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裁风暴与金融杀手锏

在此轮乌克兰危机中，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围追堵截，制裁影响不断外溢。

从制裁主体看，美国拉拢盟友密切配合，结成广泛的反俄联盟，精心设计制裁方案，极力将俄罗斯塑造成“国际贱民”。从七国集团、欧盟、波兰等到传统上保持中立的瑞士、瑞典、芬兰，从多国政府到能源、科技、金融、物流等各领域跨国企业，从欧洲委员会等政治组织到国际足联、欧洲歌唱大赛等文体组织……

从手段看，各方将贸易管制、交通阻断、金融封锁等措施相结合，打击范围遍及俄罗斯金融、能源、运输、冶金、电子等重要经济部门，且试图使俄罗斯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都受到冲击。

从数量看，自2022年2月以来，俄罗斯受到的制裁总数超过13000项，涉及1万余名个人、3000多个实体及船舶、飞机等。同时，3000多家外企或暂停在俄活动，或彻底退出俄市场。

总之，俄罗斯遭受的制裁范围之广、手段之多、速度之快、数量之大、影响之深前所未有。

在制裁浪潮中，金融制裁可谓主导全球金融体系的西方国家的杀手锏，影响最为深远。

受伤最深的无疑是俄罗斯的巨额海外资产。美国联合西方多国扣押了俄罗斯国防、能源、科技、工业等领域骨干企业的海外资产，以及受制裁的俄罗斯政商精英的个人资产。更为严重的是，俄央行存放在美欧的约3000亿美元外汇储备被冻结，令其稳定金融系统和支持实体经济的行动能力受到极大影响。加拿大、美国、欧盟等制裁方还在考虑将俄被冻结资产用于乌克兰战后重建，从而使俄永远失去这些财富。

在巨额财富前途未卜的同时，俄罗斯与全球市场相连的金融命脉也几乎被西方国家斩断，开展国际结算的渠道被持续关闭。

当前，俄央行、财政部、国家福利基金、直接投资基金等机构，占俄银行业资产约80%的重要银行，以及能源、国防等战略行业企业和数千名个人被美国、欧盟、英国等列入禁止交易的黑名单，基本被踢出全球金融体系，难以进行正常的投融资活动。

除了能源等特定交易，俄政府、企业和个人无法使用美元、欧元、英镑等西方货币进行国际结算，甚至很难获得各种西方货币现钞。占据俄信用卡市场重要份额的万事达卡和维萨卡支付系统第一时间停止在俄服务，导致俄用户无法在境外支付。苹果支付、谷歌支付等电子支付方式也已暂停为俄用户服务。

西方国家还将俄储蓄银行、外经银行、外贸银行、农业银行等十余家系统性重要银行踢出SWIFT系统。乌克兰危机爆发一周年之际，代替上述大银行在俄金融交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批二线银行又被禁止使用SWIFT服务，西方对俄开展对外交易再设障碍。

西方也在不断压缩俄罗斯规避制裁的空间。七国集团、欧盟、瑞士等先后禁止与俄央行有关的黄金交易，多家跨国银行、贵金属精炼商暂停与俄黄金贸易，俄央行囤积的2000多吨黄金储备无法变现。美欧还瞄准俄加密资产，禁止为俄提供加密资产服务，对俄加密货币交易所、挖矿公司等实施封锁制裁，并冻结了俄加密资产。

西方史无前例的制裁几乎关上了俄罗斯开展对外经济活动的窗口。俄罗斯进入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渠道被基本切断，跨境交易能力被严重破坏，海外资产安全风险高企，与国际金融体系渐行渐远。

未雨绸缪“去美元化”

以美国为首的反俄联盟决意摧毁俄罗斯金融系统，扼杀俄罗斯经济。不过，俄罗斯也不打无准备之仗，它在与美西方硬刚之前已经做足了准备。

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久经危机考验，在防范风险方面经验丰富。特别是在2013年的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美国联合西方国家精准打击俄金融支柱，使俄罗斯国际投融资活动受到极大限制，一度无法使用国际信用卡，一再被威胁踢出SWIFT体系。面对持续攀升的地缘政治风险，俄罗斯早已下定决心推进“去美元化”，为抵御制裁构筑起了一道道防线。

首先，攒足家底，积累安全储备。

俄罗斯不安全感浓厚，长期坚持稳健保守的财政政策，严格控制预算支出，并将大量超出预算的油气收入转化为战略储备。

2021年，随着石油、天然气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俄罗斯出口顺风顺水，赚得1973亿美元的贸易顺差，预算盈余5147亿卢布。2022年2月18日，俄外汇储备达到6432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同时，俄政府持续缩减外债规模。到2022年年初，外债余额4800亿美元，较2014年缩减了1/3，仅占GDP的27%。

其次，另辟蹊径，建立替代性金融基础设施。

制裁压力之下，俄罗斯相继建立了“俄版SWIFT系统”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PFS）、国家支付系统（MIR）、手机快速支付系统等金融基础设施，打通了替代性交易通道，可以基本保障国内金融交易。俄政府还要求国际支付卡将俄境内业务转移到俄本土系统，使所有境内交易尽在掌握。

在国际交易方面，俄罗斯积极向贸易伙伴推广本国支付工具，并已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中国、土耳其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支付系统对接，可以进行部分国际交易。

第三，分散风险，外汇储备多元化。

美元资产曾占俄外汇储备的近五成，为俄央行最重要的外币资产。为降低制裁风险，俄央行大幅调整投资结构，将欧元和人民币资产作为主要外币资产，并大举囤积黄金进行保值。

几次抛售美债之后，俄外储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2021年，俄央行外汇储备结构已调整为欧元（29.2%）、黄金（23.3%）、美元（21.2%），人民币资产份额跃升至12.8%。从投资地域看，俄央行投资的美国资产份额从30.9%锐减至6.8%，中国资产则几乎从零增至14.2%。此外，俄主权财富基金将美元储备清零，货币结构调整为欧元（40%）、人民币（30%）、黄金（20%），以及英镑和日元。

第四，多方出击，拓展融资渠道。

随着从美欧融资的难度持续上升，亚洲成为俄国际融资的重要市场。2014年以来，俄大企业、银行加快在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融资。到2022年年初，俄罗斯美元以外币种的外债占比已达近10%。

第五，防患未然，吸引资本返俄。

俄罗斯为受到离岸金融和资本外逃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大量俄企在离岸中心注册公司，将资金转移到境外，以躲避俄司法管辖。这不仅导致俄经济严重“失血”，而且难以保障海外资产安全。2013年的乌克兰危机之后，俄政府加快推动经济“去离岸化”，接连启动了三轮资本特赦，鼓励居民将境外资产转移回国。

为了便于资产安全返回，吸引其他投资，普京于2018年8月签署法令在加里宁格勒州十月岛和滨海边疆区俄罗斯岛分别设立了面向欧洲和亚太的特别行政区，即俄版离岸金融中心。

战时举措见招拆招

尽管俄罗斯早有准备，西方的制裁风暴还是对俄造成了巨大伤害。

西方发起制裁初期，俄金融市场剧烈震荡。股市、汇市跌跌不休；两大股指及大企业股价几乎腰斩；卢布兑美元离岸汇率一度跌破150∶1；银行挤兑风险陡增；标普、道指等海外股指将俄企业除名，纽约证交所、伦敦交易所、德意志交易所等欧美交易所纷纷暂停俄企业的股票交易。一时间，俄金融市场风雨飘摇，处于危机边缘。

俄央行与政府立即行动，全力稳定金融市场。

对于不断跳水的卢布汇率，俄政府采取了加息和资本管制相结合的方法，提振卢布，抑制外币需求。2022年2月28日，俄央行一次性将基准利率上调10.5个百分点至20%，之后又将卢布锚定黄金，要求在2022年6月30日之前按5000卢布/克的价格购买黄金，实际上为卢布设定了固定汇率。与此同时，俄央行紧急启动外汇干预，大量售出外汇，满足了市场外汇需求。

为了防止资本外逃，破解缺少外汇的困境，普京签署了《关于保障金融稳定补充临时措施》等多个总统令，对外汇业务采取临时程序，限制资本跨境流动。对于本国居民，要求出口商出售80%的外汇收入；限额提取外汇现金，禁止将外币记入境外账户，禁止携带1万美元以上的外币出境；禁止向境外提供外汇借款；暂停向境外投资者支付股息和利息，暂停对外国债权人的外币支付；允许俄政府、企业在外储解冻之前用卢布支付外债，以防债务违约。对于外国居民，要求暂停出售各类在俄资产，提取资金不得超过5000美元/月。

对于濒临崩盘的股市，俄政府从2022年2月28日起无限期关闭莫斯科交易所，禁止外国投资者出售俄企业的股票。同时，俄政府允许股票发行人和金融机构隐藏股东信息，以尽量降低制裁风险，并简化了发行人股票回购的程序，拨款1万亿卢布购买受制裁的俄企业股票。随着形势企稳，俄证券市场从2022年3月24日起逐步开放，先后恢复外汇、政府债券和股票交易，并利用限制交易时间、禁止做空交易等机制减少波动。

对于受到剧烈冲击的商业银行，俄央行持续向其注资，放松各项监管要求，放宽对银行业务的限制，释放出数万亿卢布的流动性。此外，央行和政府还通过免征增值税等手段引导商业银行和居民购买黄金保值，减少对外币的需求。

在对外结算方面，俄政府加快推进“去美元化”，加紧与中国、印度等友好国家对接金融基础设施，建立替代性交易渠道，将贸易结算转向友好国家货币，并推动金融机构向使用国产软件过渡。为破解融资难题，俄罗斯着力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开发国内金融资源，吸引私人资本。多家企业开始或计划发行人民币债券。

积极反制以攻为守

在与西方的激烈博弈中，俄罗斯尤为重视使用法律武器，政府和央行每次出招都有法律和行政令保驾护航。源源不断的新法令紧密配合着政府的反危机计划，赋予了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和个人充分的反制权力。

早在2006年，俄罗斯就颁布了《特别经济措施和强制措施法》，并在2019年和2022年经过两次修订，规定了反制外国制裁或其他限制性行动的特别经济措施。2018年6月，普京签署《反制美国和其他国家不友好行为措施法》，引入了“反制裁措施”的概念，专门应对针对俄国家、公民及法人的不友好措施。以上两部法律赋予俄政府采取特别经济措施或反制措施的广泛权力，包括暂停实施经济、技术和军技合作项目，禁止或限制金融交易，禁止或限制对外经济交易，终止或暂停与不友好国家或机构的国际合作、进出口贸易等。

为了保护受制裁影响的法人和个人的权益，俄政府于2019年4月通过决议，允许证券发行人在有限范围内披露或提供信息。此外，俄还发布了《仲裁程序法修正案》，允许受外国制裁的俄法人实体将与外国当事方的争端提交至俄仲裁法院，以保障其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

在此轮俄乌冲突中，俄政府以上述法律为基础，紧锣密鼓颁布了一系列“战时”法令，提出了“不友好国家”的概念，有针对性地采取了反制措施。

2022年3月5日，普京签署了《关于履行对某些外国债权人义务的临时程序总统令》，要求政府确定对俄国家、法人和个人实施不友好行为的外国和地区名单，允许政府、企业和个人以卢布支付不友好国家和地区的债务，规定俄与不友好国家和地区的所有交易均须经过政府外国投资监管委员会批准。

俄政府据此迅速出台了不友好国家和地区名单，将美国、加拿大、欧盟成员国、英国等归为不友好国家。2022年5月3日，普京签署总统令，要求对与不友好国家的交易采取报复性特别经济措施，严格限制与不友好国家和组织、企业及个人的交易。具体看，俄政府禁止对俄制裁对象履行交易义务，禁止与其进行金融交易，禁止向俄方制裁对象出口俄产品和原料，要求俄政府、企业和个人以卢布偿还不友好国家债权人的债务，以避免债务人在受到制裁的情况下违约。5月11日，俄罗斯又批准了对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31家外国公司实施报复性制裁的提案。

在各项法令的支持下，俄政府对不友好国家先后提出天然气卢布结算、“俄概念股”退市、外资退市限制等反制措施，以最大限度减轻制裁伤害，一定程度上迫使不友好国家付出代价。

按照天然气卢布结算令的规定，不友好国家需要在俄天然气工业银行开设账户，自4月1日起用卢布结算从俄购买的天然气。此举既创造了对卢布的需求，支持了卢布汇率，又可保护天然气工业银行免受制裁影响。继天然气之后，俄政府又将粮食、液化天然气等纳入卢布结算范围，并表示会进一步将卢布结算的货物清单扩大到金属、木材、石油等俄出口商品。

“俄概念股”是指在海外上市的俄企业股票。鉴于俄在海外上市的企业遭到“洗劫”，市值普遍大跌99%，普京于2022年4月16日签署“俄概念股”退市法令，禁止在外国股市配售和流通俄发行人的股票存托凭证。根据该法令，海外上市俄企业须在5月5日前启动退市程序，终止海外存托凭证配售协议，将存托凭证兑换成在俄市场交易的股票。企业负责人有权作出在外国股市终止流通存托凭证的一切相关决定，而无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兑换后的股票可继续支付股息，并保留之前的投票权。此法令令欧美投资者进退两难：如果同意兑换，就必须在俄开户，且无法在短期内将股票变现转出；如果不同意，那么只能放弃所持股票。

限制外资退市法令则是为了遏制外资撤出俄市场的趋势。2022年8月5日，普京签署《关于针对外国和国际组织“不友好”行为在金融和能源领域采取特殊经济措施的总统令》，规定不友好国家的投资者年底之前不得出售其所持的俄能源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股份。美国埃克森美孚参股的“萨哈林-1”号项目和俄北部的哈里亚金油田项目均在总统令覆盖范围之内。

总之，在法律利器的帮助下，俄政府、机构和个人灵活应对压力，有效维护了本国安全和利益。

“欧元化”不是“去美元化”的

解决方案

在这场激烈的博弈中，俄政府和央行力挽狂澜，使西方未能实现在经济金融上打垮俄罗斯的目标。一年多来，俄罗斯经济衰退幅度可控，金融秩序稳定，资本管控逐步放松，卢布汇率企稳，股市恢复交易，基准利率接连6次调低至7.5%的较低水平。

可以说，俄罗斯已经扛过了制裁的第一波冲击。俄罗斯能够经受住考验，与其采取的预防性“去美元化”措施和应急举措密切相关。俄罗斯数次经历危机洗礼，它有意识地积累安全储备，刻意与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保持距离，严格监管银行系统，并多次进行了抗风险压力测试。做强自己、保持警惕、分散风险是俄罗斯在此次金融反击战中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关键所在。

俄罗斯也有一定的特殊性。作为粮食和能源大国，俄罗斯不仅能完全满足国内需求，还在全球市场占据了重要份额。特别是，欧洲国家无法在短期内切断与俄能源联系。这就决定了俄罗斯能够保障基本的生存能力，还能够维持大宗商品出口，获得较为稳定的现金流。而世界市场特别是欧洲市场对俄能源的需求，则成为其能够适时反制的重要筹码。

在看到俄罗斯有力举措的同时，也需要客观地认识到，俄罗斯即使最大限度地与美元切割，也不能完全消除制裁风险。

其一，为了减少金融制裁的影响，俄罗斯将外汇储备多元化，制定美元结算的替代方案，努力联合有共同需要的国家维持正常的金融交易。“去美元化”显然加强了俄罗斯应对风险的信心，一定程度上分散了风险。然而，美国仍然主导着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主要国际货币和金融市场参与者都身处其中，俄罗斯与第三方的交易也难免受到美国次级制裁的约束。

其二，为了应对制裁，俄罗斯将欧元当作对抗美元的武器，将黄金作为保值工具。但美欧的新一轮制裁表明，“欧元化”不是“去美元化”的解决方案，西方的联合制裁行动将破坏所有传统储备资产的安全性。（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副研究员）

（《瞭望》2023年第2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