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六国3季度宏观经济观察：复苏节奏企稳，投资有望重构增长动能
一、三季度延续复苏势头，内外需共同驱动经济增长
2022年三季度，东盟六国[1]延续良好的复苏势头，在全球范围内表现亮眼（图表1）。截至三季度末，东盟六国2022年GDP累计同比增速平均为6.4%，高于欧美发达国家，其中三季度该地区GDP同比增速高达8.6%[2]。具体来看，三季度越南、马来西亚增速在地区内领先，同比分别增长14.7%、14.5%；菲律宾经济超预期增长，三季度同比增速为7.9%；印尼、泰国、新加坡三季度分别增长5.7%、4.6%、4.1%，延续了二季度相对平稳的态势。尽管同比高增速部分与去年三季度德尔塔影响下较低的基数有关，但在二季度经济已达较好水平的基础上，三季度东盟六国全部实现环比正增长，环比增速平均为1.4%，表明该地区三季度经济表现并非完全来自于基数效应。相较美国（+0.7%）、欧元区（+0.3%）等主要经济体环比增速已回归平稳，部分国家如英国（-0.2%）、日本（-0.3%）已再度出现环比下滑，东盟六国仍在以可观的速度复苏[3]。
图表1：东盟六国2022年经济表现亮眼
资料来源: Haver Analytics，CEIC，中金研究院
外需持续为该地区经济做出贡献，但各国出口增长动力有所分化。三季度东盟六国出口同比增长平均为15.8%，其中马来西亚、印尼增速高达24.1%、22.2%。除泰国外，其余5国绝对数额均已远超疫情前水平（图表2）。从环比来看，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延续上升势头，其中菲律宾三季度环比增速高达14.4%，其余三国平均在5%上下。然而越南在三季度出现较大幅度下滑，环比降7.4%。一方面，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驱动印尼出口增长，在俄乌冲突导致全球能源供给不足、供应链中断的情况下，海外对印尼的天然气等资源品需求旺盛，三季度印尼实现了44亿美元的经常账户顺差[4]。另一方面，尽管制造业的强劲表现曾在今年上半年推动越南出口，但三季度外需走弱压制明显，木材、纺织、鞋类等行业已受到订单下滑影响[5]。马来西亚则同时价格上涨和制造业产需回暖两方面因素支撑，尽管近期价格有所回落，但2021年下半年以来马来西亚净出口价格指数始终维持高位[6]，石油、棕榈油出口获益；同时，制造业方面电子电气产品需求强劲，三季度出口同比增长41.4%[7]。多重有利因素叠加也使得马来西亚2022年1-3季度贸易顺差持续扩大。
图表2：东盟出口持续强劲增长
资料来源: Haver Analytics，中金研究院
经济活动重启，内需拉动服务业复苏，成为新亮点。继二季度各国防疫政策放宽以来，三季度消费动能得到进一步释放，三季度该地区服务业GDP同比增速平均为9.0%。国内批发零售平均同比增长10.9%（图表3），除泰国仍持续低迷以外，其余各国均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特别地，此前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餐饮、住宿部门在三季度进一步正常化，住宿和餐饮GDP同比大幅增长63.3%，这固然有去年同期低基数的影响，但即便是去年同期保持正增长的菲律宾、新加坡等国，三季度也实现了30%以上的增速；且从环比来看，越南、新加坡、菲律宾分别环比增长10.5%、9.4%、6.7%，但也应注意到泰国、印尼的增长已呈疲弱态势，环比出现下跌[8]。
图表3：多数国家批发零售回到疫前水平
资料来源: CEIC，中金研究院
内需复苏也表现为预期改善。尽管高通胀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家庭实际收入的增长，但伴随生产的扩张，各国对商业前景态度积极，表现为消费者信心指数持续处于相对高位。此外，旅游业呈继续复苏态势，三季度旅客入境人数平均环比增长103.4%，越南、印尼、泰国增速超过100%[9]。截至9月末，各国旅客入境人数平均恢复到疫情前的38.9%，较二季度末的26.9%有较大回升，未来仍保有较大的修复空间（图表4）。向前看，我们预计旅游业相关行业对国内需求贡献有望进一步加大，对泰国、马来西亚等旅游业大国或将起到提振作用，泰国央行预计2023年来自东盟和欧洲的旅客人数将增加一倍，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旅客人数或增长三倍[10]。
图表4：三季度旅客入境人数持续回升
资料来源: CEIC，中金研究院
劳动力市场方面，就业持续恢复，外国劳工流动限制问题得到缓解。三季度各国失业率持续下降，新加坡失业率已降至疫情前水平，其余国家较疫情前略高（图表5）。与此同时，劳动力参与率继续上升，菲律宾、泰国已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分别为65.2%、68.4%，但越南与疫情前仍有8ppt左右的差距。此外，今年上半年，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由于国家间防疫放开不同步，国际劳工流动受阻，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这一问题三季度在部分国家已得到缓解，如新加坡非居民就业占三季度就业增长的主要部分，非居民就业人数已回到疫情前水平[11]。外籍劳工入境的增多，将有助于新加坡缓解劳动力市场此前的从紧状态，防止工资快速上涨、产出受限。相较之下，马来西亚仍面临较严重的劳动力短缺，棕榈油、建筑业、加工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均受到一定影响。
图表5：失业率持续降至疫情前水平附近
资料来源: CEIC，中金研究院
二、经济持续复苏的同时，不利因素掣肘逐渐突显
2022年以来，在全球经济放缓、外需下滑的同时，全球通胀已带动东盟多国通胀超过目标上限，在输入型通胀和欧美货币政策紧缩的双重压力下，东盟六国货币政策转向从紧状态。财政政策方面，各国正逐步退出疫情期间的各类救助措施，收紧2023财年赤字目标，但财政正常化进程仍面临政府收入下滑和补贴措施退出受阻等问题。上述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东盟六国经济活动重启带动的经济复苏节奏料将面临一定压力。
（一）输入型通胀制约内需的有效释放
三季度东盟六国通胀持续攀升，多国已远超通胀目标。东盟六国整体受到输入型通胀影响，通胀自2022年以来出现跳升，明显高于通胀目标或历史均值，新加坡、菲律宾9月CPI同比达7%上下。持续通胀将对经济复苏造成阻碍。一方面，物价上涨遏制私人消费，正如我们此前的报告《经济表现亮眼，但复苏之路仍任重道远——东盟+印度2季度宏观经济观察》指出，该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已由出口转向消费，通胀的冲击作用或将更加明显。另一方面，政府为应对通胀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也会削弱国内需求，考虑到该地区复苏本就起步稍晚，政府也因此过早面临着经济复苏和控制通胀之间的两难选择。
我们对通胀来源进行分解发现，食品、交通、住房是推升通胀的三大要素（图表6），印证了输入型通胀的判断。首先，食品价格上涨是该地区通胀的最主要贡献因素，平均贡献39.1%。食品价格的上涨主要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乌克兰是该地区重要的粮食进口来源地，2021年对印尼出口小麦超过300万吨，是印尼最大的单一粮食进口来源国[12]，此外菲律宾、马来西亚也对乌克兰小麦有较高进口需求。伴随该地区人口增长，粮食消费持续增加，供应紧张或加剧价格上涨。其次，交通在三季度平均贡献了该地区25.1%的通胀，新加坡、印尼受影响最大，交通分项分别贡献43.3%、33.3%。这一方面是因为，俄乌冲突导致石油供应受阻，全球油价增长导致交通运输成本增加；另一方面，经济复苏带动乘用车需求上升，对交通运输价格也产生正向影响。最后，住房对通胀贡献在10%-20%之间。面对这一通胀压力，各国政府被迫动用货币紧缩或财政补贴对冲价格上涨，而这又将阻碍经济复苏和财政政策正常化进程。
图表6：通胀分解显示，食品、住房、交通为推升通胀的主要因素
资料来源: CEIC，中金研究院
在国内通胀和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收紧导致的货币贬值压力之下，多国央行自二季度起相继启动货币政策紧缩，三季度加息幅度和速度进一步加大（图表7）。截至三季度末，各国较去年末加息幅度在50bp-225bp之间，其中菲律宾加息最为激进，7-9月连续加息75bp、50bp、50bp，印尼和越南分别在8、9月启动加息，尽管起步较晚，但均采取了较大的加息幅度。然而，由于东盟六国本轮通胀多为海外食品、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的输入型通胀，加息对抑制通胀的作用虽有，但相对有限，更多地则是为本国货币政策与国际收支争取更大的空间，在新兴经济体整体跟随发达国家进入加息通道后避免被置于不利位置，以及避免出现大规模资金外流。
图表7：在通胀和货币贬值压力下，各国央行自二季度起相继启动加息
资料来源: CEIC，中金研究院
注：新加坡金管局采用汇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故未在本图中显示。
各国同时采取了多种非货币政策缓解价格上涨，但对消费的提振作用受限。例如印尼今年以来相继对镍、铝土、煤、棕榈油、锡、铜等资源品实施出口限制；马来西亚自6月初起禁止鸡肉出口，直至10月放开，目的是稳定国内供给与价格；越南、泰国对大米出口实施限制；菲律宾则削减了大米、玉米等粮食的进口关税。此外，各国均对居民，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直接发放了针对燃料、化肥的财政补贴。这些非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地减缓了通胀对当地的影响，但两方面潜在隐患不容忽视。其一，东盟国家间联系紧密，一国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往往会扰动他国市场，引发连锁反应，例如马来西亚的鸡肉出口禁令对新加坡造成较大打击。其二，补贴措施与财政整顿进程存在一定矛盾，且当财政补贴退出时，国内价格或进一步反弹，若物价并未下降，国内消费或将受到打击。
（二）财政支出退坡或将抑制消费需求
疫情后，东盟六国均实施了大规模财政救助计划，为经济活动重启提供了有效助力。根据我们的统计估算，2020-2022年各国财政刺激计划累计规模占2019年GDP比重约为10%，主要用于保障居民健康、就业及企业经营等（图表8）。其中，新加坡作为六国中唯一的发达国家，财政计划规模尤为庞大，仅在2020年便推出了5轮刺激措施，合计占当年GDP规模的21.2%。宽松的财政政策为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持，研究表明，全球范围内在疫情第一年政府财政刺激越大的国家，整体受疫情的影响越小，特别是在医疗健康方面[13]。
图表8：2020-2022年东盟六国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
资料来源: ADB，IMF，Haver Analytics，各国财政部官网，中金研究院
注：（1）仅统计刺激计划中涉及财政支出的部分。（2）用当年刺激计划规模占当年名义GDP比值衡量刺激规模。预测2022年GDP时选取了IMF预测的2022年各国实际GDP增速。（3）大规模的刺激计划可能横跨两年执行，例如菲律宾的Bayanihan系列计划。（4）财年指财政年度。新加坡财政年度：当年4月初至来年3月底；泰国财政年度：当年10月初至次年9月底；马来西亚财政年度与自然年度一致。
政府债务压力等因素提升了财政支持适时退出的必要性。今年下半年以来，三方面因素使得财政政策收紧成为必要：首先，经济恢复良好为财政刺激退出奠定基础。二季度后各国放开防疫措施，顺利转向经济正常化道路，出口长期为收入提供支撑，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经常账户盈余扩大。其次，通胀压力加大，财政补贴无法从根本上抑制物价上涨，长期来看将拖慢通胀达峰；且货币政策已开始收紧，财政政策应与之保持同步。最后，更重要的是，连续三年的财政刺激大大增加了政府的债务负担。从2019到2021年，该地区新兴经济体基础财政收支赤字（primary balance）占GDP比重已从0.04%大幅增长至3.8%[14]。今年三季度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较疫情前平均增加了24个百分点[15]，其中菲律宾、泰国增幅在60%上下（图表9）。在债务水平上升的背景下，加息则进一步加大了政府的偿付负担。
图表9：疫情后政府债务负担显著提升
资料来源: CEIC，中金研究院
三季度各国相继发布2023财年预算计划，财政整顿为共同目标，但实施过程或面临一定困难，落地程度料将呈现差别。新加坡已率先采取行动，将财政赤字占GDP比重由2020财年的10.8%降至2022财年的0.5%[16]，其余国家制定的2023财年预算中财政赤字占GDP比重降幅大多在1个百分点以下。各国降低赤字率面临的主要困难在于“开源”，即提高政府收入。今年前三季度，泰国政府收入较去年同期出现下滑，菲律宾、新加坡也仅有不足10%的小幅增长，印尼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提高和税收改革同比增长43.1%[17]。此外，税收作为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并未随经济同步增长，除菲律宾以外，东盟六国税收占GDP比重呈持续下降趋势（图表10）。越南曾是该地区税收占比最高的国家，但2010-2019年已从17.3%降至14.5%，由于疫情期间实施的各类减税措施，该比重在2020和2021年进一步降至13%左右[18]。
图表10：税收占GDP比重持续下降
资料来源: CEIC，中金研究院
由于政府收入增长能力受限，各国财政整顿将更加依赖于缩减开支。支出减少将主要依靠财政补贴的退出，尽管疫情缓解将自然而然地使政府支出减少，但是由于高通胀影响，部分短期补贴的退出面临压力，例如马来西亚由于公众强烈反对，在9月初搁置了取消油价补贴的措施[19]。向前看，我们预计东盟六国2023年财政赤字均会得到一定改善，新加坡将在财政整顿进程中领先该地区其他国家，菲律宾在财政和经常账户双赤字局面下面临较大困难。但是，各国民众的反应恰恰表明，财政支出退坡将对消费需求产生抑制作用，或不利于保持经济复苏节奏。
三、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恐对该地区的融资环境不利
2022年以来，部分发达经济体激进、超预期地收紧货币政策，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扰动。东盟6国多为新兴经济体或小型开放经济体，欧美加息的外溢影响较明显，突出表现为偿债压力上升和海外资金流出，进而影响融资和实体经济复苏。
（一）货币贬值加大偿债压力，私人债务偿付存在风险
发达国家加息导致东盟六国货币贬值，各国央行出手遏制，但尚未扭转趋势。2022年以来，美联储接连加息使美元持续走强，三季度东盟六国货币自8月起加速贬值（图表11），其中越南盾在10月连续超过两周下跌，创2008年6月以来最长连跌纪录。在通胀和贬值的双重压力下，各国央行纷纷加大货币政策收缩力度，旨在支撑本币汇率。截至2022年10月，印尼、越南央行已连续三次加息，菲律宾央行力度更为激进，经过连续5次加息政策利率已由今年4月的2.5%升至9月的4.75%。央行的举措对遏制贬值起到一定作用，部分国家货币自10月起已有所回升，目前仅印尼卢比和越南盾仍在持续贬值。但是，从整体上看，2022年东盟6国本币仍受创严重。截至11月末，东盟六国货币对美元贬值幅度平均为6.5%[20]。其中，菲律宾比索、印尼卢比贬值最为严重，分别贬值11.4%、10.3%。另一边，新加坡通过本币升值（而非升息）紧缩货币供给，截止11月末新加坡元的贬值幅度最小，为1.6%，12月份开始更是进入了（相比年初的）升值区间。
图表11：三季度末各国货币整体大幅贬值
资料来源: Wind，中金研究院
注：采用对美元汇率，直接标价法，数值升高代表贬值。
货币贬值对政府债务影响虽有，但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高。疫情以来各国外债规模有所上升，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外债占GDP比重较2019年四季度分别增长15.3、4.6、4.3、3.7个百分点[21]，马来西亚前财长指出，美元升值使得马来西亚政府需额外支付77亿林吉特偿债[22]。但是，该地区新兴经济体国家中，除马来西亚外债占GDP比重在70%左右以外，其余国家均在25%-40%之间[23]，远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5%的警戒线[24]，且各国经常账户表现健康，外汇储备较为充足，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已远高于20世纪末期。向前看，受较为稳健的经济基本面支撑，发生新一轮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高。
融资环境收紧导致的私人部门债务偿付问题更值得重视。该地区当前面临两大突出压力。一方面，欧美加息影响下，各国央行被动收紧货币政策，融资成本抬高；另一方面，美元强势导致新兴市场国家资金流出，加息背景下或致使债权人拒绝滚动债务，加大偿债负担。
家庭方面，除印尼家庭债务占比自2020年末起有明显下滑以外，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均在疫情后保持较高水平（图表12）。借贷成本提高已对泰国家庭债务产生影响。疫情以来，泰国家庭债务占GDP比重迅速由2019年四季度的80.0%增长至2020年四季度的90.1%[25]，在此后两年中居高不下。当地调查显示，泰国有约一半人口背负债务，伴随利率升高，家庭债务压力加大，65.9%的债务人在过去一年曾出现至少一次未能还款记录[26]，未来坏账率或进一步提升。泰国央行副行长指出，有必要将家庭债务占GDP比重降回至80%左右[27]；但是，去杠杆和还债压力将导致消费动能下滑，拖累经济复苏。
图表12：泰国家庭债务居高不下
资料来源: CEIC，中金研究院
企业方面，东盟六国企业等私人部门的外债仍多以美元计价，IIF数据显示，印尼、新加坡非金融企业美元债务占比分别高达32.7%和41.0%。此外，受疫情期间财政支持政策、低利率环境等因素影响，该地区企业举债增加，其中马来西亚、泰国非金融企业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占GDP比重从2019年四季度到2022年三季度已分别增长了55.2%、22.5%[28]。伴随货币贬值推动的借贷成本提高，企业偿付压力将逐步显现。例如，印尼国企自2020年起经营不佳，美联储紧缩加大坏账压力，对此印尼政府建议转向非美元债券[29]；马来西亚航空公司Capital A Bhd三季度净亏损11亿林吉特，其中包含3.64亿林吉特的外汇损失，其联营公司更有76%的损失来自于货币贬值[30]。
（二）资金流出扰动金融稳定
三季度东盟六国金融市场整体呈现资金流出，但并非由于本地经济问题，而主要源于全球流动性收紧、俄乌冲突变局等外部冲击。由于国际政治经济不确定性提高，海外投资者选择从该地区撤出资金，转向发达国家避险，其中马来西亚、菲律宾呈“股债双杀”局面。二季度以来，东盟六国金融市场震荡与2013年美联储释放缩表信号造成的“缩表恐慌”情况相似。但本轮美联储紧缩周期中，东盟国家货币政策调整较快，且各国外汇储备更为充足，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资金流出向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股市震荡，东盟六国内部呈现分化。今年以来，发达国家货币紧缩及东盟六国跟随加息使该地区资产吸引力整体下滑，股指整体呈下跌趋势（图表13）。但是，各国表现呈现较大差异。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股市受挫较为严重，截至2022年10月，股指较年初分别下跌15.7%、11.6%、9.1%。其中，菲律宾股市已连续八个月呈净流出状态，二季度累计流出金额达4.5亿美元；越南、马来西亚股权投资在9、10月份连续净流出（图表14）。得益于大宗商品出口价格上涨和国内较低的通胀压力，印尼股市在该地区表现最好，八月以来已连续三个月呈资金净流入。新加坡、泰国表现尚可，其中泰国已在10月转为净流入。
债券市场方面，由于美债收益率走高，东盟六国债券吸引力降低。截至11月底，越南、菲律宾、新加坡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较年初分别上升306、204、155个基点，其余三国上升幅度在40bp-70bp之间[31]。多国债市出现抛售，三季度以来，印尼、马来西亚、泰国仅在8月呈债市净流入，印尼债市受挫最为严重，三季度累计净流出资金达33.0亿美元，较一、二季度流出规模进一步扩大（图表15）。未来，债券市场波动对各国融资环境的约束也值得关注。
图表13：东盟六国股指转向下跌
资料来源: Haver Analytics，中金研究院
图表14：多国股市在二季度末出现净流出
资料来源: IIF，中金研究院
图表15：二季度以来债市整体呈净流出
资料来源: IIF，中金研究院
（三）向前看，东盟六国复苏路径将继续分化
展望未来，全球经济疫后重启，在出口和内需动能持续释放的带动下，我们预计东盟六国经济将持续增长。但重启所提供的增长动能也在企稳，全球通胀压力和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收紧的外溢效应给东盟六国金融市场造成扰动，不利的金融环境将通过融资渠道制约各国经济复苏，财政整顿也将对内需形成一定压制。我们维持2023年东盟六国GDP增速4.8%的预期（详见《亚太2023年展望：逆风下的温和复苏》）；伴随各国货币政策持续收紧，财政政策趋向紧缩，我们预计通胀将在四季度继续缓和。
具体地，三季度东盟六国经济表现差异性已逐步显现，未来不同国家因经济体量、对外依存度、产业结构、出口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图表16），复苏道路将持续分化。
► 实体经济方面，印尼、马来西亚作为大宗商品出口国，增长和通胀料将相对平稳；泰国服务业和旅游业复苏有望加速，使得泰国在该地区表现更为突出；越南借助融入全球贸易和产业链，制造业出口表现料将好于其他国家。
► 财政金融方面，东盟六国将整体受到财政整顿和货币政策收紧的影响，但随着通胀逐步放缓，各国加息幅度或将趋于缓和。美联储加息进程将继续对东盟六国汇率带来一定压力，但良好的经济基本面和较为健康的财政状况能够避免资金大幅流出，多数国家风险可控。值得注意的是，“孪生赤字”和本币贬值将对菲律宾金融市场造成较大压力。此外，新加坡私人资本市场条件优越，疫情后对投资者吸引力进一步加强，料将受益于海外资金大幅流入。
图表16：东盟六国脆弱性分析
资料来源: CEIC，Bloomberg，中金研究院
四、中长期，实体部门投资或成增长亮点
2021年以来，东盟六国经济重启动能持续释放，支撑了该地区近期较好的经济表现。往前看，全球经济疫后重构加快产业链重塑、可持续增长、数字化转型等趋势，新的商业模式和消费行为正在产生，东盟六国要抓住这一发展机遇，需更加倚重投资的作用。在这一背景下，东盟六国政府已逐步将财政支出的重点从救助转向实体部门投资，从而推动国内就业和经济复苏，例如越南、印尼已提出将加大基础设施领域投资。2022年，越南推出了预计占当年GDP3.8%的复苏计划，规模超过2020和2021年刺激计划总和；此外，印尼自2020年以来连续三年出台“国家经济复苏计划”，且规模相当，分别占当年GDP的3.7%、3.9%、2.6%[32]。
东盟六国在公共部门投资和投资环境等方面持续发力，也提升了本地区对全球资金的吸引力。2021年，东盟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修复至疫情前水平，FDI流入量同比增长46%至1,683亿美元，反映出该地区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2022年前三季度，东盟六国的FDI流入受全球经济环境影响有所放缓，但依旧展现出较强的韧性。随着各项投资改革和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法案的推出，东盟六国的投资环境持续改善。具体到行业来看，新能源、半导体，以及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正成为该地区实体部门投资的重点，我们预计其有望在未来几年推动FDI持续增长，为中长期经济复苏提供动能。
（一）外商投资修复，带动实体部门发展
东盟地区的实体部门投资尤其依赖外国资本，2021年该地区FDI流入量占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达22.4%，而同期新兴市场国家平均水平仅为8.2%[33]。2021年，东盟六国的FDI迅速修复，流入量增长46%至1,683亿美元（图表17），突破新冠疫情前的最高水平，反映出该地区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其中，泰国与马来西亚表现亮眼，2021年FDI流入均达110亿美元以上，较2019年分别增长138%与48%（图表18）。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的FDI虽仍未完全修复，但规模依旧可观，例如2021年流入新加坡的FDI达990亿美元，占东盟十国该年FDI总流入量的57%。与此同时，东盟六国占全球FDI流入的比重也呈上升趋势，从2011-2015年平均占比6.9%，到2016-2018年平均占比7.7%，至2019-2021年进一步提升至11.2%。持续的外资流入使得东盟地区FDI存量于2021年突破3.1万亿美元，较2015年增长72%[34]。
图表17：东盟六国FDI流入迅速修复，占全球比重有所提升
资料来源: 东盟秘书处，中金研究院
图表18：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FDI回升至疫情前水平以上
资料来源: 东盟秘书处，中金研究院
从FDI来源国来看，来自中国、美国、欧盟、日本的投资增加，推动了东盟地区FDI的修复（图表19）。2021年，美国对东盟地区的投资同比增长41%，达400亿美元，占该地区FDI总流入的23%，主要原因是在金融、电子、医药等行业的投资大幅增加。来自中国[35]的FDI同比增长46%，达到217亿美元，占该地区FDI总流入的12.5%，其中来自中国内地的FDI主要流向制造业、电动汽车生产及服务、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欧盟27国与英国对东盟的投资更是增加了四倍多，达254亿美元（占比14.6%），远高于2019年疫情前的水平。日本对东盟的投资略微上升至120亿美元（占比6.9%），主要集中在电子和汽车等制造业相关领域[36]。
按FDI流向的行业来看，制造业和出口部门的复苏也带动了东盟地区外商投资的增长（图表20）。2021年，东盟地区制造业FDI流入量同比增长134%至447亿美元，占所有部门FDI比重也回升至25.7%，较2020年提升10个百分点。半导体、电子和电动汽车的强劲投资是该地区制造业FDI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2021年，东盟地区电子和电气设备制造领域宣布的绿地投资增长了三倍，达330亿美元，在所有行业绿地投资中的份额也从2020年的12.4%提升至50%以上[37]。信息通讯部门也开始崛起，2021年FDI流入量同比增长近350%至73亿美元，创历史最高值。鉴于外资流入对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东盟国家制造业FDI的增长有望进一步提升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在中长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
图表19：中美欧日对东盟投资力度加大
资料来源：东盟秘书处，中金研究院
注：此处关于中国的统计含中国香港。由于数据可得性原因，此处使用东盟十国口径。
图表20：制造业复苏带动FDI增长
资料来源：东盟秘书处，中金研究院
注：由于数据可得性原因，此处使用东盟十国口径。
2022年，东盟六国的FDI流入有所放缓，整体表现仍优于其他地区。这一部分是受全球经济环境影响，世界各国吸收的外商投资整体下滑。2022年第二季度，东盟地区吸收的FDI回落至410亿美元，环比下降约18%，跌幅小于全球30.7%的平均水平。若与2021年季度均值相比，则降幅约为6.3%，亦优于全球平均表现（图表21）。东盟地区FDI流入放缓的背后，也有美元走强的因素。2022年1月至9月，美元指数涨幅达15.3%，在第三季度更是创近二十年新高，东盟各国货币相对于美元也大幅贬值。这一定程度上使得该地区以美元计价的FDI流量有所下降。
东盟六国间的FDI增速也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图表22），拥有资源的国家表现更好。例如，2022年前三季度进入越南、菲律宾的FDI分别为188亿美元与67亿美元，较2021年同期下降15.3%与10.0%。与此相对的则是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FDI流入的增长，前三季度以本币计价的FDI同比增速分别达82%与44%，以美元计价的FDI增速也处于高位。这是因为两国大宗商品储量丰富，以及政府出台法令禁止部分粗加工矿产品出口、力图加强本国产业链的前后向关联，从而带动了相关价值链下游制造环节的投资。例如，2022年前三季度流入印尼的外商投资中，采矿业与金属加工业占比达35.8%，对FDI同比增速的贡献超20%[38]。
图表21：东盟地区FDI韧性较强
资料来源：Global Investment Trends Monitor No. 43, UNCTAD，中金研究院
注：由于数据可得性原因，此处使用东盟十国口径。
图表22：东盟六国FDI增速出现分化
资料来源：Haver Analytics，Trading Economics，中金研究院
注：“流量变化贡献”为以美元计价的FDI同比变化；“汇率变化贡献”与“流量变化贡献”二者之和为以本币计价的FDI同比变化。新加坡与泰国为2022年前两个季度数据，其余三国为前三个季度数据。新加坡数据为Trading Economics预测值。
向前看，随着全球疫后复苏和产业链重塑，投资对于东盟地区经济的支撑作用正不断增强。一方面，东盟国家正成为国际经贸往来的重要对象和承接产业转移的热门选择。CPTPP[39]、RCEP[40]等大型区域贸易协定的生效，也为该地区加深与主要国家的投资合作提供了更加优惠、便利的条件。来自这些贸易协定成员国的资金在2020年对东盟地区的FDI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并在2021年继续增长。与此同时，东盟各国政府也开始加大对本地投资的支持，如基建项目等。例如，印度尼西亚的《2020-2024年国家中期发展计划》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重点，相关融资需求超4,000亿美元，计划建设多个新机场、发电站以及公共交通项目[41]。越南也出台了至2030年的交通基础设施总体规划，预计耗资多达650亿美元建设高速公路、铁路、码头与机场[42]，并鼓励地方政府加快公共投资支出[43]。随着东盟各国支持政策落地，以及工业快速发展、区域一体化推进、中产阶层人数增加等红利逐渐兑现，该地区的实体部门投资有望持续增长，成为其经济复苏的关键点。
（二）着手改善投资环境，但结构性障碍仍存
鉴于投资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东盟地区对改善投资环境的重视程度有增无减。2021年，东盟投资便利化框架（ASEAN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Framework，AIFF）生效，推动东盟国家通过加强透明度和信息公开、简化行政审批流程、推广信息技术使用、统一数字平台、为投资者提供咨询服务等多项举措，进一步加强在投资便利化方面的区域合作。UNCTAD发布的投资政策观察显示，当全球范围内投资限制或管制在疫情期间呈现逐渐收紧的态势时，东盟反而持续改善投资环境，投资便利化措施数量从2019年的19项增加到2020年的53项[44]。
具体到国家层面，东盟六国也陆续通过了重大的投资改革和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法案（图表23）。2021年1月，越南新《投资法》生效，进一步提高了外商投资市场准入透明度，减少行政审批环节和手续[45]。2021年3月，印尼推出投资“优先清单”取代原有负面清单制度，在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建筑服务、信息技术、物流仓储、医疗医药等重点领域取消或放松对外商投资的限制[46]。2022年3月，菲律宾通过《外国投资法》修正案，进一步放宽外国投资股权要求和投资范围等限制，以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流入，助力疫后产业复苏[47]。2022年10月，泰国批准《投资促进战略（2023-2027）》，将创新、高科技和绿色产业规划为未来五年吸引外资的重点方向，电动汽车制造、生物循环绿色（BCG）和自动化制造等行业有望持续受益[48]。这些措施的出台，有利于改善东盟各国的营商环境，吸引国内外资金流入相关产业领域。
图表23：东盟六国近年主要投资激励措施
资料来源：UNCTAD Investment Policy Monitor，中金研究院
应注意到，东盟六国的实体部门投资与发展仍存在结构性障碍。一方面，包括FDI限制指数和营商环境指数等指标表明，这些国家在跨国投资的便利性方面仍有较为充足的改进空间。2020年，东盟六国全行业FDI限制指数[49]平均值为0.24，高出全球84个主要国家的均值一倍以上，其中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的FDI限制显著较高。特别地，马来西亚虽在制造业方面对外商投资的门槛较低，但仍在商业、金融、通讯等服务业相关领域对外国资本设置了较多的限制。印尼则是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都仍对外资有较高限制（图表24）。此外，在供企业登记注册的信息网站和在线窗口的建设运营上，仅有新加坡与泰国的评级超过了全球平均[50]，数字平台的发展有待提高。考虑到数字化是全球疫后经济重构的趋势之一，且对于小型商业的发展尤为关键，东盟六国在这方面存在的短板亟需补齐。
另一方面，部分东盟国家在用工环境和人力资本等方面仍有不足（图表25），或一定程度上限制其实体部门投资的落地效果。根据路透社报道[51]，马来西亚的棕榈油行业正面临1917年以来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导致四分之一的作物无法收获，全年经济损失或超200亿林吉特（44.4亿美元）；尽管该国政府已着手引入外籍劳工，但由于审批流程缓慢，这些劳工依旧会错过关键收获季节。新加坡第三季度就业人数回升至疫情前水平以上，但酒店、建筑和医疗卫生等许多行业仍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52]。虽然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已在第三季度有一定的缓解，但从更长期的角度，高技能人才的缺失可能将掣肘东盟六国的产业发展，乃至经济增长。例如，越南国内劳动力仅有约11%为高技能员工，26%为持有大学文凭的熟练员工，难以与其他国家的高素质劳动力竞争，尤其是在科技等新兴领域[53]。
图表24：东盟六国投资便利化程度仍有改善空间
资料来源：OECD，中金研究院
图表25：部分国家出现劳动力短缺，或制约实体部门复苏
资料来源：Haver Analytics，中金研究院
但也应注意到，近期东盟六国也在积极改善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例如，印度尼西亚于2020年10月推出《创造就业综合法》，旨在降低劳动力成本并改善营商环境，以吸引更多外商直接投资。该法令放宽了关于外籍人士的雇用规定，外籍人士无须许可证也能够在印尼自由工作并担任多种职务，如出任研究人员、紧急工程师、董事等[54]。越南也在其2021至203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强调，人力资源是实现该国中期发展目标的三大突破口之一[55]。为恢复劳动力供应，越南提出并实施了许多解决方案，如着力确保劳动者基本社会保障、改善人力资源质量、为劳动者提供技能培训，以满足数字化转型、发展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加强劳动力供需对接，有效利用资源等要求[56]。随着相关政策落地，东盟国家的劳动力供给与素质或进一步提升，解放实体部门生产力，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均有望受益。
（三）具体到行业，新兴产业成投资重点
具体到行业来看，新能源汽车、电子与半导体，以及信息通讯和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正成为东盟地区实体部门投资的重点。价值链的延伸、产能的扩大，以及投资主体的多样化，使得这些产业有望在未来几年推动该地区外资流入持续增长，全球气候目标和国际科技竞争等重要趋势也将在中长期支撑相关领域的投资与产业发展。
新能源汽车产业方面，电子制造商、科技公司、能源企业等新的投资主体陆续进入东盟地区，投资范围覆盖从镍开采和冶炼、电池生产和制造、相关研发活动，到新建基础设施等多个方面，在带来更多外资流入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新能源汽车的区域生产网络和生态系统（图表26）。2021年，全球排名前十的电动汽车跨国企业中，有九家总部位于亚洲并在东盟设有分支机构，主要从事新能源汽车电池的综合生产。2022年，东盟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对外资的吸引力有增无减。例如，2022年4月，世界第二大电动汽车电池企业LG新能源牵头组成财团，计划在印尼投资90亿美元，建立一条从采矿到制造的动力电池供应链[57]；以富士康为首的合作集团也宣布将在印尼投资电动汽车和电池生产线，总金额达80亿美元[58]。
东盟六国吸引大量新能源汽车领域投资的原因，一是部分国家拥有相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例如，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镍储量共占全球总量的27%，而镍是锂电子电池的重要材料之一[59]。二是这些国家正在鼓励对电动汽车的充电网络等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为相关产业在该地区的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如马来西亚计划到2030年建设2.5万个公共充电桩和10万个私人充电桩[60]。三是各国着力加强本土产业链建设，如印尼已出台法令禁止镍矿石出口，并拟将这一禁令扩大至铝土矿、铜、锡及棕榈油等其他矿物原材料，以鼓励矿产冶炼和下游产业的投资与发展，提升出口附加值[61]。
图表26：东盟六国拥有完备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资料来源：UNCTAD，中金研究院
电子产业方面，尤其是半导体领域的FDI流入帮助东南亚地区实现了强劲的投资增长。2021年，东盟地区半导体和其他电子元件领域的绿地投资大幅增长（图表27），半导体在绿地投资总额中的份额从2020年的7.1%升至25.2%，电子产品的份额也升至20%以上。新冠疫情反复加剧了全球半导体短缺和供应链中断问题，推动电子行业的跨国公司扩大在东盟六国的产能。
特别地，马来西亚在半导体领域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有力的政策支持、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充足的高技术劳动力，近年来已成为相关行业投资的热门地。例如，马来西亚的槟城州是电子产业主要聚集地。经过近50年的发展，槟城已吸引了英特尔、戴尔等多家高科技电子跨国企业入驻，产业链日趋完善，并设立技术培训中心以提供具有多语言能力的专业人才储备[62]。这使得该国成为东南亚电子与半导体产业最具吸引力和竞争力的投资地之一，半导体产业占全球芯片组装和测试市场份额达13%[63]。2022年，马来西亚也吸引了诸如美国迅达科技、日本罗姆集团和Ferrotec集团等多家半导体跨国企业开展投资。根据丰隆投资银行数据，2021年11月至2022年10月，在马来西亚宣布的半导体行业投资达520亿林吉特，将创造1.1万个就业机会[64]。
图表27：半导体与电子部件领域绿地投资强劲，推动东盟地区FDI增长
资料来源：UNCTAD，fDi Markets，中金研究院
注：由于数据可得性原因，此处使用东盟十国口径。
数字经济方面，相关产业包括电商的发展是东盟六国商业活动和经济复苏的关键推动力。2021年，东盟地区信息通信领域的FDI达73亿美元，同比增长三倍多；过去十年，信息通讯领域宣布的绿地投资价值占东盟所有绿地投资额的12%以上[65]。向前看，我们预计该地区数字领域的投资有望继续上升。首先，东南亚的市场规模和增长潜力较高。2021年东盟六国总人口达5.9亿，人口结构年轻、劳动力充足，且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东盟地区也有望于2030年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66]。其次，该地区的数字经济已有较好的发展基础。2021年，东盟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达到约4.3亿，对应2015年以来复合年增长率13%，上升势头有望持续；电子商务普及率已达80%，是数字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67]。另一方面，相比欧美和中国，东盟六国的数字渗透率仍待提高。例如，2020年东盟六国电子商务平均渗透率为6.5%，低于全球19%的平均水平[68]。这也意味着该地区的数字领域蕴含广阔的市场前景。
五、中国与东盟地区的合作不断扩大
中国是东盟重要的经贸伙伴，近年来双方合作不断扩大，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等方面均取得了丰硕成果。2021年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中国和东盟共同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2年11月，《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2-2025）》发布[69]，双方在经济、社会各层面的合作和交流有望不断走深走实。
贸易方面，中国连续13年保持东盟最大贸易伙伴，东盟作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地位进一步巩固（图表28）。2021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28.1%，达8,782亿美元；其中，中国对东盟出口4,837亿美元，同比增长26.1%；自东盟进口3,945亿美元，同比增长30.8%。越南、马来西亚、泰国为中国在东盟的前三大贸易伙伴[70]。2022年1月RCEP生效以来，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连创新高，2022年前10个月双边贸易额已达7,984亿美元，同比增长13.8%[71]。2022年11月，印度尼西亚正式完成RCEP核准程序，至此除菲律宾外所有东盟成员国都正式加入RCEP经贸圈[72]。菲律宾方面，虽然该国对贸易开放后国内农业部门将面临的冲击表示担忧，但政府也在积极推动正式加入的相关流程[73]。随着RCEP持续释放政策红利，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将迎来更多机遇，释放更多动能。
图表28: 东盟与中国贸易联系日益紧密
资料来源：CEIC，东盟秘书处，中金研究院
注：因统计主体不同，此处双边贸易额数值与正文存在一定差异。
按贸易结构来看，电气机械是东盟与中国贸易往来的重点领域，2021年占双边贸易额的比重达43.5%。除此之外，东盟对中国的出口主要集中在初级产品和资源型产品，中国对东盟出口则相对集中在制成品。近年来，部分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大增，例如2018-2021年印度尼西亚对中国出口的年均增速达25.6%，主要集中在钢铁、矿物和棕榈油等领域[74]。2021年，中国与印尼双边贸易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58.6%，增幅居东盟国家首位[75]，其中印尼对中国出口增速达70.1%。在中长期，随着东南亚地区的产业和贸易发展，中国与各国的合作也有望继续加强。例如，越南在出口大增的同时，对中国的中间品仍有着较高的依赖度，2020年从中国的进口中30%以上都是中间品[76]。
投资方面，疫情以来中国内地在东盟的外商直接投资所占份额稳中有升，从2019年的5.4%到2021年提升至7.7%，与中国香港共占东盟该年FDI总流入的12.5%。2021年，中国内地对东盟全行业投资达136亿美元，同比增长96%，前三大投资目的国为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信息通讯、房地产等领域（图表29）。向前看，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投资合作有望进一步深化。新能源、半导体和数字经济等领域既是东南亚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中国的优势领域。例如在新能源方面，东盟国家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储备丰富，具备发展绿色经济和清洁能源的天然优势；中国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光伏和风电设备制造及电池、电动汽车生产国[77]。随着《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2-2025）》中关于科技创新、能源转型、数字经济等方面的一系列支持政策落地，中国与东盟的投资合作将面临更多契机。RCEP为投资活动设置了独立章节，旨在提高缔约国间投资的透明度，并促进中小企业深度参与区域和全球供应链[78]，未来成员国间的投资合作有望得到加强。
图表29: 中国在东盟的投资行业分布
资料来源：东盟秘书处，中金研究院。2021年数据。
基础设施方面，中国与东盟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丰硕成果。2021年，中国企业在东盟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606亿美元，完成营业额327亿美元，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为中国在东盟的前三大工程承包市场[79]。双方互联互通水平的提升，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繁荣发展。柬埔寨迈入“高速时代”，金港高速公路通车；中老铁路助力老挝实现“陆联国”梦想；中老泰铁路、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建设提速；中马、中印尼“两国双园”做大做强[80]。特别地，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合作建设的雅万铁路建设进展顺利，全线13座隧道全部贯通，已于2022年11月成功试验运行[81]，预计将于2023年6月建成通车[82]。雅万铁路是东南亚的第一条高铁，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旅游名城万隆，全长142公里，最高运营时速350公里。雅万铁路的建设为沿线创造大量就业，助力当地培养专业技术人才；项目建成后，雅加达和万隆之间的旅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个多小时缩短至40分钟，有利于加速交通物流，并带动沿线经贸活动与旅游等产业发展[83]。随着东盟各国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增加，以及中国与东盟加强“一带一路”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东盟国家“工业4.0”等东盟发展战略对接，双方在基建领域的合作有望进一步加深。
在中国的各个地区中，粤港澳大湾区和广西省凭借其地理区位和产业发展等优势，与东盟各国建立起了广泛的经贸与投资联系。东盟已成为大湾区内企业重要的销售市场和投资目的地，企业扩展业务的意愿较强。根据香港贸发局的调查，超过八成企业正在其经营业务的东盟国家从事销售活动（柬埔寨和缅甸除外）。约三成企业指出在东南亚营运具成本效益，另有三成认为该地区庞大的商品及服务市场有利于企业未来业务拓展[84]。展望未来，随着粤港大湾区自身发展，区内企业积极“走出去”，以及诸如东盟-中国香港自由贸易协定与投资协定[85]等有利政策持续发力，粤港澳大湾区将是中国加强与东盟各国合作的重要门户。与此同时，广西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也正呈现出新的景象。今年1-7月，从广西口岸进口的东盟水果达到35.4万吨，进口金额52.2亿元，广西对RCEP成员国电子产品出口也实现大幅度增长，其中集成电路产品出口额剧增63倍，蓄电池出口增幅近150%。《广西高质量实施RCEP行动方案（2022—2025年）》的出台与落地，也有望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往来[86]。
六、案例分析：新加坡的资本流入及其对本地经济的影响
新加坡私人资本市场条件优越，资产管理生态系统蓬勃发展，吸引大量海外资金流入。疫情发生以来，对于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市场动荡的担忧，进一步推动投资者将目光转向新加坡这一“避风港”。根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发布的《2021年新加坡资产管理调查》报告[87]，2021年新加坡资产管理规模（Asset Under Management，简称AUM）同比增长16.4%至4万亿美元，是自1998年统计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相较之下，全球市场的AUM同期增速为12%。31%的AUM资金来自新加坡以外的亚太地区，22%、16%的资金分别来自于北美和欧洲，来自新加坡本地的资金则占22%（图表30）。新加坡AUM增幅由净资金流入和估值收益两部分构成，其中净资金流入达3,170亿美元，占2021年新加坡名义GDP的约四分之三，贡献了近六成的AUM增长（图表31）。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和对冲基金等另类资产领域的AUM同比增长30%，是该国资产管理总规模增长的关键动力。
图表30: 新加坡AUM资金来源与流向
资料来源：新加坡金管局，中金研究院。2021年数据。
图表31: 新加坡资产管理规模持续增长
资料来源：新加坡金管局，中金研究院
随着海外资产流入，叠加疫后边境开放吸引更多移民、投资者转向新加坡房地产市场避险、本地人寻求改善住所、海外学生回流就业等因素，该国房价不断走高，引发了市场对房地产泡沫的担忧。2022年前九个月，新加坡房地产价格累计上涨8.2%，其中仅第三季度就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3.6%。房价攀升也带动了租金上涨。2022年第三季度，新加坡私人住宅租金指数升至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环比增长8.6%。这是自2007年第三季度后的最高涨幅，也是连续第八个季度上涨。随着房价和租金的上涨，新加坡的通胀水平持续走高（图表32）。2022年9月，新加坡整体CPI同比上升7.5%，其中住宿部门的贡献为1.1%。
新加坡政府已着手采取措施避免房地产过热。在供给侧，该国规划的居民住房供给自2021年第三季度起便不断上升，至2022年第三季度已达5.5万套以上[88] 。在需求侧，新加坡政府也于2022年9月底推出一系列降温措施，包括降低最高房贷额度、延长购房间隔、提高贷款利率等[89]。部分指标已能反映新加坡房地产市场的长期改善趋势：2022年第一季度至第三季度，新加坡私人住宅空置率从5.3%上升至5.7%，三季度新出售住房数量也下跌至2017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90]。2022年10月，新加坡CPI环比回落0.4%，其中住宿部门CPI环比下跌1.3%，房地产市场稳定政策或初见成效，长期作用仍有待观察。向前看，随着供应新增与需求放缓，新加坡房价高速增长的趋势或难以持续。根据Savills Research预测，新加坡2023年全年的租金涨幅可能将由2022年的25%降至5%[91]。
而在另一方面，海外资产的流入也推动了新加坡金融业的发展。2021年，新加坡持牌和注册的基金管理公司数量同比增加15%至1,108家。截至2022年10月中旬，共有420多家基金管理公司在本地设立660家可变动资本公司（VCC）。新加坡也在这段时期超越中国香港，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92]。与此同时，新加坡的金融保险业从业人员也在持续增加。新冠疫情期间，新加坡全行业就业人数出现下跌，而金融保险业从业人员数量却不断上升，2020年第一季度至2022年第三季度累计增长9.3%（图表33）。2022年9月，新加坡金管局发布《金融服务业转型路线图2025》，计划在2021至2025年间共创造多达20,000个金融工作岗位，涉及财富管理和绿色金融等领域，并助其金融部门实现4-5%的年均增长[93]。金融从业人员增加以及海外资金流入，将持续推动新加坡金融业发展和经济增长。
图表32: 新加坡房价上涨，推升整体通胀
资料来源：Haver Analytics，中金研究院
图表33: 新加坡金融业就业人数增加
资料来源：Haver Analytics，中金研究院
展望未来，由于地缘政治和宏观经济风险使得投资者更加谨慎，新加坡金管局预计2022年全年该国AUM增长将有所放缓。尽管如此，仍有诸多国际和区域资产管理公司有意在新加坡设立办事处，或让本地办事处负责国际业务。新加坡金管局方面表示，新加坡的资本、金融和银行体系有能力处理大量资金流动，而金管局也会对资金往来保持一贯的严格审核[94]，“新加坡的资产管理生态系统充满活力，我们将继续在服务国际投资者和资本流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支持亚洲经济增长和绿色转型。”[95]
本文参考：2022年12月23日中金研究院已发布的《复苏节奏企稳，投资有望重构增长动能：东盟六国3季度宏观经济观察》，作者信息为：
吴爱旌 SAC 执业证书编号：S0080122080255
张卓然 SAC 执业证书编号：S0080122080157
洪灿辉 SAC 执业证书编号：S0080121070405
赵扬 SAC 执业证书编号：S0080521080006 SFC CE Ref: AZX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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