈、供應鏈以及全球的資本流動和資源配置。三層因素疊加，導致整個經濟處於高度不確定性狀態。這種不確定性不是偶然性的，也不是短期性變化，而是意味著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可能進入一個新階段，發展的邏輯、運行的邏輯、治理的邏輯，都會發生根本性改變。

在新形勢下，傳統經濟學理論，包括金融學理論，越來越難以解釋當前現實，更不要說指導未來實踐，所以我們必須轉換思維方式，不能再用傳統的方式、邏輯和分析框架，來觀察當下的經濟形勢和金融風險。如果再抱著老一套來觀察當下、預測未來，可能會看得很迷糊，甚至會陷入巨大的風險中，錯失良機。從這點來講，我們談當前經濟形勢，其實不是談幾個資料的問題，而是說當前的經濟運行、經濟發展、金融穩定以及金融風險防控，其內在的新邏輯是什麼？這需要深入探討研究。如果沒搞清楚這些問題，那麼我們制定出來的政策、想出來的對策，可能會出現嚴重偏差。

這個問題再往深層去探究，就涉及哲學問題，就是我們究竟怎麼認識這個世界？怎麼認識人類的經濟活動？怎麼認識金融？這是哲學上的認識論。這些跟剛才講的經濟運行、經濟發展的邏輯、金融穩定的邏輯都有內在關聯，因為這些問題實際上是建立在新的認識論基礎上的。新的認識論沒有突破，就很難構建出新邏輯，想出新對策更是難上加難。所以，今天所談的不僅僅是對策性話題，也不僅僅是將相關資料做一些關聯，判斷短期形勢，那樣對於決策的意義不大。我想做一些深層次交流，而不局限於對當前宏觀資料的解讀。因為當前的宏觀資料，可以說越來越好，同世界來比，中國是一枝獨秀。但怎麼去看待這些資料？用傳統的分析框架和傳統的標準去判斷，我國的經濟增長、投資、消費、進出口等常規指標表現都不錯。經濟增速往上走，大家就覺得好，經濟增速往下跌，大家就覺得不好。好與不好，都涉及一個判斷標準的問題。每個人都會內置一個判斷問題的標準，但這個判斷標準一般不會說出來，最終得出一個結論而把判斷過程全省略了。這需要我們自己去琢磨。一個結論的判斷標準是什麼？它的邏輯依據是什麼？看待同一個經濟問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角度，十個經濟學家往往有十一種觀點，不像自然科學、數學，結論是唯一的。所以說經濟形勢的分析判斷是非常複雜的，我們當前對經濟形勢的看法，基本是按照傳統的分析框架去描述的。

一如何看當前經濟形勢

 （一）傳統分析框架：基於事實與結果

傳統的分析框架是什麼樣的？經濟學從過去到現在，有五花八門的流派，最終可以歸結為兩個，一個是政府派，政府干預發源於凱恩斯，認為政府需要干預經濟；一個是市場派，從古典自由主義到新自由主義，都是偏向於市場的。而經濟又永遠離不開政府和市場，所以這兩派合起來又是一派，都是基於政府與市場關係的對立而形成，不過糾結於是市場多一點，還是政府多一點，在這個大邏輯上它們都是一派的，我稱之為實體派。

實體派用的就是同一個分析框架，即實體分析，借鑒物理學的研究思路構建的理論。至今為止的經濟學，實際上都是建立在牛頓經典力學基礎之上的，即用牛頓經典力學的思維模式和認識世界的方法來構建經濟學。所以，經濟學家們一直有一個夢想，就是把經濟學變成像物理學一樣的硬科學，像自然科學家、物理學家一樣去研究經濟問題。但是，現在看起來這個方向是走不通的。

傳統的分析框架，是基於事實與結果去研究問題。事實與結果是已經發生的事情，至於未來沒有發生的事情，是基於這種事實與結果，假設有一種內在規律在其中，做趨勢外推。就是把經濟世界看成像大自然一樣的客觀世界，認為這個經濟世界像大自然的客觀世界一樣，有一種確定性作為前提，可以預測。我們大量的分析預測都是建立在這種認知基礎上的。

既然經濟世界是客觀的，是有內在規律的，那麼人只能去反映它，只能被動地適應它。我們在觀察經濟形勢時，只能說這是客觀經濟形勢；平時聽到一些新言論時，有的經濟學家會說，我們要理性對待。客觀、理性是我們腦子裡抹不掉的基本概念，總是在強調和強化它。言下之意，就認為我們身處的經濟世界是客觀的、確定性的，有一條我們不知道的軌跡，我們的任務是要發現那條軌跡，找到規律，然後順著這個軌跡往前走。這當然是一種科學的思維方法，是古典物理學思考問題的方法。

從科學角度來說，這毫無疑問是對的。但把古典物理學的認知搬到經濟世界中來，那意味著經濟的發展是宿命的，因為近代物理學、近代科學就是宿命論。客觀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既然不能改變，那就是宿命論，也就是命中註定的結果。按照這種經典科學的認知，有規律不能改變，就只能被動適應。實際上，這種認知是有問題的，因為自然科學的發展、物理學的發展，自身也打破了這種認知。這就是愛因斯坦和量子力學之間的爭論。愛因斯坦說“上帝是不擲骰子的”，就是說上帝創造這個世界是有規律的，而量子力學的發展反復研究證明“上帝就在玩骰子”，認為不僅僅我們的經濟世界，甚至整個宇宙、大自然都是不確定性的，不確定性才是世界的本質。按照經典科學的思維，實際上也是宿命論的觀點，以此去認識我們的經濟活動和經濟發展，那麼我們的認知實際上就被這種經典科學思維束縛住了。

經濟活動是人的活動，是一群人的活動，有很多人類所不能改變的條件，比如我們生活在地球上。但是經濟活動畢竟是由人構建的，所以我們看待經濟形勢，就要從“構建”的角度去認識，而不能按照傳統的經典科學思維去認識。從個體的角度來看，我們無法改變，比如物價在上漲，我們只能去適應。它為什麼上漲？這不是一個人造成的，而是一群人造成的。但這種物價變化，肯定有一個從個體到群體轉化傳導的過程，這個過程是人的活動造成的。所以從這點來講，我們如果把當前經濟形勢當成是客觀的去分析，像自然界一樣無法改變，那只能被動適應。但在現實生活中，在經濟形勢不好的時候，我們要有信心。溫家寶總理曾經說過“信心比黃金還重要”，因為有了信心，經濟就可能會有積極變化，這點取決於我們的信心，取決於我們對經濟的看法。換而言之，就是取決於“情景預期”。所以，傳統的經濟形勢分析，更側重於用物理學的方法，制定政策措施也是用物理學方法。物理學的方法是一種實體方法，如果僅僅滿足於用實體的方法，不考慮市場的信心、預期，那經濟形勢的變化與此是無關的。從現實來看，經濟形勢的變化不可能與信心、預期無關，它們是相互強化的，可能朝著積極方面強化，也可能朝著消極方面強化。

藥物研製要搞雙盲實驗，其目的就是要排除人心理活動的影響，來證明這個藥物的有效性。現在一些宏觀政策好像也遵循這個邏輯，在大家不知情的情況下，應用這個政策後，經濟形勢就變了，就像患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吃了這個藥身體變好了。它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片面的。中醫的治療絕不僅僅是考慮雙盲的辦法，甚至針對有些病可能更多通過心理去改變你的內分泌，進而改變你的生理狀態，它應該是綜合的。但是我們的經濟學現在要排除主觀因素，一味強調客觀，把主觀和客觀完全對立起來了。其實，量子力學已經打破了傳統哲學的這套話語體系，比如主觀與客觀、唯心與唯物、本質與現象、必然與偶然等等，這套話語體系在量子力學面前無法成立。

之所以講這些，實際上涉及到我們怎麼來看待當前的經濟形勢。現在分析當前經濟形勢，就要看經濟增長如何，看投資、消費、進出口等指標，再看物價、社融、居民收入增長等。把這些資料進行關聯，然後得出一個結論。我覺得這種分析方法現在越來越不適用了。現在做投行或市場領域的一些研究機構，分析行業形勢、宏觀經濟形勢，基本上就是用這些指標資料來畫一些圖，或用模型做一些關聯分析來得出一些結論。但是解釋的原理、所用的邏輯都還是傳統的，我看這些東西並沒有太多的價值，因為它的前提有問題。我們現在用的分析方法，定性的、定量的、各種模型……其實都是實體分析方法。實體分析方法就是物理學的實驗科學方法，我們用的最多的就是基於歷史資料做線性外推，再複雜一點做非線性外推，用非線性模型去預測下一步會怎麼樣。這種分析不能說沒有一點用處，但整體來看，是基於過去判斷未來，我覺得這種認識方法在經濟學領域越來越有局限性。

從過去和現在去看未來，需要一個前提，那就是未來是在歷史和現在的延長線上。如果未來不在現在和過去的延長線上，就像幾何學，一條實線畫到這兒，未來是虛線，那虛線是怎麼延伸的呢？是沿著這條實線直接去延伸還是拐了個方向去延伸？未來是一條虛線還是無數條虛線？我們現在做的研究，是假設未來是沿著這直線斜向外推，那條虛線跟這條直線是對應的。再複雜一點，假設它可能會拐彎，這條虛線也變了方向，也就如此而已，沒有太多變化。

從現在去看未來，只有知道了需要達到的目標跟哪條路相關聯才能選擇，否則選擇就是盲目的，就跟賭博一樣。可能蒙對了，能達到你的目標，也可能完全選錯了，背道而馳，離目標越來越遠。所以從現在去看未來，有巨大的盲目性，看不清楚，不知道應當怎麼辦。現在的經濟學分析方法就是把基於牛頓經典力學形成的認知模式搬到了經濟世界裡，以至於到現在經濟學家們對經濟危機從來都預測不到，比如沒有人預測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如果有人說預測到了，那可能也是蒙對了，因為預測是要有一套邏輯的。

現在經濟形勢越來越複雜，以現有的分析框架去認識經濟形勢，局限性會越來越大，會越來越不適應，越來越無法判斷經濟走勢。判斷經濟走勢這個命題本身的言下之意，就是認為經濟走勢像天氣一樣，經濟學家就是在做天氣預報。其實經濟走勢會怎麼樣，取決於當下我們制定什麼樣的政策去引導。這一未來趨勢不是客觀的，而是我們構建的結果。如果不從構建的角度來說，而是把經濟當成客觀的去進行理性分析，這種理性崇拜會導致我們在認識上出現很多誤區。現在行為經濟學、行為金融學的發展，就是拋棄了所謂純粹的理性分析。傳統經濟學、古典經濟學就是純粹理性，赫伯特·西蒙說理性是有限的，從管理學角度開始注意到理性的局限性。其實到現在，我們會更多考慮非理性的各種因素，包括情感、意志、毅力、理想、信仰等，這些因素對事情的成敗往往有更重要的意義和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現在基於行為主義的經濟學和金融學的發展，是對過去理性崇拜的一種反思。理性客觀地看待這件事情，日常離不開的一些基本概念，用在當下我覺得已經越來越不適應了。過去的經濟學是建立在傳統哲學基礎上的，傳統哲學是建立在牛頓經典力學基礎上的。現在的經濟學是工業社會、工業經濟基礎上的經濟學，所以越來越有局限性，因為現在發展進入新階段，進入第三次革命也就是數字革命，整個經濟運行的內在邏輯發生了變化。

當前把資訊技術、人工智慧、大資料等等歸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我認為這種認識是有偏差的。我認為現在的數字革命，其實是並列於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的第三次人類文明發展的大革命。它不是在工業經濟邏輯下的技術革命，它帶來的是整個經濟社會基本架構的重新搭建。企業的架構、經濟的組織形態以及金融的組織模式、業務模式和盈利模式，都將在數位革命趨勢下發生改變。全國政協曾經組織過一個活動，去看螞蟻金服旗下的一個網上銀行，給我留下很深印象。當時我們感覺這就是未來的金融模式，銀行與客戶之間的關係從物理空間轉到了虛擬空間，從線下轉到了線上，對客戶信用風險的判斷不再依賴于傳統的現場盡職調查，而是依託於大資料，依靠智慧風控模型。所以，它變成了另一類金融機構，沒有實體的分支機搆，沒有網點，沒有信貸員，只有大量的技術研發人員去維護智慧風控模型的運轉，不斷地讓它反覆運算升級。它所有的業務都在虛擬空間完成，不需要見面。在新冠疫情期間，這種無接觸的金融服務發揮了巨大作用，而且降低了風險，提高了效率。

傳統物理空間的操作成本全部省下來了。成本降低了，原來不可能做的事情都可以做了，比如對長尾客戶，就是那些個體戶，需要的資金規模小，幾萬元、十幾萬元、幾十萬元，但是頻率很快，用幾天、一兩個月。對這樣的長尾客戶，大銀行採用傳統的實體模式無法操作，因為風險無法掌控，成本極高，這就成了小微企業融資難的世界性難題，長期沒有得到解決。但數字金融就有望解決這個問題，以後金融模式都會朝著這個方向發展。當然這也會帶來一系列新問題，就是資料涉及個人隱私。隱私和便利性之間如何取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要重構，所有的規則要重寫，法律也要重定，這就是數位化帶來的變化。

在數位化趨勢下，按照傳統方式看待經濟形勢，毫無疑問已經不成立了。現在GDP統計中，很多數字經濟不一定能統計進去。許多傳統不可交易的資源變得可交易了，比如某個地方有一些特色食材、特色食譜、特色做飯做菜的方法，現在可以通過視頻傳播出去，如果大量的粉絲喜歡看，就變成可交易的資源。這在過去是不可能的。像很多網紅。我在中央電視臺無意中看到一個網紅，他有一個天賦，就是很會唱歌，但是他不喜歡讀書，所以初中就不讀書了，自己在網上唱歌給粉絲聽，他的粉絲到了一百多萬。把他的音樂天賦直接變成資源，銷售出去，這在傳統實體經濟下是不可能實現的。如果用傳統方式，他的音樂天賦想變成可交易的資源，他就要上學校，要到音樂廳，在實體空間給大家演唱，得到大家認可，才能出售門票，形成經濟活動。但在數位革命的趨勢下，他實現了年收入一百多萬元。就是說，很多傳統經濟學框架下看不到的東西，現在呈現出來了，原來不可交易的資源變得可交易了。但這些並沒有統計到GDP裡，因為現在的統計是基於工業化時代的統計，是基於工業社會的固定關係和經濟活動形成的統計。

在數字經濟條件下，很多不可共用的東西變成了可交易共用的資源。我到廣東看到一個例子，就是私家車位。在傳統經濟框架下，私家車位是一次性成交，買完這個車位就是你的了，相當於一個財富存量。但在數字經濟下，可以重新把這些財富存量啟動。有人專門做這種私家車位元的交易，因為車位元不是每天24小時都在被權利人使用，車在移動，私家車位就有空出來的時間，閒置時間可以讓其他人來用，把這個使用權讓出去，就變成一種可交易資源，實際上就是把財富存量撬動了。當然，數位革命離不開數位金融，如果沒有移動支付也做不了。沒有這種大資料平臺，不能把可讓渡車位元使用權時間的資訊上傳到平臺上，別人看不到也就沒法交易。在數位經濟下，這種數位平臺把很多原來不可交易的資源都變成可交易的資源，把閒置的財富重新撬動起來，使整個財富存量資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所以，在數字經濟下，我們要重新思考現有的財富存量怎樣通過金融手段，利用數位技術，重新啟動。

其實，我們現在積累了大量財富在物理空間裡，這些財富大量閒置，沒有得到充分利用。現在所謂的共用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這種狀況，但並沒有完全改變，只是剛剛起步。將來，這種變化會越來越大，財富存量資源的利用可能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來源。這個來源看似來自財富存量，實際是來自於虛擬空間。沒有虛擬空間，就無法形成供需匹配。所以，未來的這種增長，不是來自於實體本身，而是來自於在實體基礎之上的虛擬空間，與傳統邏輯完全不同。

（二）新的分析框架：基於預期與行為

我們現在看經濟形勢要用新的分析框架，但這種新的分析框架並沒有搭建起來。這種新的分析框架基於預期與行為，預期指向未來的，行為基於當下該怎麼辦。其實，所有的經濟活動、金融活動，都是你有什麼樣的觀念，有什麼樣的未來預期，然後你就有什麼樣的行動。我們要把現在的行動跟未來關聯起來，而不是跟過去關聯起來。“過去”已經變為沉沒成本。

在現實生活中，每一個個體、每一個機構，其實都是在努力跟未來關聯。但是我們當前的主流經濟學，更多地強調跟過去關聯，找歷史資料，十年不夠找二十年，二十不夠找五十年、一百年。從所謂的長週期、長趨勢去看，一百年有一條趨勢線，五十年又有一條趨勢線，二十年可能有另一條趨勢線，這樣的分析有它的歷史價值，但相對於現在快速變化、充滿不確定的世界而言，價值越來越小。所以，現在我們要用新的分析框架去認識這個世界，經濟形勢是我們自己構建的結果。按照這個新認知、新邏輯，經濟形勢會怎樣，取決你採取什麼樣的行動，採取什麼樣的政策措施。從國家來講，有什麼樣的改革，有什麼樣的政策措施，就有什麼樣的經濟形勢，它不能脫離於人的活動，從這點來看，我們不要把這些宏觀政策、改革措施，看成是我們在適應這個客觀規律，實際上是我們去構建一定時空條件下的某種規律。從這個意義上講，規律是我們構建的結果，不是先天的存在。

這種新的分析框架，基本的認知就是世界的不確定性，是基於這個大的認知觀。世界的確定性只在一定的時空條件下存在，是我們構建的結果，不是客觀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在很多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但現在自然科學以及我們中國，就已經告訴了我們這一點。現階段的經濟我們稱之為新經濟，以數字革命來說，可以叫數字經濟。數字經濟不是說某個行業某個產業，就像工業經濟一樣，不僅僅說工業是某幾個行業，服務業其實是建立在工業經濟基礎上的。工業經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某個階段。農業經濟不等於沒有手工業，工業經濟也不等於沒有農業，只是農業變成了基礎。我們講數字經濟並不是否定工業。工業經濟時期，我們一直說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到了數字經濟階段，工業和農業一樣，成為國民經濟的基礎，新的增長點或者發展的內在潛力在數字經濟。這就是趨勢。

這個趨勢是技術革命，是人類創新活動形成的。在數字經濟條件下，剛才講的虛擬化，其實跟金融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們說新經濟就是數字經濟中嵌入了重要趨勢，就是金融化。經濟的金融化，導致經濟學和金融學的融合。首先是微觀上融合，比如說公司財務和公司金融在融合。以前公司財務就是公司財務，沒有公司金融這一說，但現在公司財務被公司金融所取代。微觀金融學就是過去講的企業財務學與公司財務學。在金融自身，過去是貨幣銀行學，現在取名金融學。貨幣學、銀行學過去是分開的，而現在把貨幣學和銀行學統稱為金融學，而不叫貨幣銀行學。過去國外很多教科書叫貨幣銀行學，現在都叫金融學了。貨幣是央行管的，跟金融機構、市場主體之間的關係也在發生變化。整個金融，金融學、經濟學，微觀上開始融合，宏觀上也開始融合，經濟運行的邏輯越來越被金融主導。

經濟運行的邏輯，從大的方面講跟過去有所不同。在數位經濟下，經濟運行新邏輯的關鍵點，其實就是貨幣問題。貨幣的基本問題，就是貨幣是不是中性的？這個問題實際上改變了經濟運行的邏輯。就像美國1.9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畫，這是前所未有的財政貨幣政策，美國為什麼敢這麼做？實際上是它的認知發生了改變變，認為貨幣是非中性的。如果認為貨幣是中性的，這麼做就沒有意義了。因為按照傳統邏輯，這樣做只會造成通貨膨脹，不會有任何作用。美國之所以這麼幹，實際上是它改變了假設前提，認為貨幣是非中性的，貨幣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的增加。如果沒有這些效果，它就不會通過財政方式來增發貨幣。當然還有現實的觀察，就是2008年以來，幾乎沒有通貨膨脹，也就是說貨幣和通脹的關係已經改變了。所以整個經濟運行的大邏輯，就在貨幣這個支點上變了。貨幣到底是中性的還是非中性的？是短期中性還是長期中性？還是長期、短期都是非中性的？這就成為經濟運行邏輯的分水嶺。國外越來越趨向於相信貨幣是非中性的，不僅短期是非中性的，從長期來看也是非中性的。現在也沒搞明白到底是怎麼回事，所以現代貨幣理論出現以後，有的人支持，有的人反對。

那我們應當怎麼選擇呢？實際上，這就是經濟運行的邏輯，在數位經濟條件下跟在傳統工業經濟條件下，已經不一樣了。過去是基於貨幣中性、貨幣數量論的一套觀點，建立了獨立的中央銀行制度、獨立的貨幣政策操作，形成了一整套理論，在此基礎上還有財政政策。所謂總供給、總需求之間的均衡，等等宏觀調控都是在這個基礎上形成。但現在這些東西都在改變，經濟發展的大邏輯已經變了。數位經濟條件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是什麼？為什麼變了？工業經濟發展的大邏輯是物，靠資源要素的投入。過去經濟增長就是通過市場化推動工業化，進而推動國家經濟快速增長。新經濟，也就是數字經濟加上金融化，它的大邏輯從物變成人。過去在工業經濟下人是被動的、依附的，現在人是主動的，就是人的知識、人的創新、人的技能、人的主體性的釋放，形成新經濟的基本邏輯，叫大邏輯。這跟我黨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是一脈相承的。所以，進入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這個新發展理念的核心就是人，以人民為中心，依靠人去發展，最終落腳到為了人民。我們的執政理念是發展依靠人民，發展為了人民。我們將此轉換成學術理念，那就是發展要依靠人，依靠人的創新，依靠人素質的提高，依靠人能力的提升，依靠人的知識，總之就是靠人去推動發展，實現發展，最終是為了人。發展的大邏輯已經變了。

從治理角度，過去講經濟宏觀調控，現在講經濟治理。治理的大邏輯變成風險，包括金融風險。風險是指向未來的。要防範化解風險，首先要有風險理念，有了風險理念，面對的某種風險可能就消失了。為什麼這樣說？風險指的是一種虛擬狀態，不能按實驗物理科學的方式去證偽。實驗科學是在實體的物理空間進行，而風險恰恰進入了虛擬空間，這是一種虛擬的理性，虛擬的分析，虛擬的邏輯，跟傳統的形式邏輯完全不一樣。形式邏輯遵循的是二值邏輯，是與非，要麼是，要麼不是。而進入這種虛擬邏輯，既是又不是，又不是也是。量子力學裡講量子的兩種狀態，其實就類似於虛擬邏輯，就是既是又不是又是，大量實驗證明了這一點。人在觀察的時候是一種狀態，不觀察的時候又是一種狀態，這不是儀器的問題，而是事物的本來面目與人的觀察相關聯。我們所看到的世界，從本質上說都是“構建”的。從哲學來看，我們看到的都是構建的，構建了什麼，就決定了我們能看見什麼。物理學家們說，你用什麼樣的分析框架，就決定了你能看到什麼樣的世界。所以，經濟治理的根本性問題就是風險問題。

過去，我們沒有治理的概念，只有管理。在短缺經濟條件下，我們更擔心發展太慢了。此一時彼一時，現在經濟運行的邏輯，經濟治理的邏輯，乃至整個經濟發展的邏輯，其實都已經變了。發展的邏輯指的是我們可以構建的一種長期趨勢，運行的邏輯是當前的狀態，治理的邏輯就是我們的宏觀政策，包括制度、體制、機制怎麼去改進，這都屬於治理的範疇。治理的核心邏輯是風險。按照經濟治理的分析框架來認識當前的經濟形勢，可能會得出不一樣的結論，那就是要從風險的轉化和演變來看待經濟指標的變化和內涵。

金融發展問題其實更為複雜，在數字經濟加持下，金融化的速度越來越快。金融化一定程度上就是虛擬化。微觀層面上的實體交易、金融交易在融合，宏觀層面上也在融合。經濟學、金融學融合以後，在這個基礎上再重構。現在，國家教育部也在重新組織專家、高校精英們編寫中國的經濟學、中國的發展經濟學、中國的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包括中國的金融學、中國的財政學，這是基於中國實踐、中國特色的發展方式去考慮。更重要的是，現在已經進入了中國發展的新階段，也進入了世界發展的新階段，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也進入了新階段。很多東西需要創新，需要原始創新，再跟著西方的那套話語體系和基本邏輯走下去，就無法解釋中國的現實，也無法指導中國的發展。所以，要跳出原有體系，進行“破壞性創造”，這是當前最重要的，但是太難。這個時代處於大變局、大轉折時期，往往會有新的理論出現。

（三）當前經濟的新特點

前面講的更多是基於認知的角度去看待經濟形勢，沒有具體涉及下一步會如何。

當前世界經濟的新特點是高度不確定性。對中國來講，我們面臨的也是這個問題，經濟下行風險挑戰變得嚴峻了。尤其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之後，我們的經濟在快速恢復，但並沒有真正恢復到疫情之前水準，比如說旅遊業和服務業仍受到明顯衝擊。其實這裡講“恢復”只是從增長的速度來看的，很多東西完全用“恢復”這個概念去描述、去論證，可能也存在偏差。既然到了新階段，為什麼還要往前恢復？這還是物理學思維。2020年疫情衝擊使經濟掉下去了，砸了一個坑，現在要把這個坑填起來，填平之後再有所增長。其實現在的低增長，是按照傳統統計得出的結論。GDP統計裡，可能有水分，但也可能有漏統，就在剛才我說的新經濟、數字經濟裡。但總的來看，我們是低增長態勢，不是以前的那種高速增長與低通脹的組合。央行的資產負債表跟以前比，大概2000年以來，差不多翻了十倍。我們的M2和GDP比，在世界上也處於前列，但通脹卻又不太高， CPI曾經因為豬肉的價格拉上去了，現在又因為豬肉的價格拉下來了，整體上沒有出現通脹。

最近，大家看到原材料價格在上漲，有人說是疫情衝擊，全球供需不匹配導致的。這是個抽象概念。疫情衝擊導致全球供需不匹配，帶來物價上漲，像鋁、銅、鋼鐵等材料價格都在上漲，而且上漲很快。但是我們內需又不足，所以要實施擴大內需戰略。需求不足，CPI並沒有漲，但PPI在一個勁地漲。有的人說這是輸入型的，進口產品價格上漲導致原材料價格上漲，是美國放水造成全球大宗商品的價格上漲。這都是基於傳統理論的分析。按照傳統原理，比如說美國放水導致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這其中假設貨幣是中性的，貨幣多了物價肯定上漲，自然而然形成這麼一個邏輯推論：貨幣超發，物價上漲。

問題是美國超發的貨幣給誰了？是誰拿到這個貨幣形成需求使價格上漲？其實需求沒漲，中國的內需仍然不足，僅僅是原材料價格、能源價格上漲。我們國家中游、下游的需求並沒有明顯變化，投資需求乏力，那為什麼上游價格上漲？其實，這裡更多的是預期因素引發的風險判斷，風險情景發生了很大變化。“3060目標”是當前的熱點話題，討論最多，而這些上漲的產品都是高碳產品，在碳達峰、碳中和背景下，意味著高碳產品供給能力和供給產量下降，大家覺得這個東西可能價格會漲。“價格會漲”首先不會表現在實體領域，而是表現在虛擬領域，就是期貨。我們去分析這些方面的期貨跟現貨的價格關係，發現價格曲線是高度吻合的，而且往往是期貨領先。經過延伸進一步研究發現，期貨的價格在引領現貨的價格。當前在用“炒作”這樣一個老的說法來描述這種現象。這說明傳統的供求關係決定價格就不完全成立了。以前講的供求關係是實體的，供應與實體的需求決定價格，這個價格是實體空間的價格。在虛擬空間裡，期貨就是在虛擬空間裡，這個價格是虛擬的需求、虛擬的供給，它不是實體交易，不需要實體交貨，是標準化的金融產品交易。在這種情況下，到底是按照傳統經濟學供應與需求來決定價格，還是說有新的力量加入，而且越來越大，在左右價格？實際上現在的定價機制已經發生了變化，要素市場的定價機制越來越金融化。

金融市場的定價金融化好理解，現在大宗商品市場的定價機制也越來越金融化，這反映了經濟金融化程度在加深。經濟是從貨幣化再到金融化，再到數位虛擬化。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利率偏高，跟國際形成反差，我國是高儲蓄率國家，同時又是高利率國家。國外是低儲蓄率國家，同時又是低利率甚至是零利率、負利率國家。這按照過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沒法解釋。高儲蓄說明資金很充裕，我們的資本過剩還向外輸出，對外投資有一段時間是井噴式增長，說明我們不差錢。那不差錢為什麼利率還那麼高？西方國家儲蓄率很低，從實體經濟的角度來看，儲蓄率低說明資金少，資金都是來自儲蓄。資金少，為什麼利率還很低？其實這就涉及到一個實體經濟和金融之間扯不清的問題，就是資金到底是由貨幣供應決定的，還是由儲蓄決定的。從儲蓄角度，根據發展經濟學，積累資本必須要有一定的儲蓄率，如果當年的收入都吃光花光了，就無法積累資本，這是個常識性問題。收入減掉消費剩下的就形成儲蓄。儲蓄多，可用於投資的資金就多。

現在講資金，又和貨幣關聯起來了。我們老說流動性是否充裕只看貨幣政策和貨幣供應，與儲蓄率高低無關聯，那貨幣還是原來假設為中性的貨幣嗎？實際上已經變了。如果貨幣不是中性的，那我們為什麼要討論杠杆率呢？現在很多問題是難以解釋的。但我們國家確實存在資金很充裕，儲蓄率很高的現象。先不說虛擬的，先說實體的。只能說我們金融運行體系的效率偏低，金融運行的成本偏高，導致利率高。金融機構也得掙錢，這些成本加到銷售裡，得靠更高的利率才能消化這些成本，以高利率去消化高成本。以前把這些通道、影子銀行的高利率說成是環節太多，造成高成本，每個環節加一個點，導致利率很高。有正規金融在，為什麼又衍生出影子銀行？其實深入思考就會發現，我們金融體系運行效率偏低，金融市場化程度不高，還有相對濃的行政色彩，金融機構尤其是大的國有控股金融機構作為市場主體，自主性、獨立性需要改革去提升。

（四）傳統理論難以解釋的現象

當前世界經濟的新特點，包括我們國家跟世界經濟特點相吻合的內容，也包括不吻合的內容，比如高儲蓄、高利率，到底怎麼去看待這些問題？是短期問題還是長期問題？我覺得現在很難輕易下結論，出現了很多傳統理論難以解釋的現象。如果我們再抱著傳統理論、傳統分析框架來解釋當前經濟形勢、經濟發展，來制定宏觀政策，已經變得不合時宜了。

剛才我談到貨幣與通脹的關係，就涉及貨幣是不是中性的，其實也就決定了貨幣與通脹的關係。如果貨幣是中性的，貨幣多了就會出現通脹；如果貨幣是非中性的，貨幣多了可能會帶來供給的增加，不一定會帶來通脹。如果貨幣本身作為一種資產，不僅僅是在企業意義上的貨幣，像現金作為一種資產，而且在宏觀意義上作為資產存在，而不是負債，那麼貨幣存在的邏輯關係也變了。到底怎麼去定義貨幣，成了一個新問題。

還有零利率、負利率、負價格，這在過去的經濟學、金融學裡是不可想像的。交易價格頂多為零，怎麼能出現負數呢？用供求關係是無法解釋的，但用風險定價能夠解釋。交易是雙方的，有的之所以倒貼錢把這個東西賣給你，實際上是基於風險的判斷。中國發行了40億歐元的境外債，其中，5年期債券的發行收益率為-0.152%，意味著作為主權債務，我們不但不用付利息，人家還要倒給錢。這就是在高度不確定性的環境下，公共風險水準急劇上升的條件下，中國提供的產品是無風險的，而其他的看起來有收益但風險更高，還不如持有中國的無風險資產，就算倒貼一點錢也願意，這叫風險定價。

風險定價非常複雜，其中還涉及貨幣與赤字問題、貨幣與政府債務問題。在發達國家，美國基本上是財政貨幣政策一體化了；歐盟雖然貨幣統一了，但財政沒統一，談不上財政貨幣政策一體化；英國也是財政貨幣政策一體化。央行的獨立性在逐漸弱化，所謂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過去是在獨立的貨幣政策條件下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這種協調逐漸不復存在了。在發達國家，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已經一體化了。我們現在堅守的這套東西跟國際比較，國外的變化已經非常大了。當然，我們現在很難判斷它未來的風險以及後果，就像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發達國家搞量化寬鬆，當時很多人認為這是一種超常規的貨幣政策，肯定會帶來嚴重後果，全球的通脹，甚至有人認為會帶來美元自身的崩潰。但從2008年以來的實際情況看，美元越放水越有吸引力，一有風吹草動很多資金就往美國流，兌換成美元資產。因為從世界貨幣來看，美元是無可替代的；從經濟地位來看，也沒有任何國家可以替代美國。哪怕它再放水你也別無選擇。

順著這個邏輯去分析，可能只有美國人能這麼幹，其他國家都不能，這被認為是一種特殊情況。換成日本，日本是最早搞量寬的，一個勁地追求通貨膨脹，但通脹一直起不來。日元是有一點國際化，但跟美元相比，還談不上是世界貨幣，只是世界貨幣一籃子裡的組成部分。為什麼日元大放水卻沒有出現理論預見的通貨膨脹？這些問題實際上都需要重新去解釋。過去說財政不能透支，那現在財政能不能透支？這就涉及增發的貨幣是不是人民銀行負債的問題。在央行的資產負債表裡，白紙黑字寫著發行的貨幣就是負債。問題是這個負債要歸還嗎？什麼時候需要還清或者減少這種負債？實際上它不但不會減少，不但不用償還，還會越來越多。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央行資產負債表會萎縮嗎？只要央行存在，資產負債表的負債就會越來越多，那也就意味著教科書上寫的央行發行的貨幣是對全體人民的負債，這話是不成立的，它不符合債務的定義。那不是負債是什麼？有人認為這是國家資本。當時很多人不理解，現在看起來，我覺得有道理。貨幣是基於國家信用發行的，貨幣發行收益，換一個說法叫鑄幣稅，當然是國家收入。那怎麼給國家用呢？這些問題都沒整明白，現在是一筆糊塗賬。這實際上涉及央行的獨立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財政與金融的關係等問題，非常複雜。這個問題如果展開討論，不僅涉及很多理論問題，也涉及現行的體制問題，還有很多政策問題。這些問題現在非常敏感，因為市場媒體說一個是“央媽”，一個是“財爸”，好像這兩口子總吵架，所以只要一涉及財政和金融關係問題，市場上就琢磨，看來“央媽”和“財爸”又要拌嘴了，所以很多事情沒法說。

在新經濟中，在新的發展階段，財政和金融的關係，尤其是和央行的關係、和貨幣的關係，變得非常微妙。實際上需要新體制去構建財政和金融的關係、財政和央行的關係以及財政和貨幣發行的關係。從數位化趨勢來看，我們觀察當前經濟形勢，更多要從數字經濟來看，因為經濟發展的潛力在這方面，而不是傳統的工業經濟。這裡講的傳統工業經濟是指實體意義上的工業經濟。如果工業經濟通過互聯網，形成工業經濟基礎上的虛擬和實體的疊加，那工業經濟就升級到數字經濟了。傳統農業和傳統工業都會成為國民經濟的新基礎，再加上數字基礎設施，這叫新的基礎設施，用來支撐新經濟的發展。新經濟是以虛擬化為特徵，這跟馬克思講的虛擬經濟和虛擬資本的概念是不一樣的。這類虛擬是相對於實體而言，實際上需要一些新概念去表達，我也沒提煉出合適表達的新概念。

總之，我們現在發展的潛力是在超越物理空間、不受時間限制的虛擬空間裡。製造業中的虛擬製造、智慧製造，現在作為技術形態呈現出來，以後會越來越重要，決定了製造業的競爭力，因為虛擬製造可以大大降低實體製造的成本，提高效率。以後的經濟、金融將會越來越數位化，經濟本身在金融化，在組織形態上平臺化，工業經濟原有的規模化、集中化、標準化在向相反的方向演變，變得小型化、分散化和個性化。在這個背景下，現在對金融的理解，我覺得要有新定義。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對我們積累的越來越多的財富存量起到啟動作用。就像我剛才舉的車庫車位的例子，這些車位像房子一樣，是財富存量，把這些財富存量啟動了，我覺得這是金融應當發揮的作用。

在一定意義上，開發性金融就是要把這些不可交易的變成可交易，把原來存量的轉化成新的流量，就是對資源進行優化配置，使資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提高效率。所以，在存量上做文章變得越來越重要，因為我們的存量越來越大。我們不能像猴子掰玉米一樣，只注意增量和流量層面。因為現在的經濟學是建立在流量基礎上的，整個經濟學的分析是流量分析，對存量的分析極少，只是偶爾涉及。GDP就是一個流量，其實從存量來看，GDP是財富存量的增量而已，但是我們把它當成了獨立的東西來看待，以後我們要從流量與存量相互轉化的視角去看待當前的發展，現在的分配問題、共同富裕問題，其實都與財富存量的規模、結構、形態、佔有和使用有直接關聯。

我們談收入分配，只是從流量的角度去談貧富差距，要是從存量角度去看，可能是另一種景象。其實從物的角度去看是一個結論，從人的角度去看可能是另一個結論，對人來說，最重要的是基於國民財富和國民收入的消費；對國家來說，保障社會公平最重要的是基本消費，也就是基本營養、基本住房、基本教育、基本醫療等方面，消費形成人力資本積累，所以是非常重要的。

二經濟形勢與公共風險的關聯

公共風險是分析經濟形勢非常重要的一個參照物，或者參照系。是否放在公共風險中去看經濟形勢，結論是不一樣的，因為這涉及資產負債表的問題，涉及行為模式的問題，涉及是用傳統的“收益-成本”分析方法，還是用“風險-成本（收益）”的新方法來分析，涉及政府應當採取什麼樣政策的問題。政府的政策，我們按照傳統的理論框架來決策，有諸多的局限性。不看企業資產負債表狀況，傳統政策未必有效。以後的決策和政策措施，更多要根據風險情景來採取相應的基於預期行為模式的政策措施，這個就不展開說了。

 三金融風險防控

（一）金融風險的兩個層次

金融風險防控的關鍵，是把金融風險分成兩個層次，不能籠而統之地說金融風險。一個是微觀金融風險，一個是宏觀金融風險。微觀金融風險由微觀主體承擔；宏觀金融風險也就是公共風險，由政府承擔，或者由政府承擔防範化解的公共責任，這當然離不開央行。當前最大的金融風險不在於金融自身，而在於金融化過程中的各類資產負債表狀態和經濟行為，以及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狀態關係。

（二）金融風險的監測與管理

我剛才說了經濟金融化，金融與經濟在融合。但在監管上，我們努力把金融和實體經濟切割開來。越來越融合，就說明越來越沒有邊界；邊界越來越模糊，就越來越難定義金融業。按照傳統的分類，可分為非金融企業和金融企業。

現在，金融風險的監測與管理遇到了新難題。微觀審慎監管失效了，按照現有的資本充足率、一級二級核心資本，按照這些風險資產去對金融機構進行監測，即使達標了，金融危機照樣發生，因為管住了微觀，不一定能管住宏觀。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證明，微觀審慎監管失效了，然後提出宏觀審慎監管。但現在似乎找不著抓手，就落空了，所以又回到微觀。微觀監管現在不是僅僅滿足於設置很多很多指標，而是要求達到這些指標，而且是要對它的行為進行監控，所以現在強調對微觀行為進行監控，但也很難說是否能管住宏觀金融風險和金融危機。

（三）開發性金融風險與地方投融資平臺的關聯

 與開行密切相關的，就是開發性金融風險與地方平臺投融資的關聯。地方投融資平臺到底是什麼？與現有的帶有公共色彩的商業模式是什麼關係？其實這些問題現在都不清楚，以至於也不清楚現在地方隱性債務的會計基礎是什麼，只有自己設計的一個就債務論債務的統計。我覺得，政府債務，尤其隱性債務的會計基礎是不完善的甚至是缺失的。地方投融資平臺和地方政府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地方投融資平臺的資產負債表能不能並到地方政府的資產負債表裡？並不並似乎都有道理。地方投融資平臺是國有企業，國有企業並不是都能並到政府的資產負債表裡的。那麼，單獨的地方投融資平臺能不能像西方國家的公共企業那樣對待，並到政府的資產負債表裡？投融資平臺也是國有企業，是獨立的法人主體，怎麼跟它並表？在公有制條件下，政府的資產負債表和國家的資產負債表怎麼編，其實有很多基礎性問題沒有解決，這跟私有制國家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國家的、政府的資產負債表是不一樣的。

大量的國有企業，還有大量為政府提供服務、搞基礎設施建設運營管理的企業，跟政府的資產負債表是什麼關係？全國人大要監督所有的國有資產管理情況。國有資產包括企業國有資產、非企業國有資產，就是行政事業單位資產、資源性資產，以及金融企業國有資產。這是從所有者角度進行監督。當然，大量的資產資源是分佈在市場主體中的，所以既不能把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表簡單併入到政府的資產負債表裡，也不能把企業的負債當成政府的負債。但它們之間又有關聯，這種關聯如何界定清楚或者捋清楚邏輯關係？因為說不清，所以地方投融資平臺的風險問題，要麼就推給企業，這是現在的普遍做法；要麼就是問題大了，由政府攬過來。這種鐘擺式的推來推去，導致開行在向地方政府貸款時，也面臨不確定性問題，沒有結論。

地方投融資平臺有多層屬性，所以它的風險也是多層的。它一方面受政府委託，是一個受託主體，從所有者角度，它是政府的。同時它又是民事主體，但是又承擔一些相應的公共責任。公共主體的法律關係和民事主體的法律關係是不一樣的，而政府也有雙重職責，作為公共主體，承擔公共責任；作為民事主體，具有民事行為能力，承擔民事責任義務，當然也有民事權利。作為民事主體，政府跟企業等市場主體是平起平坐的；作為公共主體、行政主體，政府承擔公共責任，對行政相對人來說，那就是居高臨下的不平等關係。所以，在一些PPP項目裡，政府一會作為民事主體跟企業跟社會資本平等地簽訂合同，所以是民事契約關係；一會又以履行公共責任的名義，作為公共主體出面撕毀與社會資本的合同。所以，打官司時是打行政官司還是打民事官司？這個問題在法律界也爭得不可開交，沒有結論。所以，關於PPP的立法問題，到現在也沒有結果。

這些都是新問題，實際上都是一些不確定性的問題，使投融資過程中面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我們國家有個優勢，就是政府承擔公共風險。一旦變成公共風險、公共危機，就由政府兜底。但政府不能總買單，政府有防控金融風險的職責，而不是簡單的去買單。當然現在不需要財政買單了，央行可以直接用基礎貨幣買單。那央行買單的行為用國家治理的要求來衡量，是否合適？央行買單用的是什麼錢？基礎貨幣是不是貨幣發行收益？貨幣發行收益是不是屬於國家收入？國家收入按照法律規定是不是應當全部進入國庫進入預算？按照《預算法》要求，政府所有的開支、收入都必須進入預算，否則違法。從這個角度來說，可能就面臨法律問題了。這些問題實際上都沒有結論，這就是中國特色。我們是在公有制基礎上搞市場經濟，在公有制基礎上形成的企業的、政府的和整個國家的資產負債表，它的基礎發生了變化，所以我們的會計準則包括政府會計準則，不能簡單地與西方接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