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演讲全文：

在今年3月底的交通銀行年度業績發佈會上，我曾經說今年可能是我從業近30年以來形勢最為複雜的一年，現在看這個判斷仍不為過。新冠疫情全球流行已進入第三年，全球經濟走勢從未如此複雜，西方主要發達經濟體的貨幣政策正陷入控通脹和穩經濟的兩難，甚至是控通脹和防衰退的超級兩難，而國內經濟在“三重壓力”之下和一系列非預期事件的影響下發展的速度和品質成為一個難解之題。

今天分論壇的主題是 “金融擔當”，金融機構要主動擔當，助力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所以對於金融機構而言，主動順應宏觀大勢，更加有效服務新發展格局、深入落實金融工作“三項任務”、實現自身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後一段時間的第一命題。剛才聽了各位金融界同仁的發言，很受啟發。借此機會，我想介紹一下個人的相關思考和交行的工作實踐。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地緣政治衝突和民粹主義情緒回潮，疊加數字經濟時代的氣候變化、網路攻擊、意識形態角力等一系列非經濟動因，既對全球化進程造成沉重打擊，也正在引發全球化結構的深層次變革。

一方面我們會看到，“逆全球化”使得世界復蘇的格局動能有所減緩、築底回升的不確定性進一步增加。越來越多的事例表明，基於供應鏈的經濟脫鉤或再掛鉤逐漸被政治層面的脫鉤和不合作取代，脫鉤的供應鏈安全和韌性考量則被泛化的經濟安全、國家安全甚至價值觀對立等非供應鏈因素所覆蓋，導致從通脹上升到勞動力短缺、從保護主義抬頭到全球經貿動能減弱等諸多後果。

比如，多國近期對俄羅斯的能源制裁令國際能源市場供應緊張的局面進一步加劇，此前我們信心十足的脫碳計畫受阻，我想已經是個不爭的事實，更導致全球通脹高企、甚至不排除引發新一輪經濟衰退的可能。許多國家迫切希望美國在貿易方面採取新的舉措以應對全球化危機，而拜登政府上臺以後鼓吹工業回流。這些行動迫使身處全球化網路中的一些國家向內向型經濟模式進行反轉，“允許世界大部分地區從全球貿易中受益”的良性治理規則將進一步被削弱。

另一方面，我們看看新技術層面。在新技術新經濟發展的客觀現實下，全球化大勢不可逆轉。民粹主義、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絕不是常態，在高度交融與鏈接的全球體系中，逆全球化，我個人認為，只是階段性的干擾和噪音，全球化的方向不會發生根本性的逆轉。

這是因為：其一，身處新時代，我們面臨的主題是創新和技術突破。數字經濟、共用經濟等發展模式將是新常態，人工智慧、虛擬現實、增強現實、雲計算和物聯網也是發展新趨勢的一部分。以物聯網、雲計算、人工智慧等技術驅動的數字經濟範式，天然具有開放與互聯的屬性跟基因，並以指數級的演進速度消除世界的物理邊界，進而重塑不一樣的全球化。世界經濟融合的趨勢在技術層面顯然呈現不可逆轉的形態。

其二，科技創新複雜性的提升使得技術集成、系統集成成為必要條件，單一技術和單向技術包打天下、基於現行供應鏈“贏者通吃”的局面已經不再，跨國別合作、跨界合作需求不可逆轉。當大多數商品和服務均依賴於惠及全球人民的龐大產業體系和價值體系，而技術突破所帶來的問題將需要全世界共同努力尋找解決方案，其中的“火車頭”作用一定需要大國來擔當。

綜上，即便“逆全球化”回潮，但註定是“不廢江河萬古流”，潮汐現象畢竟不會成為潮流。IOT（一切皆互聯）才是大勢所趨，任何逆反行為都是游離於主軌道之外的時代錯誤（anachronistic）。

“三新一高”是時代命題，“雙迴圈”是戰略選擇。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發展壯大，必須主動順應經濟全球化潮流”。雙迴圈新發展格局需要我們更好地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以專業性為底座打造與之相匹配的金融服務新範式。我認為，以人民幣國際化、數字人民幣作為重要突破口不失為重要選項。

其一，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重要的金融大國，人民幣已成為國際貨幣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貨幣國際化不僅關乎貨幣和經濟的單向度要素，綜合國力對主權貨幣的錨定依然是國際貨幣競爭的主脈絡。

其二，ESG是未來世界經濟延伸發展的主旋律。歷史上每一次能源變遷都會帶來貨幣國際化的深刻變化，比如煤炭之於英鎊，石油之於美元。積極參與全球ESG投資，構建人民幣碳金融市場產品和服務體系，擴大我國碳金融市場國際影響力，將成為未來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新載體。

其三，隨著數位化技術帶來貨幣信任機制的嬗變，未來的國際貨幣體系將形成數字貨幣與主權貨幣共生和相互交織的新格局。數字人民幣是主權數字貨幣的先行者，而中國14億人口和41萬億的消費規模構成了全球需求的重要來源，也催生著全球最為豐富的數字貨幣的場景化生態。

其四，注入數位化元素的人民幣國際化2.0版，將以中國市場的巨大需求為“磁石”，引入全球的相關要素，同步交互中國要素，並將借助“一帶一路”建設和RCEP等多邊合作契機，形成數字人民幣和人民幣國際化相互促進的新進程。

交行作為唯一總行在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國有大行，一直以來被賦予了中國金融改革“試驗田”和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使命。

在人民幣國際化、數字人民幣兩個重要領域：交行將深度參與跨境支付結算系統等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提升人民幣跨境使用便利化水準。積極推動CIPS標準收發器在跨境金融場景中的應用，與相關市場主體探索數字人民幣連接CIPS使用新路徑，加強對CIPS的跨界應用，助力打通跨境人民幣清算的“最後一公里”。

交行還將強化數字人民幣研發和推廣，做深數字人民幣應用場景。交行的“首單效應”，如在政務場景領域落地全國首單數字人民幣印花稅繳稅、在上海市超大規模線網和千萬級客流地鐵創新應用數字人民幣、在醫療民生場景領域打造首個覆蓋數字人民幣的醫療支付統一平臺等，將進一步轉化為可延伸、可規模化、可升級的“漣漪效應”和“荷塘效應”。這才是交行的角色和擔當。

資產負債表更大的銀行發揮“試驗田”的作用，在成果轉化上存在向下推廣的規模錯配可能，而由總部在上海的交行來承擔這個作用，先行先試，或可通過與北京金融機構的映射比較關係更好地深化金融改革，更有效地掌握金融的本質和規律，更扎實地實踐金融的政治性和人民性，更堅定地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