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个离岸的自由港，实行一国两制的制度。一国两制是政治上的安排，但从经济、金融来看，最重要的是理解我们内循环是以人民币在岸市场体系作为基础的；外循环是通过香港，特别是以港币为基础的法律、金融、市场监管体系来实现。我们在谈到内外循环时，背后最根本的基础设施就是两种货币，港币和人民币。这两个内外循环就像两个不同的生态体系，一是“海水”的，我们通常讲海外，港币实际是个“海水”的生态环境；二是人民币，我把它叫做“河水”生态环境。这两个生态环境中间是要有衔接的，这个衔接实际一直都在发生。不论是央企国企，还是民营企业，很多成功的企业都在香港设有所谓中资机构，我们很熟悉的内地运作的企业在香港也上市，这两个体系之间的衔接是历史上已经有的。后面我会把它叫做“双总部”，也就是说在香港的中资机构在内地已经有了总部，到香港又设立一个总部。

    这两个总部因为注册地点不一样，注册地点的货币也不一样，以这个货币签的合同是两个生态系统的合约关系，他们的纠纷解决都是在不同系统里。中国一国两制制度的多样化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而若想充分发挥这个机会，非常关键的是两个系统相连接的地方，即深港（深圳河地带），甚至整个大湾区都可以理解为是中国内外循环的衔接带。更技术的角度来看，实际就是人民币的在岸内循环和港币离岸外循环相互连接的地方，有很多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新的管道式连通方法实际都是把这两个体系互联互通。

（一）香港是中国内外循环的“超级联系人”纽带

    香港是中国内外循环的“超级联系人”，是枢纽。最突出的是FDI外商投资流量60%-70%都是通过香港进入内地的，中概股回流也是回到香港。实际香港“超级联系人”作用在目前地缘政治情况下和中国金融开放条件下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也就是说香港像块吸铁石，因为它简单的税收、普通法和国际化、市场化，生活方式、营商环境，很容易和全球各种经济体合作，相互贸易投资。这个“吸铁石”就对中国外循环将来的稳定非常重要，但它的“吸力”是来自于内地经济规模和竞争力，需要通过大湾区把香港的优势发挥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把香港作为外循环的一个锚，海南自由港、自贸区这些地方与香港外循环更接近，因为它主要是做一些跨境服务和离岸服务。我们非常需要有类似香港这样的生态体系来吸引海外留学生回国、海外华人和国际专家能够为我们的双循环做一些贡献。

（二）“一国两制”确保香港特区有一个完整的与内地不同的经济制度体系

    一国两制确保了香港特区有完整的，而且与内地不同的经济制度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多样化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香港有完整的离岸金融市场和离岸金融产品，各种相关服务的生态体系，供应链、银行、股票市场、会计、法律。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是，近期香港和新加坡竞争当中，是不是新加坡要赶上香港了，有很多短期的热钱流向了新加坡。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非常系统地回应了这个担忧，实际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在资产规模和交易量方面远远超过新加坡。港股超过42万亿港币，分别比新加坡高出7倍；有些上市公司是内地的大企业，因为背靠内地，香港金融市场规模是非常庞大的。

    香港金融发展局主任李律仁大律师最近也提到，香港明年就有望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所以，香港作为离岸中心的地位是非常稳固的。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背靠内地。

（三）香港及港币体系对企业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至关重要

    香港这个体系对中国未来25年的发展非常重要，因为过去25年或过去40年，中国主要的发展是工业化，制造业起来了。制造业相对比较简单，有个保税区、三来一补，前店后厂，中国很容易完成这个过程，成为全世界最大制造业的节点。未来我们最大的挑战是在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

    新兴产业不仅包括绿色发展，也包括共同富裕这些软性的产业。在这些方面，香港也还会继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些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风险非常高，不确定性非常强。所以，它就需要系统地处理这些风险，管理这些风险，最重要的是能吸收这些风险。

    香港的体制最强的就是这项，香港最强的是他的股票市场——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就是用来吸收风险的。为什么股票市场重要呢？因为买股票的股民通常都是拿自己的一部分收入和资产来做投资的，他们的股票投资损失以后也是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如果他不卖掉，过一段时间股票又可能涨回来。当然，前提条件是股票市场要有一些蓝筹股，这些蓝筹股像美国的道琼斯指数、S&P500这些蓝筹股指数里面的表现不好的企业经常会换掉，只要你买了指数，长期看总是市场上最好的企业。所以，美国股民买这些基金从历史上来看还是会赚钱的。这是资本市场非常重要的功能，香港在股票发行功能方面发挥得非常好。

    除了资本市场，香港还有国际化的生活方式和营商环境。香港实行的是一国两制，其中资本主义制度，包括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以及市场化营商环境和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制度生态体系。很多留学生首先回到香港，然后再回到内地。香港是亿万富翁最密集的城市，因为企业家很喜欢香港，其一是国际化生活方式、市场化营商环境；其二是香港背靠内地，有很好的投资机会，这两个优势相结合，香港的重要性就看得出来了。

（四）跨双循环的衔接与联通是一个系统性挑战

    香港的优势必须和内地的优势相互融合。香港和内地是两个不一样的系统。比如通关，香港早就和全球通关，内地刚刚开始。还有数据的监管，香港的隐私保护和内地的隐私保护有很大差距。再就是企业的跨境运作，香港的中资机构和内地的企业面对的监管环境不一样。另外，香港没有外汇管制，内地还有外汇管制，而且不太容易短期内完全开放。这些差别其实都是同样的问题，即两个不同体系无法简单对接或一体化，我们需要的是把两个不同的制度体系通过特殊的制度安排衔接好。如果不衔接好，深港两地都会出现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对香港来讲，最大的问题是因为制度性障碍而失去了利用内地的腹地的机会，香港是对全球开放的，但对内地并不是完全开放的。香港和纽约的曼哈顿不一样，在曼哈顿岛上班的人可以到周边城市居住，每天通勤去曼哈顿岛上班。但在香港目前还不能住在大湾区，每天通勤到香港岛上班。虽然深港之间只隔着50米的深圳河，但搞经济地理的学者计算，实际有效距离相当于500公里，因为有很多制度的障碍。因为这个障碍，香港就出现了产业空心化、楼价贵、住房短缺、收入两极分化、人口规模增长也非常慢。我30年前去香港时，大概有600多万人口，现在也就700多万。同期，深圳就完全不一样了，从一个渔村成长为有两千多万人口的超级大都会。香港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和深港两个不同的体系没有很好衔接是有关的。

    深圳是属于内循环，再怎么努力开放也很难超过香港。因为金融开放是个系统性的问题，深圳一开放全国都开放了，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更好衔接双循环,目的是让生产要素跨境跨系统畅通，但又不会影响双循环双体系各自的正常运行。深港之间及大湾区城市之间如何在双体系双循环背景下深度合作？

（五）创立深港深度合作经济特区的制度创新

1.设立“香港实体片区”

    深港之间需要有一个能够深度合作的经济特区作为双循环衔接的平台。原来深圳就是一个经济特区，我想强调的是，这个经济特区不是行政区，经济监管方面需要采取一些特殊政策，方便企业能够跨境进行合作，跨境配置资源，但行政及地方政府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方面可以维持各自的体现。我在这里提出一个制度创新的建议，即两地合作成立一个“深港深度合作经济特区”。例如在香港北部都会区深圳河以南可以考虑划出一块还没有开发的土地作为“香港实体片区”。香港前特首林郑月娥首先提出来发展北部都会区，新任特首李家超也特别支持发展北部都会区。北部都会区有300平方公里，占香港陆地面积三分之一，但很多地方是还没有开发的，非常适合设立一个新的经济特区来加速及高质量高标准开发。具体需要怎么划，可以再深入讨论。如果在香港北部都会区设一个二线，二线和一线（也就是深圳河）之间就可以简历一个理想的在香港行政区内的经济特区，可以考虑采取特殊的对内地开放的经济政策，这有点像当年内地把深圳作为内地的经济特区对外开放。

2.设立“深圳虚拟片区”

    香港需要对内地开放，因为它对全球已经开放了。深港之间现有的边界（一线）沿着深圳河有好几个关口。如果在北部都会区设二线，一线就可以适当放宽，形成一个深港之间的衔接带，方便深度合作。在香港方面，设立二线技术上是有可能的，但需要解放思想，也需要制度上的创新与突破。深圳方面，因为土地已经高度开发了，没有空地。所以，深港深度合作在空间方面，深圳只能采取贡献一些虚拟片区的办法。虚拟的意思是指：在这个片区里，香港的企业可以落地运作，设办公室，从行业监管角度等同于在香港运作，企业可以按照香港的法律与监管条例运行。但当地的基础设施、治安、环保这些事务还是由深圳来管，相当于香港的“制度气泡”延伸并嵌入了深圳行政区内。比如香港注册的银行可以在深圳前海设离岸业务分行，用的是港币，主要为海外人士服务，归香港金管局监管。当然这些离岸企业需要租深圳的办公楼，也可以雇一些内地的员工，与其香港员工配合。这就是“双总部”的概念，即香港注册企业可以在深圳设第二总部。这个安排对企业很重要，也可操作，方便企业跨深港两地来配置要素资源。这两个总部的税收、GDP、人才和其它业绩应该由两地共享，这样就可以使得两地政府有积极性去深度合作。目前深港两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积极性都很高，但实际是地方之间过度竞争。

3.企业跨双循环设立双总部机制   

    作为对等，内地的企业应该也可以到香港北部都会区“经济特区”内设一些代表处或第二总部，相当于在香港有办公室，其实就是让内地注册的市场主体可以在香港有一个延伸点，类似国与国之间有大使馆或领事馆，让内地企业在具备外循环环境的香港有一个实体立足点，方便它们走出去到东盟、“一带一路”、欧洲等国家做对外贸易和投资。这些双总部企业的税收、GDP、人才等也应该由两地政府共享。这些企业的行业监管应该归内地监管部门负债，但两地合作的经济特区可以设立一个管理委员会，协调两地合作事宜，包括颁布新的经济特区法律以及利用数字技术实行比较精准化的基于市场主体的监管。

    我这里对跨双循环设立双总部的机制有个大致的描述。原则上在注册地设第一总部，跨境设第二营运总部（也可以看着是一个办事处）。不需要两地政府共同去管，要明确分工，因为共同管是很难管的。而分管就比较容易，因为现在的监管基本都数字化了，监管就是企业报数据给监管部门。这样离岸的企业归香港管，在岸的企业归内地管，两地政府有分工也有协调与合作，企业第二总部在当地可以有备案，但监管还是由注册地监管部门负责。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通过两地合作经济特区管委会一起商量，最重要的是可以安排两地利益共享，即两地可以共享税收、GDP和人才，避免现在存在的过度竞争。这些都需要两地与中央一起探索，并通过立法实现制度创新。这些制度创新（双总部场景）按照传统的属地原则（以行政区为基础来监管）是无法想象的。所以需要解放思想，把传统按照属地、行政区划来进行监管分工的传统模式转变到在数字化趋势下按照市场主体来进行个性化精准监管的新思路。我认为这个新思路是未来趋势，数字化趋势就是可以实现个性化精准监管与个性化服务。

    在精准监管中，最重要的突破是如何衔接两个不同体系中有矛盾的地方。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多在港中资机构，也就是双总部机制（一个在内地，另一个在香港），但两个总部之间资金不能畅通，人员也不能共享，还有很多的矛盾，因为它跨两个不同的监管体系。我们需要做的是，从中央层面给深港深度合作的经济特区赋予一些特许政策，让一些跨两个系统运营的企业可以突破目前外汇管制等制度上的约束，目的是在企业这个层次能够更好地配置生产要素，使得这些生产要素包括人才、资金、信息能够畅通。

    在我们目前体制下，生产要素跨双循环流通非常难，需要有试点。我建议采取“白名单”制度，每个行业选几个企业先做试点，这样就没有太大的系统性风险。让这些企业秉持诚信的态度，将特许政策实实在在地用于提高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力，而不是为了炒作或洗钱。这种特许的方式实际是金融领域一般性的监管方式，因为金融领域的产品与机构都是要有牌照的。为什么要给牌照？因为金融有垄断性及系统性风险，一定要有监管的。

4.深港深度合作经济特区与企业跨境双总部机制的战略意义

    这个“双总部”的概念如果能落地，它对于我们金融开放，对双循环衔接会有巨大的正面影响。香港作为国家外循环平台，实际上需要 “扩容”，因为香港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可用的土地空间，导致房子太贵，无法发展产业。按双总部与经济特区的思路，香港就不缺地，企业可以在香港设第一总部，在深圳或大湾区设第二总部，行业监管归香港，税收和内地共享。这个好处是，将深港比较优势都用上。之前的港资企业到内地是按照人民币在当地注册，被内地监管机构监管，它就变成内地的企业而失去了香港制度优势，这对竞争力影响非常大。

    通过“双总部”实际上就让香港“扩容”了。但也可以迅速提升深圳与大湾区内地城市国际化水平、营商环境和国际竞争力。因为在双总部机制下，在深圳就有两套体系了，既有深圳大环境又有香港要素，因为在深圳将有很多香港企业的第二总部，完全按照香港的游戏规则来运作的。这对深圳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吸引力，深圳和大湾区已经和正在建设的那么多办公楼就会过剩，本地就业也会有问题。通过这种制度创新，可以颠覆性地破解深港合作的困局，把两地由竞争关系变成了相互之间是股东的关系，使得两地可以进行深度合作，捆绑式互补，多赢发展。

    这将营造一个崭新的制度生态环境：内外循环衔接带。这个衔接带为什么有吸引力呢？它实际把深港两地的优势整合了，既可以用香港的制度化、国际化的制度，又可以用深圳和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地理空间、产业空间和市场腹地，这对我们吸引全球的跨国企业扎根中国，落地大湾区，在双循环的衔接带落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货币是监管的媒介

    双总部最主要的是用香港的体制来做大我们的“外循环”。香港最重要的是它的货币。我们在学货币理论时，认为货币主要有三个功能：一是计价单位，二是交易媒介，三是财富储藏手段。实际还有一个功能非常重要：货币是监管的媒介。从美国的“长臂管辖”及美元霸权可以看到，只要用美元，美国就会监管。作为监管的媒体，与货币相关的监管体系非常重要。人民币当然是我们的货币，是归我们监管的。所以，我们在国内，外资企业只是外资，外资企业还是在中国以人民币注册的企业，被中国监管机构监管。

    我们是一国两制，港币也是中国的货币，相当于我们一个国家有两种货币。港币作为监管的媒介，它是香港也是我们国家外循环平台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无价、无形、不可替代的软资产和软实力。为什么呢？因为港币体系非常完整，它有贸易融资、银行、债券、股票、保险、基金、房地产，什么都有。所以，港币的金融产品就和我们说的离岸人民币不一样，离岸人民币只是一个过渡形态，没有太多可投资可做风险管理的产品，但是港币什么产品都有。

（二）外贸流失的资本通常会通过“迂回外商直接投资round-trip FDI”经香港回流中国内地

    最近很多人担心资产离开香港了。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20多年前我写了一篇关于迂回外商直接投资（Round Trip FDI）的文章，引用率非常高。如果看我们的外汇储备，人民银行的外汇储备非常稳定，但按照我们贸易及经常项剩余数据看，潜在外汇储备实际上在不断增加的，只是都藏在民间了。实际上所谓流失的一些资金，变成境外资产后，往往都会通过香港以迂回外商直接投资形式又回到内地。道理是，我们很多企业家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想离岸留一些资产，这个通过外贸是很容易实现的，往往在进出口和投资过程中或者境外上市时，报价高一点或低一点，就可以将部分资金留在海外。这是一直都存在的一个现象。但这些钱留在海外，最后还是要在实体经济赚钱的，而实际上长期看中国才是最赚钱的地方，这些外流资金到了海外以后又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形式回到内地了。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前景好，这些钱都会回来。所以，对外循环我们要有自信心，内循环做好了，这些钱都会回来，不用担心。

    为什么不用担心？因为由于地缘政治因素，中国的个人和企业把钱放在海外是不太安全的，而放在香港最安全。所以，我们要把香港做大，要在香港留很多离岸资产，这些离岸资产越多，中国的金融风险其实越低，而这些离岸资产随时可以转成美元、欧元、英镑，对我们所谓的对外贸易与投资也是非常重要的，流动性非常强，而且是全球定价。所以，香港是中国家庭与企业存放离岸资产最佳的地方与平台。

（三）数字金融双循环：港币体系作为国家外循环平台的战略意义

    我们金融开放非常重要的就是利用香港这个外循环平台。港币和人民币现在都开始了数字化进程，如果在大湾区港币和人民币能够相互配合互补，香港和整个大湾区可以打造全球最兼容的国际金融基础设施。为什么呢？因为在大湾区，要想进外循环就可以用港币，要想进内循环就用人民币，在大湾区把港币变成人民币，人民币变成港币应该可以做到非常方便的程度。在过去历史就曾经非常方便，但是过去有很多都是通过地下，因为那时候数字监管技术还不是很发达。现在“地下钱庄”已经很难生存，因为金融都已经数字化了，监管可以很精准有效。我们需要有更包容的、可以将两个货币体系衔接得更好的系统来不断改进“双循环”衔接效率与质量。

（四）进一步讨论

    谈到港币的未来，这个话题有点超前。我们想象一下，港币如果和人民币挂钩，港币就变成彻头彻尾的离岸人民币。当然，我们现在没必要这么改，但在中美激烈冲突时，哪一天我们可能不得不这么做。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把港币变成离岸人民币也不是太差的选择，只要我们自己有底气，能够搞好自己的经济，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港币与人民币挂钩也是可以接受一种选择。当然，我之前也一直建议港币要做好与IMF SDR一揽子货币挂钩的预案，因为我认为，那是最理想的。中美需要合作，也需要让美元霸权面临一些约束，未来如果可以推行SDR一揽子货币，也可以给美国减少一些负担，因为美元现在作为全球的主要储备货币，必须维持经常项的逆差，这对美国长期发展来讲也是很危险的。

    香港如果可以把港币和一揽子货币挂钩，实际它就成为市场化的超主权离岸数字货币体系的一部分了，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我们要认识到，因为有香港，中国的金融开放水平是非常高的。香港金管局的金融资产占到中国人民银行资产接近10%，占到美联储资产的6.7%，因为香港的GDP占内地GDP只是2.5%，但它主要是金融中心，所以它的金融资产非常庞大。如果按照内地来算，内地外资银行资产只占到内地所有银行资产的2%，那就很低，但把香港加进去，香港就是个庞然大物，中国的金融开放水平就非常高了。

    香港不用担心美国对我们的压力，香港的金融体系最重要的是它的监管体系，监管体系里最重要的是它没有外汇管制，完全开放，完全市场化、国际化。这导致的结果是，香港的银行体系里存款非常多元化，人民币占到7.5%，港币占不到50%，因为51.2%的存款是外币。香港的存款是按照市场与客户的需求来形成的。不管港币和英镑挂钩、和美元挂钩，还是和人民币挂钩，它整个金融体系的运作是按照市场化原则来进行的，存款结构当然是其中最重要的特点。所以，我们不用太担心港币具体与哪个货币挂钩，港币与美元挂钩可能心理上的影响很大，但最重要的影响是香港的货币政策，港币和美元挂钩的直接后果是香港的利率与美元利率保持一致，香港的货币政策就是用美国的货币政策，如果和英国挂钩就是用英国的货币政策，和人民币挂钩就是采取人民币货币政策。这不是特别重要，因为汇率和利率只是货币的定价，在香港所有的商品与服务价格都是很灵活的由市场决定，货币定价确定后，其他价格是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做调整的。

    我们过去的金融开放因为有了香港非常成功，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而且要更重视香港作为外循环平台，想办法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巩固就一定要把双循环衔接做好，要用好香港的港币金融体系，应该把港币作为我们外循环活动的主要货币。在我们的自贸区、海南自由港和衔接带充分使用港币的风险非常低。只要我们能够掌控货币作为监管媒介的重要功能，我们就不会有太大的被美元霸权影响的风险。

    香港有非常完整的监管体系，这个监管体系是以港币为基础的。前段时间，港版国家安全法通过以后，香港法律体制的漏洞就堵住了，现在可以更大胆地用港币这么一个世界领先的离岸金融监管体系，通过这个金融监管体系，确保我们和全球经济衔接得更好。我们的“一带一路”、RCEP，和俄罗斯及中东的关系、与全球各个地方的合作用港币体系会非常方便，多用港币少用美元对我们更安全，对美国也有一定的威慑和约束作用。

    港币虽然和美元挂钩，但用港币实际和用美元是不一样的，港币背后的实体资产主要是在香港、大湾区或内地。我们不能把港币看作是美元。在香港港币资产说起来是和美元挂钩的，但它的资产价值实际是由中国内地经济发展质量和增长速度决定的。最近，中国内地虽然经济增长放缓，但我们的通胀率很低，而且我们在宏观政策放宽之后有很大的增长潜力。所以，人民币未来的购买力实际是会不断升值的。

    港币资产就是香港所有的资产，当然是以港币来计价，这个资产是和内地经济发展高度相关的。从本质来看，香港本币资产背后的价值是由它背后的实体企业竞争力决定的，而它的实体都在香港和内地，而且都是与人民币的价值高度相关的。从金融开放，经济发展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更关注实体企业真正的长期的价值，而不能够过分地看短期金融市场。因为金融市场短期波动太厉害，美国一加息好像美元就升值了，实际是虚的，美元的长期购买力是在不断下降的。

    香港的资产实际就是中国的离岸资产，港币本质上就是离岸人民币，长期来看它就应该是离岸人民币。只不过因为历史的原因，港币原来是和英镑挂钩，后来英镑不稳定就改为和美元挂钩。那时候中国经济还没有开始改革开放，当然不可能和人民币挂钩。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都起来了，人民币体系就越来越稳，最近易纲行长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也强调，现在人民币体系是全球最正常最稳健的，其实是留了很多空间可以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支持实体经济。而美国过度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负债累累。加息之后，美国实际利率还是负的，中国一直没有出现负实际利率。所以，美元目前是不稳定的，而且美国的负利率从宏观政策看是强刺激，而我们人民币实际利率为正而且很高，是非常稳健的，实际没有太多刺激。所以，人民币会不断升值。我们通过香港的案例可以看得出来，中国未来的金融开放有很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