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發揮貨幣政策工具的總量和結構雙重功能，為實體經濟提供更有力支持。貨幣政策如何更加精准，如何解決中小微企業的融資問題一直是各界關注的問題。北大國發院副院長、北大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益平提出，相比“融資貴”，更需要解決的是中小微企業的“融資難”的問題，金融業務還是要按照市場化風險定價，如果要求對風險高的主體壓低成本，會增加中小銀行的風險。

對於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的金融穩定保障基金，黃益平表示，理論上這類基金主要解決的是資本金和現金流的問題，動用的條件可能是會不會引發系統性風險，如果個別機構、個別產品出現違約風險，應該讓它釋放出來，但是前提是要防範它演變成系統性的問題。

美聯儲加息可能會給新興市場帶來壓力 中國貨幣政策還有寬鬆空間

美聯儲即將開始收緊貨幣政策，市場預計3月份將加息25個基點。世界其他主要央行也相繼開始收緊的步伐。

黃益平表示，現在大宗商品價格已經很高，通脹會成為今年世界主要央行收緊貨幣政策的一個主要的推動力量。石油價格也有不確定性，如果進一步上漲，對於各國央行來說都會變得更加困難。現在的潛在風險是可能會使經濟疲軟的同時通脹壓力加大，這樣對這些央行來說會變得非常困難。這對我國的溢出效應也很明顯，中下游製造業在PPI很高、CPI很低的情況下利潤空間實際上受到擠壓，如果PPI進一步抬升，會受到更大的影響。

中國央行整體保持寬鬆的貨幣政策，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擴大新增貸款規模。在其他央行收緊的情況下，中國還有多大的寬鬆空間？

黃益平表示，中國央行還有寬鬆的空間。美聯儲要加息，國際市場的利率都會上升，很多新興市場國家都會面臨同樣的壓力，包括資本外流、貨幣貶值、市場利率上升，甚至資產價格下降，這次我國可能也會面臨這些壓力。但總體來說我國目前的環境相對比較健康，如果今年的政策發力較好，經濟增長能穩在5.5%左右，同時我國的經常專案還是順差，外債也不是那麼高，財政總體來說也比較健康，還有外匯儲備，綜合來看，美聯儲加息對我國央行貨幣政策的空間有一定擠壓，但不是那麼大。更重要的是，我國的資本專案不是完全開放的，此前在2015年、2016年，有關當局加強了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管理把外匯市場穩定下來，不排除將來壓力變得很大時再次加強管理的可能性。從更長時期來說，寬鬆了貨幣政策，穩住了經濟之後，才能更加有利於匯率和市場的穩定。

相比融資貴，更需要解決的是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問題

2019-2021年連續三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均對大行普惠小微貸款設定了增長目標，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未再設定量化目標。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用好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工具，增加支農支小再貸款，優化監管考核，推動普惠小微貸款明顯增長、信用貸款和首貸戶比重繼續提升。

黃益平表示，從他的觀察來看，近幾年一系列的措施在幫助資金流向中小微企業方面應該發揮了一定作用。一個指標是私營企業的杠杆率超過了國有企業的杠杆率，總體來說印證了中小企業融資環境可能是有所改善的。但這引發了另一個問題，如果經濟環境一直比較困難，中小微企業能不能長期靠增加貸款來改善生存狀況和經營環境，這是政策需要考慮的。

黃益平表示，金融業務要市場化風險定價，如果要求對風險高的主體壓低成本，金融體系會出現問題。所以，相比“融資貴”，更需要解決的是“融資難”的問題。我國現在更多的是通過行政性的要求，讓銀行對中小微企業的貸款增加了很多，但這些是不是全部都是市場化的選擇？大行有交叉補貼，可以通過來自大企業的利潤來補貼中小企業的貸款，來支持中小企業也沒問題。但很多中小型銀行的問題可能就比較大，在要求他們放更多貸款的同時還要把利率不斷往下壓，對於中小銀行來說比較困難，中小銀行的資金成本比大型銀行要高，也沒有大行的交叉補貼。在政府要求大型國有商業銀行中小企業貸款增加40%的時候，實際上變成了對中小銀行的一種擠壓。從長期發展來說，銀行是否發放貸款要考慮的是能不能控制風險，能不能把錢收回來，在這個前提下還要考慮是否有利可圖，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國的金融改革還要繼續往前。

黃益平指出，央行和相關部門仍然高度關注改善中小微企業的融資環境。央行的政策手段更多是在提供流動性方面，可以進一步降息，還會更加注重精准施策，可以定向增加流動性的支持，對一些給中小微企業提供融資比較多的金融機構進一步增加流動性，甚至可能會考慮提供一些資金補貼。

黃益平表示，他一直以來擔心的金融風險之一就是中小銀行的不良率風險。銀行在過去幾年發放了很多中小企業貸款，如果出現問題就會形成銀行的不良貸款，大銀行不用擔心，而中小銀行缺乏交叉補貼的能力，業務本來就集中於中小企業，尤其是考慮到中小企業還需要持續的支持，所以中小銀行的不良壓力比較大。但是好在相關部門已經沖銷了不少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也在慢慢化解這些問題。

預計金融穩定保障基金主要解決資本金和現金流問題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提設立金融穩定保障基金，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方式化解風險隱患。據悉，國外有類似的基金，一般由公共部門管理，用於對特定金融機構進行救助或應對重大金融風險事件。

黃益平表示，金融穩定保障基金的具體設立方式目前還不太明確。從理論上來講，金融風險處置一般針對兩類問題，資本金和現金流。金融體系中很多機構出問題是因為資不抵債，需要補充資本金，讓它緩過來，在次貸危機中美國財政部也有類似做法；還有一些不是資產負債表的問題，而是現金流的問題。他猜測，金融穩定保障基金可能是財政出一部分資金，再從市場或機構籌集一部分資金，對一些風險比較大的地方或事件來進行救助或處置。

關於金融穩定保障基金是在中央層面還是在地方層面設立，黃益平表示，預計可能主要是在中央層面設立，但也不排除有些地方可以去設立。要設立這樣的一個基金，主要是因為地方政府沒有能力承擔這樣的責任，如果一個地方有一家小銀行出了問題，地方政府有能力把它處置掉，那就不需要這個基金。

黃益平還提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新冠疫情期間曾提出一個建議，有類似的思路。疫情期間各國都需要給中小企業提供大量融資，把這個責任完全交給金融機構或完全交給央行可能都會有問題。IMF的建議是建立一個特殊目的平臺，三類機構共同參與——由央行提供流動性，商業銀行來發放貸款，最後由財政來兜底。相當於財政出一小部分資金，去撬動央行的流動性來給中小企業提供貸款，最後還是會有一批不良，由財政來兜底。黃益平認為，這是一個比較好的政策思路，好處在於財政出的錢並不多，但可以保證央行提供大量的流動性，讓商業銀行去發放貸款，最終不會明顯影響商業銀行的資產品質，央行在危機期間提供流動性，結束了之後可以把流動性收回去，也不會影響央行未來的貨幣政策。

對於動用這一金融穩定保障基金的條件，黃益平表示，很難從技術上來界定。從理論上來講，存款保險基金的動用條件或者央行在什麼時候提供最終貸款人的作用，一個基本的判斷標準是會不會引發系統性的問題。過去幾年其實一直面臨著這樣的問題，決策層一直很清醒，要釋放局部的金融風險，這樣才能取得總體的金融穩定，但度很難把握。原則上，動用的條件應該是如果個別機構、個別產品出現違約風險，應該讓它釋放出來，但是前提是要防範它演變成系統性的問題。

（文章轉自：新京報）

黃益平，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金光講席教授、副院長、北大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益平教授的主要研究興趣是宏觀經濟與金融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