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01 | 深圳特區有多大？

1997年6月29日（注意時間點，7.1香港回歸前），途徑深圳的中央領導派秘書通知李子彬去領導房間彙報工作。

中央領導聽完主要數據，做了概括——“三個特區加起來才等于半個深圳。”

1980年到1996年，深圳特區的國內、境外資金累計投資2800億元，形成了城市的經濟規模。

分析深圳爲何發展這麽快？李市長總結出四個原因。

一是改革開放與鄧小平理論，沒有這個基礎，就沒有經濟特區的産生；

二是市幾届領導班子堅持把發展“工業製造業”作爲經濟發展的基礎；

三是得到了全國人才的支持；

四是得益于中央給予的優惠政策扶持，以及毗鄰香港的地理位置優勢。

故事02 | 想找馬明哲當副市長

1995年4月，深圳開始了“第二次創業”，確定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性城市的目標。

作爲“班長”，李子彬市長要物色一位理想的副市長人選。當時還缺一位分管財政、稅務、教育和聯繫金融機構工作的副市長。所以，他認爲提名人選最好是金融界的行家、專家。如果找不到，寧願空缺也不將就。

李子彬第一個想到的是時任平安保險公司董事長的馬明哲。于是，他邀請馬明哲到辦公室來，告訴對方這份工作的重要性和爲什麽適合，兩人談了一個多小時。

馬明哲感受到了市領導的器重，但心裏定不下如何選擇，緊張得藍襯衫後背都濕透了。

最後，李問是否同意擔任這個職務。

馬說：“我要回家問問我媽。”

第二天一早8點，馬明哲就來到市長辦公室，“我媽說，副市長的工作，各方面協調量很大，你嘴笨，幹不了，你把平安保險公司幹好，就很不錯了。”

就這樣，因爲家人不同意，馬明哲婉拒了這份工作。

故事03 | 任正非在紐約請我吃飯

華爲，是深圳特區和中國通信領域的一顆明珠。

1999年，正當華爲公司蒸蒸日上之際，所有客戶却收到一份“華爲拖欠工資，資不抵債”的誣告信，這使得華爲幾個月內沒有訂單。華爲總裁任正非、副總裁孫亞芳寫信給李子彬市長，請求給予幫助和支持。

爲此，李子彬專程赴北京面見一位國務院領導，介紹了華爲公司的情况。建議領導批示給國家審計署，牽頭組織財政部、銀行、工商局、稅務局等部門，共同組成聯合審計組到華爲進行審計。

市場只相信事情的真相，公布審計結果後，誣告信就會現出原形，華爲問題也就迎刃而解。

國務院領導說，“子彬同志，爲一家民營企業的困難找我的，你是第一個。”

李子彬從1994年到深圳任職，直到2005年從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崗位上退休，與任正非常在工作場合見面，却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退休後，李子彬有一次在美國考察。酒店突然有人敲門，一開門，竟是任正非。

“怎麽是你？”“我來請你吃飯。”

任正非說，華爲的人懂得感恩。你現在退休了，我請你吃飯，表達我們的感激之情。

故事04 | 告別荔枝節，改辦高交會

在那個年代，深圳的重要課題之一是改變勞動密集型的“三來一補”企業爲主的經濟結構，加速發展高新技術産業。

1998年，一次在外地的考察中，李子彬與市委書記吃早餐前聊起大連的國際服裝節，很自然地說起了深圳的市節——荔枝節。

荔枝節辦了10年，初衷是開展經貿和文化聯誼活動，加强與港澳臺地區、企業的感情聯絡，對于招商引資、加强對外交流方面有積極作用。但是現在規模越搞越大，花錢越來越多，效果却沒有那麽明顯了。

“深圳能不能停辦荔枝節，新辦一個與高科技有關的節？”

就這樣，聊天聊停了荔枝節。後來在各方支持下，决定籌辦“中國高科技交易會”，簡稱高交會。

深圳如何辦出水平和特色，官方在會後得出結論：

一是要讓科研成果的供應方和需求方都參加，深圳當好“經紀人”；

二是把集中交易和網上交易結合起來，辦成“永不落幕”的高交會；

三是把高新技術成果交易與風險投資機制結合；

四是做好項目評估工作；

五是邀請港澳臺科技界、企業界參加，打造成爲海峽兩岸高新技術成果交流、産業合作的盛會。

最終，首届高交會正式開幕，幷見證了深圳創新的力量：大族激光獲得1000萬的訂單，馬化騰帶著QQ前身OICQ拿到一筆關鍵投資220萬美元，新加坡投資機構與中國科技開發院等投資2.5億元建立醫藥科技發展公司……

朱熔基總理親自“站台”高交會，亮明瞭“國家態度”，高交會從此一炮打響。

故事05 | 深創投，政府不塞項目不塞人

創業投資，是發展高新技術的推手。90年代，美國的納斯達克風靡全球，而國內還沒有誕生一支創投基金。

爲了創立深創投，深圳市政府出資5億元，從社會募資2億元，還從上海挖到了申銀萬國證券前CEO闞治東。

解决了錢和人的問題，李子彬市長給深創投交代了一個經營方針：政府引導、市場化運作、按經濟規律辦事、向國際慣例靠攏。

立足深圳，面向全國，政府不塞項目不塞人，讓這個國有創投公司放開手脚，煉成“中國創投的領頭羊”。

後來因爲公司業績好，領導班子和員工薪酬讓一些人眼紅。有人提議將“投資收益的8%獎勵給公司全體員工”降爲“5%”，理由是降低其他國企員工心理的不平衡。

深創投董事長堅决反對：

“定下的規矩說改就改，是不講信用，會嚴重影響員工積極性。”

到了2014年，深創投已經是全國三分天下有其一，幷因此成爲哈佛大學商學院的研究案例。

從2016年起，深創投實行新的薪酬體系，把投資淨收益的10%獎勵給全體員工。

故事06 | 深圳實踐：金融棋活，全盤皆活

“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深圳在改革開放幾十年間，金融業白手起家，殺出一條血路。

國家給予深圳經濟特區在資金、利率、存款準備金率以及金融機構審批四個方面不少特殊金融政策。

全國第一家外匯調劑中心、第一家中外合資財務公司、第一家由企業法人持股的商業銀行、第一家證券公司等，有100多個金融領域的“全國第一”誕生在深圳。許多成功經驗陸續向全國推廣、普及。

深圳銀行積極配合住房改革，大力推進住房商品化，適時推出住房按揭貸款業務。中國平安等公司也成爲一家全國性的保險公司，金融業滲透到居民生活和經濟社會各個層面。

縱觀世界歷史，金融中心從來不是自封的，也不能靠行政手段規劃而成，必須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幷具備相應的要素條件。

目前來看，深圳作爲區域性金融中心的雛形已現。未來一定會更好。

故事07 | 請求國家開一個特例：在深圳修地鐵

1995年底，深圳常住人口加上流動人口已經接近400萬人。

深圳未雨綢繆，積極謀劃應對全世界大城市的通病之一——交通堵塞問題。儘快修建地鐵，是深圳的發展現實需要。

然而，當時國務院明確規定：只允許北京、上海、廣州三個城市建地鐵。

于是，從1995年12月到1997年6月，李子彬曾先後向4位中央領導彙報深圳建設地鐵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城市建設地鐵應同時具備兩個條件：一是確實需要。二是該城市的財政狀况好，有足够的資金來源，不向國家伸手要錢。

深圳人口近400萬，到2000年預計會達到800-1000萬人，確實需要地鐵。另外，深圳的財政狀况好，金融業的市場化程度高，有能力完全解决建設地鐵的資金問題。所以請求國家能够開一個特例，允許深圳市建設地鐵，希望國務院准予立項。”

最終，在幾任市委、市政府領導努力和付出下，全市上下凝心聚力，深圳人終于乘坐上了自己城市裏的地鐵！

結語 | 深圳故事，未完待續

回顧歷史看今天，我們可以深刻感受到國家對于深圳這座城市寄予的厚望，不吝對深圳釋放各種自主權與政策特例，一以貫之。

短短四十年，深圳的變化巨大，從邊陲漁村成長爲示範區國際都市。但在高大上的炫目表像之下，深圳的血脉裏仍流淌著那份最初的純真。

像書中所描述的90年代深圳一樣，今天的深圳依然有大比例的青年，依然重視科技、金融、教育，依然保持著熱血昂揚的狀態……

深圳不老，四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