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演讲全文：

在今年3月底的交通银行年度业绩发布会上，我曾经说今年可能是我从业近30年以来形势最为复杂的一年，现在看这个判断仍不为过。新冠疫情全球流行已进入第三年，全球经济走势从未如此复杂，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正陷入控通胀和稳经济的两难，甚至是控通胀和防衰退的超级两难，而国内经济在“三重压力”之下和一系列非预期事件的影响下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成为一个难解之题。

今天分论坛的主题是 “金融担当”，金融机构要主动担当，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所以对于金融机构而言，主动顺应宏观大势，更加有效服务新发展格局、深入落实金融工作“三项任务”、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第一命题。刚才听了各位金融界同仁的发言，很受启发。借此机会，我想介绍一下个人的相关思考和交行的工作实践。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和民粹主义情绪回潮，叠加数字经济时代的气候变化、网络攻击、意识形态角力等一系列非经济动因，既对全球化进程造成沉重打击，也正在引发全球化结构的深层次变革。

一方面我们会看到，“逆全球化”使得世界复苏的格局动能有所减缓、筑底回升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越来越多的事例表明，基于供应链的经济脱钩或再挂钩逐渐被政治层面的脱钩和不合作取代，脱钩的供应链安全和韧性考量则被泛化的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甚至价值观对立等非供应链因素所覆盖，导致从通胀上升到劳动力短缺、从保护主义抬头到全球经贸动能减弱等诸多后果。

比如，多国近期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令国际能源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进一步加剧，此前我们信心十足的脱碳计划受阻，我想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更导致全球通胀高企、甚至不排除引发新一轮经济衰退的可能。许多国家迫切希望美国在贸易方面采取新的举措以应对全球化危机，而拜登政府上台以后鼓吹工业回流。这些行动迫使身处全球化网络中的一些国家向内向型经济模式进行反转，“允许世界大部分地区从全球贸易中受益”的良性治理规则将进一步被削弱。

另一方面，我们看看新技术层面。在新技术新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下，全球化大势不可逆转。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绝不是常态，在高度交融与链接的全球体系中，逆全球化，我个人认为，只是阶段性的干扰和噪音，全球化的方向不会发生根本性的逆转。

这是因为：其一，身处新时代，我们面临的主题是创新和技术突破。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发展模式将是新常态，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云计算和物联网也是发展新趋势的一部分。以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驱动的数字经济范式，天然具有开放与互联的属性跟基因，并以指数级的演进速度消除世界的物理边界，进而重塑不一样的全球化。世界经济融合的趋势在技术层面显然呈现不可逆转的形态。

其二，科技创新复杂性的提升使得技术集成、系统集成成为必要条件，单一技术和单向技术包打天下、基于现行供应链“赢者通吃”的局面已经不再，跨国别合作、跨界合作需求不可逆转。当大多数商品和服务均依赖于惠及全球人民的庞大产业体系和价值体系，而技术突破所带来的问题将需要全世界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其中的“火车头”作用一定需要大国来担当。

综上，即便“逆全球化”回潮，但注定是“不废江河万古流”，潮汐现象毕竟不会成为潮流。IOT（一切皆互联）才是大势所趋，任何逆反行为都是游离于主轨道之外的时代错误（anachronistic）。

“三新一高”是时代命题，“双循环”是战略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展壮大，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我们更好地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以专业性为底座打造与之相匹配的金融服务新范式。我认为，以人民币国际化、数字人民币作为重要突破口不失为重要选项。

其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重要的金融大国，人民币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货币国际化不仅关乎货币和经济的单向度要素，综合国力对主权货币的锚定依然是国际货币竞争的主脉络。

其二，ESG是未来世界经济延伸发展的主旋律。历史上每一次能源变迁都会带来货币国际化的深刻变化，比如煤炭之于英镑，石油之于美元。积极参与全球ESG投资，构建人民币碳金融市场产品和服务体系，扩大我国碳金融市场国际影响力，将成为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新载体。

其三，随着数字化技术带来货币信任机制的嬗变，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将形成数字货币与主权货币共生和相互交织的新格局。数字人民币是主权数字货币的先行者，而中国14亿人口和41万亿的消费规模构成了全球需求的重要来源，也催生着全球最为丰富的数字货币的场景化生态。

其四，注入数字化元素的人民币国际化2.0版，将以中国市场的巨大需求为“磁石”，引入全球的相关要素，同步交互中国要素，并将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和RCEP等多边合作契机，形成数字人民币和人民币国际化相互促进的新进程。

交行作为唯一总行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国有大行，一直以来被赋予了中国金融改革“试验田”和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使命。

在人民币国际化、数字人民币两个重要领域：交行将深度参与跨境支付结算系统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人民币跨境使用便利化水平。积极推动CIPS标准收发器在跨境金融场景中的应用，与相关市场主体探索数字人民币连接CIPS使用新路径，加强对CIPS的跨界应用，助力打通跨境人民币清算的“最后一公里”。

交行还将强化数字人民币研发和推广，做深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交行的“首单效应”，如在政务场景领域落地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印花税缴税、在上海市超大规模线网和千万级客流地铁创新应用数字人民币、在医疗民生场景领域打造首个覆盖数字人民币的医疗支付统一平台等，将进一步转化为可延伸、可规模化、可升级的“涟漪效应”和“荷塘效应”。这才是交行的角色和担当。

资产负债表更大的银行发挥“试验田”的作用，在成果转化上存在向下推广的规模错配可能，而由总部在上海的交行来承担这个作用，先行先试，或可通过与北京金融机构的映射比较关系更好地深化金融改革，更有效地掌握金融的本质和规律，更扎实地实践金融的政治性和人民性，更坚定地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