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減排、碳中和目標的提出，其影響並不限於環境領域，對中國乃至全球發展模式都具有重大影響。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不同於傳統污染物，在過去很長時間內，該類氣體並不被認為是有害的。當越來越多的科學證據表明人類活動產生的溫室氣體加劇全球升溫並帶來嚴重負面影響後，溫室氣體對經濟活動的含義發生了改變，它被認為是人類發展付出的一種代價或成本。然而，溫室氣體具有全球範圍的外部性，產生溫室氣體的活動帶來的收益獲得者是具體的，但溫室氣體引發的危害是全球性的。這種巨大的負外部性帶來了相應的治理難度。

如果說以往減碳更多地為能源、環保等領域所關注，那麼實現“雙碳”目標已經影響到全社會各個行業和各個層面，部分領域已經切實感受到這一目標的現實衝擊力。為了實現短期的減排目標，個別地方一度出現了拉閘限電甚至停工停產的情況。儘管這類情況並不普遍，為時不長，但已經觸及現階段實現“雙碳”目標難以回避的內在矛盾和政策衝突。

中國人均收入超過1萬美元，總體上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距離步入發達國家的門檻，還有相當長一段路要走。中國實現碳中和目標的同時，仍要兼顧其他重要目標，達到多目標的平衡。具體而言，是要立足中國的現階段國情，儘快形成降碳、減汙、擴綠、增長四位一體的協同機制。

首先要注意到，中國與發達經濟體在發展階段上存在重要差別。發達國家已經度過了工業化高峰期，進入以服務業為主的增長階段，常規污染問題基本解決，生態環境總體較好，經濟增長已轉入成熟期，難以出現較高增長速度。對這些國家而言，綠色轉型主要是碳減排的問題。而我國除了碳減排之外，常規環境污染治理和生態保護還在推進之中，更重要的是，我國有必要也有潛力繼續保持較快的經濟增速。這幾個方面都很重要，都要抓，都要硬，不可偏廢。

有人可能會產生疑問，強調其他幾個目標會不會弱化降碳目標？事實上，如能形成有效的協同機制，不僅不會弱化反而會有利於降碳目標的實現。碳排放與其他污染物排放有較高的同源性，降碳與減汙可以達成顯著的協同效應。深圳的經驗表明，大氣治理與降碳的同源性達到70%，具有高協同性特徵。生態修復、植樹造林，可以增加碳匯，而碳匯可以中和碳排放。綠色技術創新和推廣，既能促進經濟增長，也有利於降碳、減汙、擴綠。加快形成這一協同機制，可從以下四方面入手。

一是把四位一體協同機制作為實現“雙碳”目標、促進綠色轉型的重要指導思想和工作方針。這一條應在各級政府五年規劃、年度任務和日常工作中加以明確和體現。強調不能“單打一”減排，要諸方面協同推進；不能“運動式”減排，要立足長遠、久久為功；不能形式主義減排，要推動發展方式的實質性轉變。事先要有安排，事後要檢查評估。

二是完善四位一體的指標體系和協同效應。對降碳、減汙、擴綠、增長，要提出各自有科學依據的度量指標，同時應充分考慮這些指標之間的關聯性，促進降碳與減汙，降碳與擴綠，綠色技術創新與降碳、減汙、增長等之間的協同效應。近期應儘快實現能耗“雙控”向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的轉變，重點是在統計方法、考核機制等方面把工作做實做細，儘快形成實施條件。

三是糾正不利於形成四位一體協同機制的做法。例如，有的地方在減汙降碳過程中，不論是否採用綠色技術，是否達到綠色標準，對高耗能或高碳行業均實行“一刀切”限制，其結果是減少供給，推高價格，同時也傷害了企業推動綠色轉型的積極性。應對高碳行業實行“放開、穩住、限制”相結合的區別化政策，也就是放開綠色生產、投資、技術創新和推廣的空間；穩住與經濟社會安全和平穩運行直接相關、短期內難以被替代的環節；有序限制其他非綠色生產、投資，並加快實現綠色轉型。

四是前瞻性制定受衝擊領域的風險防控與產業就業轉型規劃和政策。部分以煤炭、鋼鐵、有色、化工、水泥等傳統能源和高耗能產業為主的區域，可能出現主體性產業替換，並引起高碳資產價值下跌和重估，影響區域性金融穩定。有關部門和地區有必要未雨綢繆，對金融風險防控、接續產業培育、員工退出安置和再就業培訓等抓緊制定前瞻性、針對性強的規劃方案和政策措施。

把“雙碳”壓力轉化為經濟增長的動力，確實是一個很有吸引力、感召力的目標,但這個目標的實現並不容易。現實中，我們可以觀察到三種不同的減碳類型。

第一種是衰退型減碳，就是通過減少生產來減少碳排放。這是所有減碳類型中最簡單、最不費氣力的。由於生產活動不能停止，這種類型通常並不具有可操作性，但是在某些特定情景下仍會出現。

第二種是增效型減碳，就是通過提高碳生產率，用同樣多的碳排放實現更多的產出，或者以同樣的產出帶來較少的碳排放。我們經常講的節能減排、節約優先等，大體上相當於這種類型的減碳。

第三種是創新型減碳，是指通過創新形成新的技術、工藝、方法等，在達到相同產出的情況下，實現低碳、零碳甚至負碳排放，如用風、光、水、生物質等可再生能源發電。如果用這類技術替代原有的高碳技術，就可以在實現相同產出的前提下減少或抵消碳排放。

在以上三種減碳類型中，前兩類大體上是在已有的技術和產業體系中做文章。與衰退型減碳相比，增效型減碳體現了積極導向，特別是在技術落後、管理粗放的情況下，提升能源和碳生產率有較大空間。事實上，近年來中國在節能減排增效上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績。但增效型減碳的局限性也較明顯，首先是隨著技術和管理進步，碳生產率的提升會出現遞減，持續提高的空間會收縮。其次更重要的是，這些變化主要局限於已有的技術和產業框架內，即便有技術創新，也屬於所謂的改進型創新，而不是顛覆型創新。碳生產率可以達到很高水準，但所用資源仍然是高碳的。

這裏還需要討論一下如何用經濟學的方法理解節能優先。節能優先，更廣泛一點可以說節約優先，作為社會公德值得宣導。經濟學從本質上說也是關於節約的一門學科，但經濟學理解的節約是全局性的，著眼於全社會的資源最優配置。節能在一般意義上可以理解為在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降低成本，與原材料、運輸、倉儲、人工等環節降低成本含義相同，與此同時，還要考慮產出，尋求單位產出成本之比最低。節能是否優先，取決於這種全局性的比較評估，而這種評估通常是經由市場機制實現的。如果一直把節能擺在第一位，特別是把控制能耗的指標作為間接控制碳排放的指標，那就難以避免資源配置的扭曲和錯配，並會給正常經濟運行帶來負面擾動，這也是政策層面提出由能耗“雙控”儘快轉向碳排放“雙控”的原因所在。

而創新型減碳則是跳出已有的技術和產業圈子，開闢新的賽道，採用新的技術、工藝、方法等。由於這種變化，創新型減碳具備了前兩種減碳類型所沒有的特點。

第一，創新型減碳可以實現對傳統高碳技術或產業的長期替代。所謂的綠色轉型，從根本上說，就是要轉換技術，用低碳、零碳或負碳技術替代原有的高碳技術。

第二，創新型減碳的空間究竟有多大，是無法事先設定的。創新的內在動力和不確定性，決定了人們不可能限定它的擴展邊界。不難設想，如果可控核聚變能夠成功並商業化，人類將在多大程度上改寫可再生能源的版圖。

第三，這種創新可以大大降低人類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成本。綠色產品在初期往往價格偏高，存在所謂的“綠色溢價”。隨著創新競爭的加劇，價格下降，不少產品的綠色溢價已經為負。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光伏發電。十年前如果說光伏發電與燃煤發電競爭，會被認為不可思議，但過去的十年間，光伏發電成本下降了80%-90%，已經低於燃煤發電成本，並且還有進一步下降的潛力。應對氣候變化的一個重要挑戰來自成本衝擊，創新帶來的成本下降，可以極大地增強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信心和能力。

第四，创新最初源于减碳动机，一旦形成产品后，往往产生更多的附加效用或福利，创造更多的消费者剩余。以新能源汽车来说，其2022年第一季度销量已经接近全部汽车销量的20%，超过人们的预期。消费者在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时候，不能说不关注碳减排，但大部分消费者直接感受到的是使用成本低，电子设备应用得手，舒适程度高，操控感觉与以往大不相同，以及自动驾驶能力逐步提升。除了电动化之外，更有智能化、共享化等优点。简单地说，能够吸引消费者的大部分优点可能是在减碳之外，这意味着创新为社会提供了超出预期的福利。

第五，創新型減碳觸發和加速了能源等高碳行業的數位化進程。數字經濟是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後的另一種經濟形態，整個經濟社會正處在向數字經濟形態的轉型進程中。即使沒有“雙碳”壓力，能源、工業、交通、建築等高碳領域也會進入數位化轉型，但過程可能相對緩慢。創新型減碳觸發和加速了這些領域的數位化轉型，有可能推動這些領域成為數位化轉型的領先者。

总之，创新型减碳提供了与另外两种减碳类型很不相同的可能性，有机会启动和引领远超减碳预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数字化转型。如果要做个区分的话，衰退型减碳和增效型减碳主要体现的是一种防御型战略，而创新型减碳则是一种进取型战略。应该承认，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对进取型战略已有认识和展望，但想法和做法基本上还停留在防御型战略。挑战在于如何尽快转向进取型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