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保监会肖远企：靠通货膨胀刺激经济是饮鸩止渴
2022-08-19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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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融联盟NFA
高通货膨胀意味着社会整体物价水平大幅上涨，在此过程中，原材料上涨幅度通常高于终端产品。微观层面，生产者利润被不断挤压，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减弱，不愿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产品。宏观层面，这导致产业结构转移甚至产
高通货膨胀意味着社会整体物价水平大幅上涨，在此过程中，原材料上涨幅度通常高于终端产品。微观层面，生产者利润被不断挤压，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减弱，不愿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产品。宏观层面，这导致产业结构转移甚至产业空心化，最终可能出现产业失衡和经济增速下降。
银保监会副主席肖远企日前在《中国金融》撰文称，未来一段时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和债务风险上升、通胀率持续高企以及紧缩政策与经济增长如何平衡等难题，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文章显示，目前，全球多个主要经济体通货膨胀率持续攀升，达到近几十年来的高位。美国2022年6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9.1%，继5月之后再次刷新1981年11月以来的最高纪录。与此同时，欧元区6月通胀率升至8.6%，德国、法国、英国三大欧洲经济引擎的通胀率分别高达7.6%、5.8%、9.4%，远超近十年的平均水平。日本核心消费者通胀率达2.2%，连续3个月高于日本央行2%的目标。部分发展中国家通胀率已超过10%，斯里兰卡、土耳其等国的通胀率甚至分别高达59%、80%。“一些国家的居民生活和经济运转，已因高企的通货膨胀出现严重困难。在全球经历持续多年的低通胀之后，高通货膨胀再度备受瞩目，随着食品、能源价格继续上涨，各国的态度与政策取向尤为引人关注。”肖远企写道。肖远企表示，靠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从长期来看是饮鸩止渴。通货膨胀可能确实可以在短期内提振经济、降低失业。但长期来看，在“货币中性”影响下，超额货币投放的唯一结果只会是物价水平的上升，实际产出增长不会受到影响。宏观经济决策应尽力避免这种情况出现。肖远企认为，主要发达经济体出现高通胀的原因有很多，直接原因来自供给侧方面，如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等特殊因素造成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不畅，以及农产品、大宗商品供应受阻等。但从根本上说，还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两次应对期间，政府赤字和货币供应大幅增加所致。“此前数十年时间内，主要发达经济体对于通货膨胀的感知极不明显，甚至认为通货膨胀已经从经济生活中彻底消失。但近一年多以来，随着物价水平迅速抬升，情况出现巨大扭转，通货膨胀成为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关注点。”肖远企表示，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不同收入人群的敏感性差别；二是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变化；三是资产价格因素的影响。肖远企表示，居民收入增加，直接用于消费支出的资金比重日益下降，用于投资的比例越来越高。人们关注的不仅仅是CPI篮子里权重占比较大的商品，资产等日常消费之外的价格也日益影响着居民的购买意愿、支付能力。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长达十多年的量化宽松政策下，主要发达经济体资产价格普遍上涨，资本市场和房地产价格涨幅远超生活必需品。“相关财富效应深刻影响居民消费行为，提高了居民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肖远企表示，但是，随着过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已经开始调整。截至2022年6月末，美国三大股指分别较高点跌去15%、21%和30%，法国、德国和日本股指下跌17%、20%和8%，美国和欧元区的房地产价格季度环比增幅分别从5.5%和3.2%放缓至3.6%和1.7%。居民账面财富的缩水，也使更多民众对通货膨胀更加敏感。肖远企表示，靠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从长期来看是饮鸩止渴。菲利普斯曲线所提出的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权衡取舍并不是“万灵药”。通货膨胀可能确实可以在短期内提振经济、降低失业。但长期来看，在“货币中性”影响下，超额货币投放的唯一结果只会是物价水平的上升，实际产出增长不会受到影响。宏观经济决策应尽力避免这种情况出现。肖远企表示，靠通货膨胀刺激经济不利于扩大社会再生产，会阻碍转型升级和结构性改革，从长期来看不可持续。高通货膨胀意味着社会整体物价水平大幅上涨，在此过程中，原材料上涨幅度通常高于终端产品。肖远企举例，2022年第二季度以来，美国PPI月度同比增幅分别达到11%、10.8%、11.3%，高于同期CPI 8.3%、8.6%、9.1%的增幅。“微观层面，生产者利润被不断挤压，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减弱，不愿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产品。宏观层面，这导致产业结构转移甚至产业空心化，最终可能出现产业失衡和经济增速下降。”肖远企表示。靠通货膨胀刺激经济会阻碍转型升级和结构性改革。肖远企认为，过度货币投放形成的经济繁荣本质上是虚假繁荣，突出表现为名义资产价格的虚高。事实上，如果过于依赖这种虚假繁荣，经济增长的内在推动力，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可能会显著放缓。虚假繁荣反而抑制了经济社会进步的动力。据统计，美国、德国、英国以索洛剩余(指除劳动和资本投资贡献外，由综合要素生产率带来的产出的增长)形式衡量的全要素生产率增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10年，较危机前10年分别降低了6.5个、2.2个和13.6个百分点。肖远企表示，这说明虽然通过实施极度宽松货币政策，主要发达经济体表面上走出了危机阴霾，但实体经济受到的损伤和扭曲，并没有得到有效修复。靠通货膨胀刺激经济从长期来看不可持续。肖远企认为，短期内注入大量流动性，虽然有可能暂时拉动经济增速，但会导致物价上涨，市场主体杠杆率也会随着宽松金融条件“水涨船高”，蕴含极大的潜在风险。“债务规模不能无限扩大，一旦政策出现扰动甚至转向，就可能面临‘明斯基时刻’（即资产价格崩溃之时）。”他写道，目前，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前景趋弱，但为抵抗通胀不得不采取紧缩性政策。长期宽松环境助长的高债务，已成为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新兴市场也不能幸免。文章显示，据统计，截至7月上旬，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汇率年内贬值幅度平均达5.24%，外债总额是外汇储备的2.6倍，达到近年来的高位。斯里兰卡政府已由于“资不抵债”宣布破产，孟加拉国也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紧急贷款支持，阿根廷和土耳其年内汇率贬值幅度分别达23.3%和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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