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數字經濟的宏觀意義：

（1）穩定中樞：數字經濟穩固長期增長中樞，經濟趕超的機會窗口。數字技術作為新的通用技術，正引領以智能化為主要特征的第四次產業革命，催生生產範式變革，推升全要素生產率，中國有望成為數字浪潮中的引領國家。

（2）產業躍遷：數字經濟是價值鏈“低端鎖定”破局的關鍵。 人口紅利消退，數字紅利接力，數字技術成為經濟發展新動能，必將加速全球價值鏈重構。

（3）抑製通脹：數字經濟削弱通脹壓力。 數字經濟通過賦能傳統產業，促進傳統產業尤其是服務業生產效率同步提高，緩解傳統部門相對成本的上升。

（4）提高效率：數字經濟改善投融資效率。 數字經濟有效緩解信息不對稱問題；規避代理問題；弱化區域間的物理空間距離；產生規模經濟與範圍經濟效應，正向激勵投資、緩解融資約束。

2、數字經濟產業鏈拆解：

       2020年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占GDP比重為7.8%。其中，數字產品製造業（占GDP的2.3%）、數字技術應用業（3.4%）和數字要素驅動業（1.7%）是主體。趨勢上，數字技術應用業和數字要素驅動業比重在不斷提升。數字經濟核心產業主要對應產業鏈的上中遊，下遊產業數字化以及數字化治理約占GDP比重的30%左右。具體如下：

（1）產業鏈上遊主要圍繞基礎設施等底層架構展開，依托5G基站、光纖光纜、芯片等科技板塊提供支撐基礎，關註的是處於基礎底層基建的物理層。2020年，數字基建產業增加值約占GDP比重2.23%。

（2）產業鏈中遊數字產業化圍繞數字技術落地，包括大數據技術、以數據挖掘為主的數據中心、以軟件開發為主的集成技術以及互聯網平臺等。計算機製造（2020年占GDP比重1.6%）、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1.7%）為核心產業。

（3）產業鏈下遊的產業數字化和數字化治理是產業鏈的核心環節，主要體現在數字化賦能傳統產業帶來的產出增加與數字化治理完善實現的效率提升。

3、回顧過往科技革命，在“新技術模式-工業技術創新-工業生產從數量向質量轉變-激發新基礎設施需求-整體生產效率提高”的演進路徑下，先發國實現經濟跨越的關鍵在於抓住技術革命中新的主導部門變革帶來產業轉型升級的機會，形成要素稟賦比較優勢。由此，面對新一輪技術革命，技術和要素仍是核心，良好的基礎設施是重要基礎。在數字基建，數字要素、信創等方面將有更多投資機會湧現。

4、風險提示：政策力度不及預期，市場情緒風險，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估算方法的局限性可能帶來數據誤差。

       隨著信息技術的蓬勃發展以及經濟運行方式不斷融合，數字經濟憑借其速度高、覆蓋廣、影響深的優勢，已然成為高質量發展“新引擎”，為各國提供新機遇。根據國務院在《“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中的表述，數字經濟是以數據資源為關鍵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為主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融合應用、全要素數字化轉型為重要推動力，促進公平與效率更加統一的新經濟形態。

       數字技術革命將催生生產範式變革，推升全要素生產率，穩固長期增長中樞。回顧18世紀以來的三次工業革命，革命不是簡單的工業化，通常遵循“新技術模式-工業技術創新-工業生產從數量向質量轉變-激發新基礎設施需求-整體生產效率提高”的演進路徑，技術進步是影響經濟增長路徑的核心因素。也就是說，技術革新會引致生產資料以及生產關系的變革，提高整個生產系統的潛在生產率，帶來爆發性增長和結構性變革。數字技術作為新的通用技術，正引領以智能化為主要特征的第四次產業革命，中國有望成為數字浪潮中的數字經濟引領國家。

       根據不同時期出現的新型經濟業態，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歷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信息經濟、互聯網經濟、數字經濟。數字經濟從數字技術向數字產業的過渡，逐步形成數字化經濟活動。在數字經濟演進過程中，國家政策頻發，行業規劃引領，“多措並舉”部署數字經濟發展。2018年8月，《數字經濟發展戰略綱要》的發布標誌著首個國家層面的數字經濟整體戰略落地；2022年1月，頂層設計方案《“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為數字經濟的發展確立指導思想，明確了發展目標和重點任務;2023年2月，《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進一步明確建設目標，構建了數字中國建設的“2522”整體框架。2023年3月，主管部門國家數據局正式成立，協調推進數據基礎製度建設，統籌數據資源整合共享和開發利用，推進數字中國、數字經濟等建設工作，實現了統一規劃和統一部署。

       數字經濟是經濟發展的穩定器和加速器。根據2020年投入產出表數據測算，數字經濟核心製造業後向關聯度高於平均水平（153個行業後向關聯平均值為2.7），對總需求具有較強拉動作用。其中，計算機後向關聯度為4.1，遠大於房地產（1.7），這表示計算機行業每增加1單位最終需求，將帶動自身及其他行業產品需求增加4.1個單位。相比之下，數字經濟核心服務業的後向關聯度偏低，低於平均水平。

       目前，中國數字經濟維持高增長態勢。根據信息通信研究院測算，中國2021年數字經濟規模達45.5萬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6.2%，高於同期GDP名義增速2.6個百分點，數字經濟占GDP比重也由2015年的27%提升至39.8%。狹義信息產業高速發展，信息通信業、互聯網和相關服務業作為數字時代的技術設施和數字經濟的重要引擎，不斷更新完善，2023年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服務業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同比增長15.7%，高於同期製造業投資（8.1%）。

       數字經濟是典型的“融合型經濟”，以融合發展為契機對實體經濟產生支撐和引領作用。數字經濟產業滲透不斷提速，2020年三大產業數字經濟規模滲透率分別為8.9%、21%和40.7%，其中第一產業數字經濟滲透率不足10%，未來仍有較大的滲透空間；第三產業滲透率從2018年的35.9%大幅提升至2020年的40.7%，滲透成效較為顯著，逐漸成為數字經濟賦能的主要方向。

       數字技術成為經濟發展新動能的同時，必將加速全球價值鏈重構。根據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國家間要素稟賦差異與規模經濟比較優勢是決定國際生產分工的直接誘因。各國憑借不同比較優勢融入到生產工序的不同環節並通過中間品相互連通，形成現有“工序貿易”結構。其中，研發（創新能力）和銷售（品牌效應）處於價值鏈較高位置；而生產和組裝環節附加值較低，處於價值鏈低端，由此形成全球價值鏈微笑曲線。在數字技術不斷賦能的背景下，數字要素參與生產，優化生產要素配置，勢必影響增加值分配。

       人口紅利消退，數字紅利接力。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憑借勞動力稟賦優勢實現“經濟增長奇跡”，但也陷入價值鏈“低端鎖定”困局。根據2020年投入產出表數據測算，高端技術製造業出口附加值率低於中低端技術製造業。換句話說，高端技術製造技術含量雖高，但出口附加值率偏低。究其原因，高端技術製造業中進口中間品比重偏大，部分領域尚未實現科技自主，未能參與設計、研發環節，附加值偏低。由此，隨著數字科技自主與國產替代，附加值率將逐步提高，助推製造業高質量發展。

       對於產品和服務市場，數字經濟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抑製通脹。其一，“鮑莫爾”效應影響著宏觀經濟下的通脹，該效應具體表現為進步部門的生產率相對快速增長導致傳統部門出現相對成本的不斷上升，從而產生巨大的通脹壓力。而數字經濟通過賦能傳統產業，促進傳統產業尤其是服務業生產效率同步提高，由此削弱了鮑莫爾效應帶來的通脹壓力。其二，宏觀經濟理論中的“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表明經濟增長率越高，工資實際增長率也越高，實際匯率相應也上升越快，另一方通過技術進步來吸收勞動力成本上漲的能力較差，只能通過漲價來保證自己的持續經營，導致另一方物價的擡升。而數字經濟帶來了更低的復製成本，意味著更低的邊際成本和更大的生產能力，從貨幣數量論的視角上看，更低的運輸成本、追蹤成本和核查成本，為服務貿易和產業轉移的發展創造了條件，進一步抑製了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對通脹的影響。其三，數字經濟重構了勞資關系，可能會削弱工資-價格螺旋的效力，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抑製通脹。

       對於資產市場，數字經濟或間接推高長期通脹。數字經濟的發展帶動了無形資本的崛起，從而擺脫其對有形資本的依賴，數字經濟的發展有可能刺激資產價格的上漲，從而通過資產價格進一步傳導至產品和服務價格，其對現有金融體系的挑戰可能會通過低利率、高房價的結果對長期通脹帶來負面影響。

       數字經濟對投資具有正向激勵的作用。數字經濟的發展可突破地理條件限製，緩解信息不對稱問題，有效規避代理問題，通過增加投資機會，推動信息要素快速流動，中長期形成規模經濟與範圍經濟，與實體經濟逐漸融合。

       其一，數字經濟能夠有效緩解交易主體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信息不對稱的存在，使市場主體無法準確把握市場動向和投資機會，投資決策受到非真實消息誤導，因而容易做出不合理的投資決策，擴大非效率投資水平。而數字經濟的發展使得市場信息流轉更加快捷和高效，主體搜尋信息的成本不斷下降，降低與市場間的信息不對稱水平，幫助合理配置資金，實現價值最大化。

       其二，數字經濟有效規避代理問題。代理理論認為，當經理人和所有者的利益出現不一致甚至發生沖突時，極有可能產生代理問題，此時同樣會影響市場主體的投資效率。數字經濟的發展能夠完善治理，增加管理透明度，緩解面臨的代理問題。利用大數據技術對生產經營全過程進行分析與監控，抑製自利動機驅使下管理層的非理性決策行為，提高投資決策的有效性。

       其三，數字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更多的投資機會。新經濟地理學理論認為，地理距離的增加會提高交通運輸成本，加劇市場分割。而數字經濟能夠弱化區域間的物理空間距離，降低交通運輸成本，消減市場分割的不利影響，促進異地投資。此外，數字技術賦能產業，產生新的商業價值，無人駕駛技術帶來智能汽車投資熱，“新零售”倒逼傳統商超進行數字化轉型等均展現了數字經濟為實體投資提供了豐富的嶄新機會。

       其四，數字經濟具有規模經濟與範圍經濟特征，根據梅特卡夫法則，數字經濟可以通過擴大網絡用戶規模提高平均利潤進而實現規模經濟，而龐大的用戶規模能夠使企業通過增加銷售品種形成“長尾理論”進而實現範圍經濟。在數字經濟發展中後期，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逐漸融合，相互促進，數字經濟的數據積累過程完成，規模經濟與範圍經濟效應逐漸凸顯，數字經濟對實體投資效率的促進作用日益顯現。

       數字經濟的發展有助於緩解內源和外源融資約束。一方面，針對於外源融資，信息不對稱引致的市場不完備是融資約束的重要原因。依托大數據、雲計算等數字技術，投資方能夠從多種渠道獲取除財務信息之外的其他“軟”信息，降低投融資雙方信息不對稱。同時，優化營商環境，豐富融資渠道，從而進一步緩解融資約束；另一方面，針對於內源融資，微觀主體應用數字技術對內部管理系統的改革，能夠打破原有“信息壁壘”，提高內部運轉效率和資金利用效率，以此進一步緩解內源融資約束。

       數字經濟通過供需雙線支持社融信貸發展。從供給端看，數字經濟帶來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優勢，降低了風控和交易成本，數字經濟的技術溢出效應同時也促進了新興金融科技與傳統信貸機構的融合，拓展了金融服務的觸達能力，具有更強的地理穿透性和低成本優勢。從需求端看，數字經濟憑借其覆蓋面廣、使用便捷、嵌入消費場景豐富等優勢，促使微觀主體增加信貸需求。綜合供需兩方面，數字經濟對信貸的積極作用不容忽視。

       數字經濟的定義以及涵蓋範疇並沒有統一的界定，因而我們從數字經濟“四化”、行業關聯以及核心產業三個視角對數字經濟產業鏈的總體特征和趨勢進行分析。

       從數字經濟“四化”視角看，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為核心項，2021年分別占GDP的32.5%和7.3%。數字經濟包括四大部分：一是數據價值化，包括數據采集、標準、確權、存儲、定價、流通、分析和應用等模塊；二是數字產業化，是數字技術發展創新衍生的相關行業，狹義範疇為ICT行業；三是產業數字化，是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融合，即是對產業鏈上下遊全要素數字化升級、轉型和再造的過程；四是數字化治理，是新型城市管理方式，在智慧城市、數字政府方面廣泛應用。

       從行業關聯視角看，數字經濟“發端”於服務業，“落腳”於製造業。其一，根據2020年投入產出表計算的完全消耗系數，數字經濟活動對服務業的需求量較大，如商務服務、房地產、貨幣金融、電力、熱力供應。從發展歷程看，數字經濟最早從服務業發展起來，電子商務迅速發展帶動互聯網消費、網絡支付等發展，服務業滲透率高（如圖9所示）。其二，根據數字經濟核心產業的完全分配系數，技術密集型製造業對數字經濟的依賴更強，其中儀器儀表對數字經濟的依賴近50%，此外技術服務也受數字經濟影響。歸根結底，數字經濟的核心是數字技術，即通過技術發展為傳統產業鏈賦能。

       從數字經濟核心產業角度看，數字技術應用業和數字要素驅動規模持續增長。根據國家統計局數字經濟行業分類標準，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包括數字要素驅動業、數字產品製造業、數字技術應用業以及數字產品服務業，主要涵蓋數字產業化，與數字產業化對應數字經濟產業鏈中的上遊和中遊。2020年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占GDP比重為7.84%。進一步地，我們參考鮮祖德和王天琪（2022）的測算方法，對各分項增加值占GDP比重進行估算。結構上，數字產品製造業、數字技術應用業和數字要素驅動業是數字經濟核心產業主體產業。從趨勢上看，數字技術應用業和數字要素驅動業在數字經濟中的比重不斷提高，數字產品製造業占比逐漸降低，數字產品服務業比重相對穩定。具體地，計算機製造（占GDP比重1.6%）、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1.7%）、電信、廣播電視和衛星傳播服務（1.1%）為主要貢獻項。

       2021年國務院發布的《“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提出，2025年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將由7.8%提升至10%，數字技術應用業和數字要素驅動業占比將進一步提升。

       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築基，為數據采集提供支撐。產業鏈上遊主要圍繞基礎設施等底層架構展開，依托5G基站、光纖光纜、PCB、光模塊等科技板塊，涵蓋芯片、電池等基礎組件；無線設備、傳輸設備等通信設備；傳感器等核心組件以及數據源和底層架構等要素。2020年，數字基建產業增加值約占GDP比重2.23%。

       數字經濟中遊技術層挖掘，圍繞數字產業化縱深發展。產業鏈中遊數字產業化圍繞數字技術落地，包括以雲計算為主的大數據技術、以數據挖掘為主的數據處理技術、以軟件開發為主的集成技術以及互聯網平臺等，推動電子信息製造業、電信業、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互聯網等信息通信產業高速發展。

       從細分領域看，半導體是數字產業化實現的關鍵。依托半導體技術的集成電路是信息產業的基礎，並逐漸成為衡量綜合競爭力的重要標誌和經濟“晴雨表”，其使得數據要素以微觀智能的形態進行投入，實現數字化產出。近年來，我國半導體市場發展迅速，單月銷售額已突破500億美元，基於半導體技術的集成電路發展態勢良好，2015-2021年，我國集成電路產量逐年增加，2021年產量創下新高，達到3594.3億塊。

       數據中心、雲計算在數據存儲與數據流通環節中發揮重要作用，實現數字化存儲與傳輸。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快速發展，信息技術與數據要素加速融合，數據中心作為信息系統運行的物理載體，為數據要素提供存儲服務，已成為數字經濟中不可或缺的關鍵基礎設施。近年我國數據中心市場收入持續提高，已突破1500億大關，數據中心有望在“東數西算”、“企業上雲”等政策的持續推進下，迎來新一輪景氣周期的拐點。此外，雲計算發展也已度過萌芽期，整體雲化趨勢有機會進一步加強。

       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是實現數據要素分析處理的關鍵環節，構成數字產業化的重要一環。在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大背景下，人工智能與數據分析深度融合，釋放數字化疊加倍增效應，近年來我國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的快速發展推動數據規模不斷提升。據工信部測算，我國人工智能核心產業規模已超過4000億元，企業數量超過3000家，智能芯片、終端、機器人等標誌性產品的創新能力持續增強。據《中國大數據產業發展白皮書》顯示，2020年中國大數據產業規模達6388億元，同比增長18.6%，預計2023年產業規模將超過10000億元。

       數字經濟下遊應用層拓展，產業數字化賦能創新融合。產業鏈下遊的產業數字化和數字化治理是產業鏈的核心環節，主要體現在數字化賦能傳統產業帶來的產出增加與數字化治理完善實現的效率提升。其一，工業數字化方面，通過工業互聯網和數字化轉型推動工業各環節的數字化應用，創新融合個性定製、柔性製造等新模式，具體包括車聯網、工業互聯網等新產業；其二，農業數字化方面，將數字化融入農業生產經營和管理服務全過程，具體表現為通過數字化改造實現智能農業和農業電商發展；其三，數字化治理方面，基於需求出發點，通過數字化賦能培育新增長點，具體包括數字政府、智慧城市、平臺經濟、數字貨幣等新模式新業態。

       從細分領域看，其一，農業數字化全面推進。農業信息化數字鄉村建設助力農業發展。據統計，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超過72%，農機應用北鬥終端超過60萬臺套 ，灌溉、育種、施肥等農業過程均融入數字技術，大幅提高農業信息化支持下的農業生產效率。根據《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全國部署了117個數字鄉村試點，建設9個農業物聯網示範省、100個數字農業試點項目，數字農業建設深入推進。此外，數字資源利用其智能化特點，打通了城鄉物流“最後一公裏”，農產品通過線上直播、新媒體平臺等渠道將各類優質產品輸送入產業鏈、供應鏈，多渠道助力鄉村振興縱深推進。

       其二，工業數字化加速提效。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生產設備數字化率達49.4%，數字化程度不斷加深，信息產業數字化發展持續推進。其中，工業互聯網作為數字化核心關鍵，通過“降成本-提效率-優結構”的路徑提高生產能力，其產業增加值規模逐年上升，預計超過4.45億元，其占GDP比重也從2017年的2.83%穩步提升，現已超過3.5%的水平。

       其三，數字政府建設周期開啟。數字政務高效協同，數據信息與系統網絡互聯互通。在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建設的基礎上，逐步形成覆蓋國務院部門、31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數據共享交換體系。從2018年6月到2021年12月，我國互聯網政務服務用戶規模從4.7億增長近一倍到9.2億，占整體網民的比例由58.63%提升至89.24%，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實名用戶超過10億人。在線政務服務水平不斷提高，數字化逐步成為構建數字治理新格局、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抓手。

       從數字經濟指數（申萬二級）構成看，前五大權重行業依次是半導體（29%）、軟件開發（16%）、消費電子（10%）、光學光電子、IT服務和通信服務（均為6%），合計權重約73%，中上遊相關行業占主要比重。半導體、軟件開發、消費電子的成分個數居前列，分別為15個、8個、5個，通信服務（23341億元）和半導體（13444億元）的總市值明顯高於其他行業，中上遊行業仍為重要機會點，下遊數字化應用類行業有待進一步深入發展。

       回顧過往科技革命，在“新技術模式-工業技術創新-工業生產從數量向質量轉變-激發新基礎設施需求-整體生產效率提高”的演進路徑下，先發國實現經濟跨越的關鍵在於抓住技術革命中新的主導部門變革帶來產業轉型升級的機會，搶占技術高點，形成要素稟賦比較優勢。由此，面對新一輪技術革命，技術和要素仍是核心，良好的基礎設施是重要基礎。

       作為內外兼修的數字技術創新體系，信創即信息技術應用創新，是硬件和軟件的一系列信息化創新技術，產品主要包括 IT 基礎設施產品、基礎軟件、應用軟件、信息安全產品等。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首次將“科技創新”與“自立自強”相結合，突出強調科技自立自強在國家發展中的戰略支撐作用。由內看，科技自立自強、技術不斷創新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目標的核心驅動力，核心技術的強大是現代化經濟建設的重要支撐。向外看，當前國際形勢錯綜復雜，核心技術落後和受限的問題是我國產業發展的巨大“枷鎖”，在致力於掙脫技術束縛的同時，也要統籌謀劃數字領域國際合作，建立多層面協同、多平臺支撐、多主體參與的數字領域國際交流合作體系。

       “科技強國”三次發刊，信創發展意義非凡。《求是》雜誌分別於2022年1月、5月和9月三次發表習總書記關於“數字經濟”和“科技強國”的文章或講話，持續強調科技創新的重要性，著力強化國家數字科技力量，構築自立自強的數字技術創新體系。不難看出，信創發展對於國家經濟數字化轉型、提升數字經濟產業鏈發展具有關鍵性的重要意義。阿姆達爾律闡明了計算機各部分的性能必須均衡匹配才能實現整體性能最大化，在信創領域的體現就是各部分軟硬件產品和技術能力要平衡發展。芯片、存儲、整機被視為信創產業基礎硬件的三大件，其中芯片是最為重要的“發動機”，需要完善產業鏈各環節的配套能力。

       國際環境錯綜復雜，安全保障重要性日益凸顯。近年來，美國等發達經濟體逆全球化思潮興起，美國利用長臂管轄原則，頻繁發起以限製芯片供應、禁止高科技行業投資等方式為代表的單邊製裁，促使國際局勢日益緊張；2008年微軟“黑屏”事件、2013年美國“棱鏡門”事件和2018年中興華為被製裁等一系列事件，相繼印證了我國在信息技術軟硬件基礎設施領域進行自主創新的前瞻性和重要性。在俄烏沖突中，科技巨頭采取了停止運營、切斷數字化服務、停止技術服務等不同形勢的對俄製裁，給其經濟和社會發展都造成了巨大沖擊；在數字經濟突飛猛進的時代，把握好數字要素這一“經濟武器”，充分發揮數字資源稟賦優勢，將成為高質量發展的高效助推器。

       數字互融交流合作，聯結多方共同體行穩致遠。基於數字經濟帶來的巨大潛能，加強數字經濟方面的國際合作有利於互促互進，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基於金磚國家合作機製拓展數字經濟交流渠道，將進一步帶動新科技互聯互通。隨著數字化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數字絲綢之路”也賦予“一帶一路”嶄新內涵，積極發展“絲路電商”，在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等前沿領域展開深度合作，構建開放共贏的數字領域國際合作格局。

       產業新技術經濟範式形成，數據要素促進高質量成長。在數字基礎設施發展完善的過程中，“數據”這一重要部分的核心作用不斷凸顯，已然成為與資本、勞動、技術相協同的新型生產要素。從技術經濟範式看，原先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時期的“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叠代式增加優化為“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模式，數據采集、數據確權、數據定價、數據流轉、數據分析、數據交易等過程中提升數據的外部性和價值溢出效應，數字化應用實例不斷豐富，市場適用性和相關性不斷提高，促進數字經濟產業高質量成長。

       頂層機製配套支撐，數據要素肩負重要使命。近年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數據要素相關機製和配套政策，營造良好的數據要素發展環境，聯結數據要素與要素市場化配置兩大板塊。2020年3月，國務院《關於加快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製機製的意見》首次提出培育數據要素市場；同年10月，《國務院關於數字經濟發展情況的報告》指出加快出臺數據要素基礎製度及配套政策，構建數據產權、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製度規則，統籌推進全國數據要素市場體系；2021年3月，《十四五規劃》提出建立健全數據要素市場規則；2022年12月，國務院《關於構建數據基礎製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進一步強調，建立數據產權製度，健全數據要素權益保護製度，推動數據相關權利結構性分置與有序流通。

       職能機構監督管理，數據要素市場化建設提速。2023年3月7日，國家數據局正式組建，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管理，負責協調推進數據基礎製度建設，統籌數據資源整合共享和開發利用，統籌推進數字中國、數字經濟、數字社會規劃和建設等。整合了原歸屬於網信辦和發改委的相關職能，將核心關註點聚焦於數字經濟發展，為數據要素和數字經濟的聯動發展保駕護航。

       在此基礎上，中國國家工業信息安全發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等估算了數據要素對部分行業發展的貢獻程度，得到數據要素化投入對各行業的產出彈性，結果顯示，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與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產出彈性遠高於平均水平。由此，在數據要素市場高速發展、數據要素高效流通的階段，彈性較為敏感的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與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將是關註的焦點所在。

       數字底層設施建設築基，創新整體布局優化升級。圍繞基礎設施等底層架構展開，依托5G基站、光纖光纜、芯片、PCB、光模塊等科技板塊提供支撐，網絡、寬帶、電力和基站等作為數字經濟的重要基礎設施，為數字經濟的發展提供服務器平臺、網絡接口、運營維護和安全管理等服務。今年以來，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相關政策落地，配套項目加速推進，為中長期高質量發展提供強大動力，通信、互聯網等科技相關產業已成為關註熱點。

       從基礎設施完整框架來看，產業鏈上遊關註的是處於基礎底層基建的物理層。參考國家發改委對數字基礎設施的框架，物理層、軟件層、數據層、價值層和應用層五層中，產業鏈上遊所關註的即是位於底層的5G、算力等物理層基礎設施，是最為基礎的底層建設。《中國人工智能計算力發展評估報告》指出，2022年中國智能算力規模達到268百億億次/秒(EFLOPS)，超過通用算力規模，預計未來5年的年復合增長率將達52.3%，算力規模持續擴大，為數字經濟提供底層支持。

       通信新舊動能轉換，催生創新業態落地實施。光纜長度、寬帶接入數量、移動電話和互聯網普及率作為數字基礎設施發展的首選發力點，已在不斷完善中趨於見頂，通信行業轉而關註新舊業務動能切換，運營商們基於5G發展浪潮，將原有的業務領域逐漸擴展到工業互聯網、物聯網、雲計算等方向。據國務院報告，截至2022年，我國工業企業數字化研發設計工具普及率達75.1%，比2012年提升26.3個百分點。工業互聯網直接、滲透產業增加值規模持續攀升，超3100個“5G+工業互聯網”建設項目落地實施，在新場景下催生一系列創新業態。

       互聯網拓展受眾，數字產量深度廣度並行。互聯網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關鍵在於其廣度上的用戶覆蓋增長與深度上的內容挖掘豐富，智能網聯、雲遊戲、AR/VR、5G等新興技術應用為互聯網的縱深發展提供核心動能。2022年11月，國務院在關於數字經濟發展情況的報告中提到，互聯網協議第六版（IPv6）活躍用戶數達到6.97億。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統計，截至2021年底，我國網民規模已達 10.32 億，同比新增網民4296萬，互聯網普及率達73.0%，較同比提升2.6個百分點，互聯網覆蓋人群持續擴大。

       基於發改委對“新基建”的頂層設計，信息基礎設施已取得跨越式發展和進步，高速光纖已覆蓋全國所有城市、鄉鎮以及行政村；融合基礎設施助推轉型升級的作用日益凸顯，智慧城市建設路徑清晰，信息技術積極賦能城市精細化管理；創新基礎設施有力支撐科學技術研究，在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中充分發揮引領作用；綜合來看，數字經濟已成為“新基建”的重要抓手。

         政策力度不及預期，市場情緒風險，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估算方法的局限性可能帶來數據誤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