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布，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S. Bernanke）、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W. Diamond）、菲利普·戴布维格（Philip H. Dybvig）因“对银行和金融危机的研究”而获奖。

道格拉斯·戴蒙德生于1953年。本科期间就读于布朗大学。期间，他曾短暂在芝加哥大学担任加里·贝克尔的项目助理。1975年，他获得学士学位，随后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并于1976年获得硕士学位（M.A），1977年获学术学位（M. Phil），1980年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他一直在芝加哥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现在，他是该校布斯商学院的莫顿·米勒讲席讲授（Merton H. Miller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of Finance）。

戴蒙德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金融中介、流动性、金融危机，以及金融管制。在这些领域，他和戴维格、拉詹等合作者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的贡献。这些成果让戴蒙德获得了很多的荣誉，包括2012年美国金融协会的摩根-斯坦利奖、2018年的奥纳西斯金融奖等。

金融中介为什么产生？现实中为什么需要金融中介？这是金融学领域一直探讨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在戴蒙德之前曾经有过很多答案。例如，在十九世纪前，学界主要认为金融中介的存在是为了进行存款人和借款人的集中；而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则兴起了“信用创造论”，认为金融机构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创造信用。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又有很多学者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很多新的答案，例如格利和肖就认为，金融中介的存在是为了用间接证券去代替直接证券（也就是由需要资金者出具的借款证券）。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信息经济学兴起，学者们开始尝试用信息经济学的视角来重新讨论金融中介的作用。例如，勒兰德和帕勒于1976年发表的《信息不对称、金融结构和金融中介》就提出了“金融中介存在是对信息不对称的反应”的观点。戴蒙德关于金融中介的最初研究就主要是沿着这个思路展开的。

在1984年发表的论文《金融中介和代理监督》中，戴蒙德提出了著名的“代理监督”（Delegated Monitoring）理论。他指出，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借款人会发生事后的道德风险问题。借款人一旦借到了钱，就可以用它们来为所欲为，并无成本地获得投资的最终结果，而金融合同对他们的约束能力是很低的。很显然，这样就会增大市场上的金融风险。在引入了金融中介之后，金融中介就可以作为存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的一个代理人来监督合同的实施状况。戴蒙德用模型证明了，相比于让存款人来直接监督借款人，这可以节约巨大的成本。

需要指出的是，在戴蒙德的以上理论提出之前，学界一致在流行“银行地位下降”的观点。认为随着银行对融资信息垄断的结束，银行的地位在不断下降。而戴蒙德反其道而行之，从贷款发生之后的问题来论证银行的作用，确实从理论上对上述观点进行了很好的回击。

对于银行而言，挤兑是最难以应对的问题。一旦挤兑发生，就可能发生银行倒闭，资金断裂等一系列问题。而在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现代讨论，则是由戴蒙德首先发起的。

在1983年和戴维格合作的论文《银行挤兑、存款保险和流动性》中，戴蒙德指出：现实中的投资项目需要长时期的投入，其中产生的成本在项目完成前是不可收回的。但是，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投资者随时可能面临流动性的冲击，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就不得不终止项目，造成大量的损失。而类似银行这样的金融中介的介入，则可以为陷入流动性危机的投资者提供保险，增强其抵御冲击的能力，同时也可以减少冲击带来的破坏，提升经济效率。在引入银行之后，经济中可能出现多重均衡。如果所有储户都相信银行的协调能力，那么银行就可以帮助投资者抵御个别的风险；但是如果储户出现挤兑，银行难以偿付，那么它就不得不停止对项目的资金供应，这时经济就会遭到破坏。在戴蒙德和戴维格看来，能否预防挤兑的产生，主要要看储户对银行的信心。因此，他们建议由国家向银行提供存款保险，这样就可以成功提升储户信心，也可以让银行更好地帮助投资人抵御风险。

在分析银行挤兑问题上，戴蒙德和戴维格论文中提出的两期分析框架非常有名，在文献中，它经常被称为Diamond-Dyvig模型，或D-D模型。后来关于银行挤兑问题的大量讨论，都是建立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之上的。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戴蒙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流动性问题的探讨上。在这个领域，他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讨论。其中，在他和拉詹合作的两篇论文中，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即“缺乏流动性是资产固有的属性”。怎么理解这个观点呢？我们知道，在现实中，不同的人拥有同样的一笔钱，或者一套设备，可以干出的事情是完全不同的。当一位天才企业家拥有了一笔资产后，他们可以用这笔资产去购入设备，作出产品，然后创造出非常高的价值，但是如果换了另一个人，那么他就可能什么也干不了。试想，如果在某一个时刻，这位企业家因为流动性困境无法生产，那么他购买的设备已经投入了某项专用事业，成为了所谓的关系专用型资产，无法转换成等额的资金。这样一来，即使企业家试图出售一部分资产来获得流动性，也是不可得的。

另外，戴蒙德和拉詹还分析了金融中介和投资人在提供流动性方面的互动关系。简而言之，其实在现实中，有钱可以投资的人不少，但由于它们难以获得市场上的项目信息，因而不敢轻易投资。而如果没人来投资项目，市场上资金缺乏，就会导致市场上运作的项目少，因而可以提供的信息更少，这就进一步导致流动性供给的减少。在戴蒙德和拉詹看来，如果有金融中介参与其中，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打破这个困境，从而实现市场上流动性供给的提升。

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戴蒙德的研究兴趣开始转入到了对金融危机的分析。

在2001年，他和拉詹一起，对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进行了分析。在当时，学界普遍认为，造成亚洲金融危机的关键是短期债务的缺乏限制。而戴蒙德则在分析后认为，短期债务在缓解亚洲市场的流动性问题方面是十分重要的，并不是造成金融危机的主因。金融危机的产生，主要是投资项目的低下，以及监管的缺失。

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戴蒙德和拉詹也从流动性角度对危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他们指出，在新世纪初高科技泡沫破灭后，受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推动，房地产价格出现了上升。这使得美国金融业通过资产证券化来扩大其授信范围，并通过证券化将风险打包、分割。这一方面导致信用风险的累积，另一方面也使得资产定价变得更为困难。在房地产价格上升时，问题并不突出，但当房地产价格骤然下降时，潜藏的风险就会暴露出来。而在金融危机发生时，银行高层不当的激励、银行的资本结构等，都会扩大这个风险。尤其是银行对流动性风险的两重态度：一方面对因流动性需求压力而被迫抛售资产心存恐惧，另一方面又期待其他银行抛售资产，因而不愿进行同行拆解和正常信贷，这可能会导致市场上流动性的收紧，从而放大了危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