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CMF

丁安華招商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一、對中國宏觀經濟走勢的判斷

 

今年1-2月份的經濟資料比較亮麗，超出市場預期。主要原因在於“穩增長”措施起到一定的效果。去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當前中國經濟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做了判斷，具體表述為“三重壓力”。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穩增長”，確保中國經濟有一個穩定的、可持續的、健康的增長速度。剛剛結束的“兩會”上，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對今年的經濟增長提出了極高要求，5.5%左右的目標增速，在市場機構的判斷中是一個上限。

 

當前一個重要的隱憂，是就業的壓力。16-24歲年齡段失業率在15.3%，比去年12月份上升了1個百分點。這些失業人員，主要包括中學畢業以後就進入到勞動力市場的這部分人，以及部分大學新畢業生。今年還會有1300多萬大專院校的畢業生進入就業市場，比去年要多出170萬，這可能會在今年形成一個較大的就業壓力。過去，大學生畢業後可以選擇的路徑是比較多的，包括繼續升學、出國留學；也有可能選擇去民企、外企或政府機構工作。這兩年開始，畢業生的職業道路變得非常擁擠，部分領域尤其是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吸納就業的能力下降，疫情進一步惡化了接觸性服務業的就業機會，而公務員、國企、金融機構變得非常擁擠，這種就業壓力可能會引起工資收入預期全面下行。在疫情衝擊下，我國就業市場基本上是崗位流失大於崗位創造，今年的就業形勢不容樂觀。

 

此外，1-2月份工業增加值為7.5%，比12月份的4.3%要提升3.2個百分點。這一資料非常亮眼，但這是基於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同口徑、同一批企業比較出來的，也就是說國家統計局使用的不是上年統計的實際資料，而用的是當年名錄庫內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上報的上年同期數，這相當於“選美”的結果。這一統計方法的缺陷在於存在“倖存者偏差”，在特定的情況下會嚴重失真。而且規模以下的企業情況，在疫情的衝擊下可能比我們想像的要嚴峻。所以從工業增加值的角度，由於“倖存者偏差”存在，誇大了經濟的增長速度，無法真實反映工業企業經營的困難程度，值得我們注意，不要被這個7.5%的資料所迷惑。

 

3月份開始，疫情在國內多點散發，對經濟的影響不可小覷。事實上，中國的防疫政策正走在和國外不同的路線之上，我們採取的動態清零，他們採取的是疫苗接種下的自然感染策略。不同的防疫政策，對經濟活動的恢復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大部分中國人對新冠疫情的恐懼心理還是普遍存在的，這一點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分化的防疫政策，會對未來中國和海外經濟恢復產生完全不同的影響：過去幾年，由於我們疫情管控比較好，經濟恢復比較強勁。但現在情況可能逆轉，今年海外經濟的恢復和就業情況可能比國內來得更加強勁。關於今年經濟的走勢，一季度經濟增長有可能低於大部分機構的預期，原因在於疫情反彈和俄烏衝突。我們寄希望於疫情能儘快穩定，俄烏早日結束軍事衝突，穩增長政策積極發力，抓緊時間追回進度，彌補今年上半年的損失。總體來說，今年要實現5.5%的增長目標，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重要的是，在“三重壓力”下，不管是需求的收縮還是供給的衝擊，都是一個市場調節問題。而中國目前面臨最大的壓力是“預期轉弱”，這是一個信心問題。要解決信心問題，更多的是需要政治行動，而不是僅僅通過市場自我調節來實現。如何通過政治行動，激發和提高企業家和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是當前擺在我們面前的大問題。

 

二、針對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建議

 

針對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建議，我想結合人大的分析報告，談兩點看法。

 

第一，關於政策的“非意圖後果”。人大的報告幾次用了這個詞，令我印象深刻。這個詞來自于英文，叫做 unintended consequences。在英文文獻中，談到政府政策制定的效果時有一個說法，叫做the law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我把它翻譯為“事與願違法則”。西方的學術界觀察到一個現象，就是政府的政策常常陷入“事與願違”的陷阱之中，所以政府要慎用各種名目的管制工具。

 

過去幾年，中國的宏觀政策似乎也陷入到這樣一個陷阱之中，即普遍出現收縮性的“非意圖後果”。這既是一個學術問題，又是一個現實問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經濟學界和公共政策部門都曾有過深入的討論，解釋為什麼宏觀政策、產業政策、管制政策都會陷入事與願違的境地。通過梳理我們過去幾年重要的管制政策，可以發現基本上都陷入到這樣一個陷阱當中：意圖良好，動作變形，最後事與願違。以房地產行業為例，比如“三條紅線”的剛性政策就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外溢後果。房地產的乘數效應急劇下行，在一定程度上出現系統性問題。雖然1-2月份宏觀資料不錯，但如果我們觀察金融資料和房貸資料，則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比如“雙碳政策”，意圖良好，但“運動式”減碳對經濟帶來的衝擊卻不是我們所願意看到的，出現去年9月份產生的拉閘限電現象。比如反對資本無序擴張，為資本設立“紅綠燈”，我相信政府的意圖非常良好，但是由於動作變形，最後導致的結果是私人資本大幅萎縮。比如平臺經濟反壟斷和資料安全治理，對互聯網企業產生了極大的收縮性影響。再比如，為什麼專項債撥付進度緩慢？為什麼去年財政有那麼多結餘？我們具有的財政能力和安排的財政資源，應該是充分的，但實際上去年的財政總體上是收縮的效果。通過調研發現地方政府的激勵已經產生了很大的變化，誰也不冒任何風險，以避免終身追責。要知道，任何投資都具有一定的風險，而現在的官員激勵機制下都強調問責，不鼓勵積極進取。凡此種種，不難發現我們陷入到了這樣一個陷阱當中，直白地說就是“事與願違”。前幾天，劉鶴副總理主持金穩委會議，要求現階段各個政府部門不要出臺具有收縮性的政策。事實上承認了這樣一個現實，就是前一階段我們的管制政策推出後的實際效果，大多是收縮性的，儘管並非意圖如此。
  

第二，關於人大報告中提到的金融體系的改革問題，其中有一條是放開社會資本、放開銀行牌照，鼓勵中小銀行的設立，我認為有必要深入討論。我們國家大概有4000多家中小型銀行，現在中小銀行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資本金嚴重不足，去年國家專門撥了2000億的專項債額度用於補充地方中小型銀行的資本金，最後超額發了2100億，用於補充330家中小銀行的資本金。資本金不足，是我國銀行體系面臨的結構性問題。如果不能資本內生，需要不斷再融資，本身就反映出金融體系的存在嚴重的問題。資本金嚴重不足，信貸投放速度又比較快，所以不斷地產生新的資本金的需求，陷入惡性循環。目前金融體系，從銀行來看分化比較嚴重，少數優秀的銀行已經可以實現內生資本，但絕大多數的銀行是無法內生資本的，因此它需要政府不斷掏錢，結果就會產生很明顯的“劣幣驅良幣”的現象，具有極大的道德風險。我認為，對中小銀行來講，面臨一個急迫的縮表要求。資本金本身是用於制約信貸資產或風險資產的擴張，全世界都是靠這個邏輯來支援銀行的可持續發展。如果資本金不能制約風險資產的擴張，那麼風險就會過於積累在銀行體系，所以中國並不是說要開放銀行牌照辦更多的中小銀行的問題，而是中小銀行如何能夠縮表、實現可持續增長的問題。在中國金融供給體系中，銀行的比重太大了，我們需要一些其他的更多的非銀機構的協調發展，才能使中國金融體系的風險不會過於向銀行體系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