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日本是 20 世纪世界产业变迁史中承前启后、不可或缺的一环。近代以来，日本几经起落，直至成为亚洲最大发达国家、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东京成为世界重要金融城市，与其中央银行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执行关系密切。而以泡沫经济为界，日本在近40年所走过的经济转型道路，经历的政策变迁和所谓“失去的三十年”所带来的痛苦，亦值得我们了解、借鉴、学习和警惕。

在这个系列中，光大东京代表处将尝试通过影像、视频、文章等形式，以日本银行历代行长的生平及在位期间主要政策和成绩为窗口，与您一起回顾日本现代以来的历史、经济、金融、产业的演绎，更加贴近的了解和观察这段历史。

背景

日本“高桥财政”时期的金融政策的总体思路是通过大量发行赤字国债来扩大财政支出，并通过日本银行增加货币供给量来消除供需矛盾。该政策的实施使日本得以筹集大量外债、推进经济繁荣，并为完成工业化体系建设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随着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民族主义盛行，并逐渐演化为扩张主义的激进想法。

1921年，日本军队清洗温和派内阁；1936年发生“二二六事件”；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偷袭珍珠港后日美宣战。伴随这一系列事件，日本的市场经济难以维持，政府介入经济的统制方式常态化，日本进入战时经济体制。

第十四任至第十六任行长简介

在此期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及主要政策如下。

为给上述政策的落实配套经济基础，日本在确定对外扩张的前提下，进行了一系列服务战争的经济举措。

日银通过发行大量国债，支持民间企业扩大生产，参与产业金融，军需产业兴起。

日本明确此次对外扩张与日俄战争不同，军费已经无法从国际金融市场上筹集，必须鼓励日本国民购买国债，增加储蓄。“石原构想”期间，日本内阁寄希望于“日本央行的职能应当发生转变”。即池田担任日银行长期间，日本银行承销政府的赤字债券，通过民间银行对日本银行购买的债券，将财政资金分散到民间，扩大对企业生产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军费的增加。

“日本银行成立的目的是为商业金融提供便利，以公司债券和商业公司股票作为抵押品的贷款应当得到保障”。然而，“九一八事变”中的日本侵略刺激了日本国内中下级军官，战争朝着“石原构想”急于避免的方向发展，分配到民间的资金因看到战争利润而主动向军需产业进军。军需产业兴起，战时统制序幕被拉开。

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外币危机严峻，日银根据近卫内阁、东条英机内阁应对战时体制的财政经济原则开展一系列工作。

军事预算的扩大一方面重压了财政收支，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军需关联的重工业水平不够，进口大幅增加，贸易赤字不断扩大，近卫内阁于1937年《进出口产品等临时处理法》和《临时资金调整法》，将对外贸易相关的产品进出口、生产流通贷款资金全部归日银调度，通过日银的资金调整使国内资金集中投入政府的重点产业，即通过日银改革的以公司债券和公司股票作为抵押品的贷款投资于政府的管理之下的重点产业，经济被政府大力管控。

1938年发布的《国家总动员法》使所有经济领域进入日本政府统制之下，这部法也被认为是综合统制立法的确定。结城丰太郎出任日银行长期间，日银银行券保证发行限度不断扩大，1938年从10亿日元增加到17亿日元，1939年又增加到22亿日元，1941年通过了最高发行限额法，永久限制了最高发行限额；同时，对政府给予的军火票据给与优待。虽然池田与结城改革日银的初衷是减少对军费的支出，但在政府的施压下，“这一系列举措使日本央行立志为军工产业提供资金的体现，完全偏离了其成立之初以商业金融为主的思路”。

涩泽敬三出任日银行长期间，日本太平洋战争战败，然而直到战争结束，日本银行不仅像以前一样承担了无限赤字的国债，而且还间接提供了民间无法筹集到的军火融资所需资金。

1945年，日本战败，开始进行战争赔付。据《日本经济（1600-2015）》统计，1945年末，日本政府国债1408亿日元，短期债务32亿日元，借款555亿日元，合计1995亿日元。战时所用资金形成的债务与战后需支付的赔偿款大量累加，在接下来的一期，我们将探讨日本如何处理这些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