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銀行沿革初探——第14-16任行長
引言
日本是 20 世紀世界產業變遷史中承前啟後、不可或缺的一環。近代以來,日本幾經起落,直至成為亞洲最大發達國家、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東京成為世界重要金融城市,與其中央銀行的發展戰略和政策執行關係密切。而以泡沫經濟為界,日本在近40年所走過的經濟轉型道路,經歷的政策變遷和所謂“失去的三十年”所帶來的痛苦,亦值得我們瞭解、借鑒、學習和警惕。
在這個系列中,光大東京代表處將嘗試通過影像、視頻、文章等形式,以日本銀行歷代行長的生平及在位期間主要政策和成績為窗口,與您一起回顧日本現代以來的歷史、經濟、金融、產業的演繹,更加貼近的瞭解和觀察這段歷史。
背景
日本“高橋財政”時期的金融政策的總體思路是通過大量發行赤字國債來擴大財政支出,並通過日本銀行增加貨幣供給量來消除供需矛盾。該政策的實施使日本得以籌集大量外債、推進經濟繁榮,並為完成工業化體系建設奠定了基礎。在此基礎上,隨著日俄戰爭的勝利,日本民族主義盛行,並逐漸演化為擴張主義的激進想法。
1921年,日本軍隊清洗溫和派內閣;1936年發生“二二六事件”;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1941年偷襲珍珠港後日美宣戰。伴隨這一系列事件,日本的市場經濟難以維持,政府介入經濟的統制方式常態化,日本進入戰時經濟體制。
第十四任至第十六任行長簡介
在此期間,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及主要政策如下。
為給上述政策的落實配套經濟基礎,日本在確定對外擴張的前提下,進行了一系列服務戰爭的經濟舉措。
日銀通過發行大量國債,支持民間企業擴大生產,參與產業金融,軍需產業興起。
日本明確此次對外擴張與日俄戰爭不同,軍費已經無法從國際金融市場上籌集,必須鼓勵日本國民購買國債,增加儲蓄。“石原構想”期間,日本內閣寄希望於“日本央行的職能應當發生轉變”。即池田擔任日銀行長期間,日本銀行承銷政府的赤字債券,通過民間銀行對日本銀行購買的債券,將財政資金分散到民間,擴大對企業生產的投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軍費的增加。
“日本銀行成立的目的是為商業金融提供便利,以公司債券和商業公司股票作為抵押品的貸款應當得到保障”。然而,“九一八事變”中的日本侵略刺激了日本國內中下級軍官,戰爭朝著“石原構想”急於避免的方向發展,分配到民間的資金因看到戰爭利潤而主動向軍需產業進軍。軍需產業興起,戰時統制序幕被拉開。
隨著侵略戰爭的擴大,外幣危機嚴峻,日銀根據近衛內閣、東條英機內閣應對戰時體制的財政經濟原則開展一系列工作。
軍事預算的擴大一方面重壓了財政收支,另一方面由於日本軍需關聯的重工業水準不夠,進口大幅增加,貿易赤字不斷擴大,近衛內閣於1937年《進出口產品等臨時處理法》和《臨時資金調整法》,將對外貿易相關的產品進出口、生產流通貸款資金全部歸日銀調度,通過日銀的資金調整使國內資金集中投入政府的重點產業,即通過日銀改革的以公司債券和公司股票作為抵押品的貸款投資於政府的管理之下的重點產業,經濟被政府大力管控。
1938年發佈的《國家總動員法》使所有經濟領域進入日本政府統制之下,這部法也被認為是綜合統制立法的確定。結城豐太郎出任日銀行長期間,日銀銀行券保證發行限度不斷擴大,1938年從10億日元增加到17億日元,1939年又增加到22億日元,1941年通過了最高發行限額法,永久限制了最高發行限額;同時,對政府給予的軍火票據給與優待。雖然池田與結城改革日銀的初衷是減少對軍費的支出,但在政府的施壓下,“這一系列舉措使日本央行立志為軍工產業提供資金的體現,完全偏離了其成立之初以商業金融為主的思路”。
澀澤敬三出任日銀行長期間,日本太平洋戰爭戰敗,然而直到戰爭結束,日本銀行不僅像以前一樣承擔了無限赤字的國債,而且還間接提供了民間無法籌集到的軍火融資所需資金。
1945年,日本戰敗,開始進行戰爭賠付。據《日本經濟(1600-2015)》統計,1945年末,日本政府國債1408億日元,短期債務32億日元,借款555億日元,合計1995億日元。戰時所用資金形成的債務與戰後需支付的賠償款大量累加,在接下來的一期,我們將探討日本如何處理這些債務。
請先 登錄後發表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