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南开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举办2024国际货币论坛。论坛上，《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4》重磅发布。来自国内金融管理部门、高校、科研院所和金融实业界的知名专家学者齐聚南开大学，围绕“全球供应链与金融强国”展开研讨。

《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4》是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第13本年度报告。该系列报告旨在忠实记录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深度研究这个进程中各个阶段的重大理论问题和政策热点难点。课题组以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动态追踪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过程。该指数综合考虑了人民币在贸易计价结算、金融交易和官方储备等方面执行国际货币职能的情况，RII数值越大，说明人民币国际化水平越高。RII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率先编制，于2012年首次正式披露。

2023年四个季度末RII数值分别为5.21、7.13、6.42和6.32，全年的季度平均值为6.27，较上一年度同比增长22.9%，继续保持长期向上趋势。截至2023年底，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的国际化指数分别为51.52、25.03、3.76和4.40。过去5年，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人民币的国际化指数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0.23%、-1.34%、-2.65%、0.22%和16.56%。不难发现，即使在外部环境极其严峻、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倍受打压的情况下，与其他主要国际货币同期表现相比，人民币国际化依然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4》以“可持续全球供应链体系与国际货币金融变革”为主题，系统阐述了国际货币金融变革对全球供应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也充分论证了一国货币金融体系服务于全球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将有助于推动该国的货币国际化进程。课题组从国际货币金融视角出发，聚焦金融体系如何支持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如何通过金融支持保障功能来普遍提升全球供应链上各国（地区）福利水平等问题，为探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与可持续全球供应链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报告重点讨论了金融服务全球供应链可持续发展的三大功能：资金融通、风险管理和跨境支付。我们认为，越是处于全球供应链重要位置的经济体，其通过金融服务功能来提升供应链合作伙伴的福利水平、增强全球供应链韧性的效果越是显著，而且伴随一国金融体系服务全球供应2链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的提高，该国货币的国际使用基础也必然进一步夯实。反之，在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一旦掌握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的国家将金融服务功能异化为地缘政治工具或大国竞争武器，全球供应链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就必然遭到灾难性的破坏；当这种情形发生时，为了保障全球供应链上更多国家的安全与福利，基于可持续全球供应链推动国际货币金融变革就成为一项必要而且迫切的正义事业。在理论分析之外，报告还梳理了全球供应链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并基于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服务全球供应链可持续发展的现状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从疫情期间的非常态逐步转向常态，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进程中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推进制度型高水平金融开放，扎实提高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广泛性和便利性。

从RII细分指标情况看，在贸易计价结算方面，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创历史新高，2023年底全球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占比达到4.43%，全年季度平均值同比增长34.18%，对当年RII变化的贡献度约为三成。在国际金融计价交易方面，人民币直接投资稳步增长，信贷与债券融资大幅攀升，尽管投资端承压，但仍有效推动人民币国际金融计价交易综合指标继续向上突破，2023年季度平均值同比增长28.80%，对当年RII变化的贡献度高达近八成。在国际储备方面，在以美元计价的全球官方外汇储备数据中，人民币占比自2022年起已缓慢下降至2.29%，一定程度上拖累了RII表现，对当年RII变化的贡献度约为负一成。

第一，中国持续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从根本上提升人民币作为一种国际货币的“含金量”。中国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重要贡献，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力量，主张构建国际经贸合作的“共赢链”。中外企业供应链合作有利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使用，加强人民币的国际贸易计价结算职能，有效提升人民币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与水平。

第二，中国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加快金融高水平开放步伐，促使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提质增速。相关政策支持与配套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不仅为境内投资者提供境外投资渠道，也吸引了大量境外资金进入中国市场，为提高中国金融体系和人民币参与国际经济金融运行的广度与深度创造条件。

第三，国际货币合作大踏步前进，为人民币国际使用搭建广阔的平台。在地缘政治格局深刻调整、强势美元对外负政策溢出的情况下，世界各国出于金融安全考虑，存在强烈的本币使用动机与货币合作需求。我国对外签署的有效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已基本实现对全球六大洲重点地区主要经济体的全覆盖。随着“一带一路”、RCEP等区域合作框架的实施，中国供应链网络拓展，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场景不断丰富，区域接受度进一步提升。第四，金融周期分化与波动下人民币融资功能增强，成为2023年人民币国际使用的高光亮点。在国际资金成本激升、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情况下，人民币融资成本保持相对低位，且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因此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选择人民币作为计价融资货币。人民币国际贷款大幅增长，国际债券发行量显著扩张，人民币国际使用突破“融资贵、融资难”瓶颈，可以更好地为全球供应链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人民币国际化仍然面临多重挑战。

第一，国内经济基本面承压，外部地缘政治风险高企，人民币国际信心易受影响。原因主要是：疫情疤痕效应明显，经济增长的质量与速度还没有完全得到修复。而且在内外需求偏弱之外，房地产行业风险、地方政府化债压力等国内突出问题，叠加全球资产避险情绪、拜登政府强势遏制中国发展等外部突出问题，短期内都有可能削弱各方主体对人民币资产的信心和安全性判断。

第二，收益率是核心决定要素，人民币资产端面临资本流出压力。由于中美利差倒挂，人民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走低，特别是股票等人民币计价的风险资产价格下跌，使得投资职能的人民币国际使用面临挑战。第三，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弱，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相对缓慢。这会影响全球人民币流动循环，对人民币国际化深度发展形成制约。

全球供应链是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是全球供4应链体系从萌芽、初步形成到快速发展全过程的重要推手。最初，凭借工业革命后的较高生产力水平，主要发达国家主导形成了“发展中国家供应初级品和农产品，发达国家生产并出口最终品”的国际分工。20世纪80年代，以跨国公司“产品内分工”的形式发生了工序型国际产业转移，发达国家主导形成了“发达国家掌握核心技术、品牌和消费市场，发展中国家从事组装加工”的以技术为基础的深度国际分工；发达国家在供应链中承担高附加值工序，发展中国家被分配了技术含量较低且附加值较低的工序。全球供应链自此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进入21世纪后，各国产品研发、生产、销售进一步在全球分散，原材料、在制品、产成品通过供应链上各主体之间的国际贸易实现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全球供应链体系更加成熟。一方面，跨国分工愈加精细、复杂，产品从开始生产到最终消费，经历的跨生产阶段数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为了获取高额利润，欧美发达国家逐渐将产业重心转向包括金融行业在内的服务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超过了70%。

2008年是一个关键转折点。此前一直主张经济全球化、主导国际分工的发达国家，由于自身产业空心化等原因相继爆发金融危机。反观中国，不仅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小，而且在危机后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这个借着改革开放、人口红利和优惠政策才融入全球供应链的后来者，虽然是被动参与全球分工、接受发达国家国际产业转移，但是加入WTO后五年就成为全球第二大货物贸易国和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依靠制造业基础在全球危机中表现出了更强的经济韧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始采取技术封锁、加征关税、限制投资、立法补贴等多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推动制造业回流，在全球范围内鼓吹“去中国化”，极大地助长了“逆全球化”思潮和现象，导致全球供应链体系逐渐偏离其原本的轨道。近年来，它们更是挑起对华贸易摩擦和“科技脱钩”，试图通过“卡住”上游供给来极限打压中国关键产业链的发展能力，不惜以全球范围的“脱钩”“断链”来扼杀中国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转向，一边推升了全球供应链成本，使得疫情后的世界经济复苏更加艰难；一边制造着世界各国对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的普遍焦虑，导致原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供应链体系被迫进入到动荡重构中。

目前全球供应链体系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首先，区域化发展势头明显超过全球化。基于北美、欧洲、亚洲的三大区域内贸易网络更加紧密，美国、德国、中国在各自区域供应链产业链的核心节点地位进一步明确，全球供应链的区域化特征更加突出。其次，几乎所有类型的产业都在调整。高新技术产业更多强调战略自主；资源密集型产业限制关键矿产资源开采或出口的做法日渐盛行；劳动密集型产业越来越多地向中国以外的亚洲国家转移，以中国为枢纽的亚洲工厂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显著提升，更多低收入经济体被整合进亚洲产业链。第三，全球供应链被打散，但未完全断开。中美直接贸易联系明显减弱，但墨西哥、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更多地嵌入中美之间，全球供应链的战线拉长也更加多元化、分散化，中美两国的间接贸易联系反而增强了。此外，疫情疤痕效应和地缘政治冲突等多种复杂因素不断推升全球供应链体系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使得处于弱势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随时可能陷入更大的被动。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发达国家意志进行的全球供应链重构，不仅赋予了发达国家对供应链上相关主体的生杀予夺之特权，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供应链脆弱性。尽管发展中国家对全球供应链体系的贡献度在上升，但是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主要国际货币和国际金融基础设施、社会标准和环境标准制定等关键环节，几乎全部被发达国家垄断。中美贸易摩擦说明掌握核心技术一方对高科技产业链拥有绝对支配力。将俄罗斯主要银行踢出SWIFT系统、禁止其使用主要国际货币完成跨国交易，反映出金融制裁对一国供应链安全具有颠覆性影响。美国、欧盟因为拥有话语权，所以只需以“国家安全”“去风险”为借口，就可以毫不顾忌地运用立法和监管手段任意更改国际贸易规则、利用“长臂管辖”随时随地实施经济制裁。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逆全球化”的目的就是发达国家要对供应链上的这些关键环节继续保持垄断，本质上是要重新回到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体系，哪怕这样做会实质性地损害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正当发展利益并且提高全球供应链中断风险。

全球供应链体系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具有包容性和韧性。这就要求，各方参与主体能够普遍地从全球供应链模式中受益，供应链上所开展的经济活动不仅能提高核心主体的福利水平，也能不同程度地提高几乎所有相关主体的福利水平；在面对各种冲击时，供应链上主体能够迅速调整适应并恢复运行，甚至在识变应变之外还能够“化危为机”。全球范围内的货币资金流动几乎贯穿全球供应链体系的每个节点，所以全球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国际货币金融服务，高质量的金融支持与保障可以提升供应链合作伙伴的福利水平，也有利于增强全球供应链韧性。

本报告从资金融通、风险管理和跨境支付三个方面，分别探讨国际货币金融服务如何为全球供应链上的经济活动提供支持和保障，从而改善相关国家（地区）福利水平，并提升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我们在模型模拟、案例研究、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发现：

第一，金融体系融资效率提升，可以缓解供应链上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并通过全球供应链将成本节约效应反馈给全球消费者；可以更好地服务科技创新，提升一国（地区）对关键技术领域供应链冲击的应对能力。

第二，金融体系风险管理能力提升，可以缓释供应链冲击产生的全球经济波动。完善的出口信用保险可以促进贸易，通过比较优势提升供应链上各国（地区）福利水平；巨灾保险和各类金融衍生工具可以有效应对自然灾害等对全球供应链伙伴的负面冲击；完善全球金融治理可以提升政策协调水平，削弱各国政策的负外部性，降低供应链上企业面临的宏观风险。

第三，跨境支付效率提升，可以通过成本节约效应直接提升供应链上各国（地区）福利水平。支付结算货币多元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降低供应链冲击引发的汇率风险。参加全球供应链合作，是一国融入国际市场、促进经济增长和人民福祉的重要方式。但供应链上的绝大多数参与主体又是被动与弱势的，只能依靠其他有能力者来整合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以及提供全球供应链发展所需要的国际货币金融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供应链体系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都具有全球公共产品属性。而且，无论是可持续的全球供应链体系还是能够与之适配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现阶段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缺口，无法满足全球发展和各国经济金融安全的需要。

谁来整合全球供应链？谁来为可持续全球供应链提供国际货币金融服务？作为全球供应链上的重要经济体，中国为供应链伙伴提供金融服务，就是在弥补优质全球公共产品缺口。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国际计价货币、国际支付货币和国际安全资产的新增选项，也是中国在供给优质全球公共产品。然而，中国在现行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同样缺乏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一样处于“弱势地位”。不仅如此，由于挑战了主要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和金融霸权，中国正在全球范围内遭遇围追堵截。

如果现行的主要国际货币和国际金融基础设施不能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而全球供应链上的重要国家又被限制提供国际货币金融服务，那么从全球发展和全人类福祉角度出发，这样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显然与全球供应链体系并不适配。如果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重要国家不仅拒绝提供充足有效的金融支持，甚至还利用金融垄断地位任意提高融资成本、禁止国际交易或中断跨境支付，那么对全球供应链安全和各国（地区）福利水平就会产生灾难性影响。由此可见，国际货币金融服务对于全球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来说其实是“双刃剑”。

有效的金融服务可以及时疏通供应链资金流中的堵点、断点，推动全球供应链协同有序发展。良好发展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可以为企业进行全球商品和服务交换提供有力支持。金融体系如果能够与产业部门、贸易部门高效协同起来，则有助于供应链上下游有效衔接，推动供应链升级发展，从而提高相关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金融体系通过降低融资成本、缓解融资约束，不仅为资金周转困难的环节提供必要的短期流动性支持，而且为供应链优化调整提供稳定的中长期资金保障。高质量的融资支持有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企业深入参与全球供应链，促进开放合作，推动全球供应链布局多元化，从而助力提升供应链稳定性。在资金成本的节约效用和全球市场竞争下，全球消费者能够依托供应链享受到“物美价廉”的商品，共享经济金融发展红利。

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参与全球供应链时普遍面临“低端锁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发展困境。金融体系提供的资金支持可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从而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融资约束缓解有助于促进产业升级与创新，实现核心技术突破。完善的融资功能所带来的成本优势也将进一步提升抵御供应链冲击的能力，进而提升全球供应链韧性。

具体而言，第一，供应链金融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和供应链失衡问题，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以及因此面临的供应链中断风险，提升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参与度。中国是全球最大也是增长最快的供应链金融市场之一，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都发力供应链金融，为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供应链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第二，跨境贷款是弥补发展中国家融资缺口的重要资金来源。中国的跨境贷款，可以助力发展中国家提高生产力并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竞争力和参与度；也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获得境外资金支持的主要方式，助力其更好地运用全球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第三，贸易融资可以促进全球供应链的包容性发展。贸易融资可以针对性地帮助全球中小企业，不仅支持了商品交换，还促进了技术、知识和经验的交流。中国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普遍提供贸易融资服务，而且由中国发起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也广泛开展相关业务，为全球供应链上的各国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第四，跨境投资有助于国际资金互联互通。对外投资既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重要形式，也是中国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互利共赢、共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桥梁。对外投资可以带动发展中国家快速融入全球供应链，有助于构建全球供应链网络。

供应链内生风险指节点企业之间的文化差异、利益分配不均、信息传递等引起的风险，风险发生频率较高，但是造成的损失相对较小，一般可以通过节点企业之间的协调合作有效减少或控制风险事件的发生。供应链外生风险如自然灾害、政策变化、市场环境变化等的发生频率较低，但会造成严重损失。由于大多数外部环境变化属于不可控风险，只能在风险尚未发生时选择恰当的风险管理措施，以降低风险发生后造成的损失。近年来，受极端天气、新冠疫情以及“逆全球化”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制造商更加关注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包括供给和运输的不确定性、网络失效、监管和政治风险等，更加重视供应链风险管理。

政府部门主要通过财政手段减轻面对不确定因素时的供应链风险，是供应链风险管理中的关键组成部分。政府通过向企业提供财政补贴、加大税收优惠力度、提供融资担保支持等缓解企业资金链紧张，帮助企业在面临重大市场冲击或者供应链中断时维持运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增强企业的财务稳定性，提高供应链的效率和韧性。金融市场上的期权、期货等衍生工具可以被用来对冲原材料价格波动、汇率变动等市场风险。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可以利用金融工具进一步转移供应链风险。比如，通过特殊目的机构（SPV）向资本市场发行债券，将发行收入作为保险机构对冲自然灾害的资金储备，利用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实现风险分担。

保险是管理全球供应链风险的重要工具之一，为国内和国际业务及商业往来的顺利进行提供解决方案。商业保险可以有效解决供应链企业抗风险能力不足的问题，减少意外事件的影响，提高供应链的稳定性。保险保障也有利于增强供应链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和透明度，有助于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提高供应链的整体运作效率和灵活性。

首先，保险可以对供应链中断风险造成的损失提供保障。政治动荡、供应商倒闭等突发事件可能导致供应链中断，进而造成生产延误、交付延迟以及额外成本增加。通过业务中断保险等产品，可以最大限度减少损失，企业可以依靠保险公司赔付，尽快恢复到风险事件发生前的生产状态，维持业务正常运转。

其次，保险可以对巨灾风险造成的损失提供保障。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在财产保险中被列作除外责任。巨灾保险能够为企业提供资金保障，减轻由突发事件引发的经济损失。巨灾债券、巨灾指数保险等创新产品为管理巨灾风险提供了新模式，是对传统保险和再保险的有力补充。此外，保险可以为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中的信用风险造成的损失提供保障。出口信用保险可以发挥防控风险、撬动融资、开拓市场和损失补偿等多重作用。

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出口信用保险可以为其提供“资金融通+保险保障”的全方位金融支持。我国在营业中断险和巨灾保险产品领域开展了广泛实践，未来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中国信保的出口贸易险近年来增长迅速，2023年承保额达到1456.7亿元，是支持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的重要方式。

政府、企业、保险机构之间合作分担供应链风险，可以减轻突发事件对供应链企业资产负债的影响，实现增强供应链韧性、提升供应链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的目标。对企业来说，更好地进行供应链风险管理，不仅可以帮助链上经济活动顺利完成，还有助于与国际合作伙伴建立更紧密的长期经济联系。

各种跨境贸易投资活动都离不开跨境支付的支持。跨境支付体系作为一种国际金融基础设施，为全球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全球供应链发展呈现出本土化、多元化、数字化等新趋势，对跨境支付提出了新的挑战。为此，跨境支付体系在技术和设计上的更新迭代应当遵循三个关键目标：在广度上实现支付系统广泛互联，即互操作性；在深度上实现跨境支付快速便捷，即便利性；保证跨境支付安全可监管，即安全性。

很多国际组织都致力于推动跨境支付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这是一个持续优化的过程。互操作方案可以降低供应链区域化带来的交易风险，且互操作性较强的国家也有了更多的贸易选择。在供应链本土化迁移的背景下，互操作性可以减少两地跨境支付系统不互通导致的“断链”风险，提升供应链的厚度，从技术层面保证供应链的稳定。互操作性还可以支持供应链多元化扩展，使该国企业在选择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时有更大空间。

跨境支付便捷性有助于提升供应链资金流转效率。低成本、高效率的跨境支付能够节约供应链成本，是各国企业在选择上下游贸易对象时会考虑的重要方面。具备低成本高效率跨境支付系统的国家能够在供应链合作中获得优势，从而提升供应链合作粘性，并能够基于高效的跨境支付系统发展大规模、高频率的跨境贸易业务，尤其是跨境零售业务，从而极大地开拓跨境市场渠道，提升供应链稳定性和服务水平。

跨境支付便捷性可助力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发展。跨境电商的参与者以中小微企业为主，它们的资金链相对脆弱，在处理收单与结汇时经常面临收费不透明、资金安全缺乏保障、收款周期长等诸多难题。移动支付和跨境支付技术为其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支付解决方案。疫情期间，众多第三方支付平台借助大数据与智能技术，打造了集合快速提现、VAT缴税、供应商付款等多功能在内的一站式跨境支付服务，帮助跨境电商平台实现数字化转型。数据打通与业务合作还衍生出“物流贷”等创新型金融产品，有效解决跨境电商业务痛点。中国在跨境支付领域已经逐渐形成了以专业化分工、数字化服务创新、跨国优势互补、协同整合等为特征的跨境电商服务供应链。

跨境支付安全性是跨境支付体系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不仅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引发了网络攻击和供应链威胁，而且地缘冲突加剧、国际金融制裁频发等也对供应链稳定造成了直接威胁。为应对极端情况，许多国家（地区）都在致力开发独立系统作为跨境支付备份渠道。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于2015年正式投产运营。这是我国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在推动金融业双向开放、服务“一带一路”资金融通、助力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直接参与者可以通过CIPS专线发送报文和支付指令来完成交易，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SWIFT系统的依赖。跨境支付安全性还可以应对网络攻击造成的支付暂停、资金丧失、信息泄漏，甚至供应链中断问题。我国参与发起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mBridge）探索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领域应用。该项目采用现代加密通信技术，有助于对资金实施监控和全面追踪、有效避免黑客网络攻击、防范交易信息泄露风险。

第一，要抓住全球供应链重塑和国际货币金融变革的契机，紧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提高中国对世界经济复苏与发展的影响力和贡献度。

第二，坚持以开放促合作，坚信“合作能够发展，发展可以共赢”。践行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团结一切有生力量，构建包容、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供应链合作网络。

第三，努力提高中国金融体系对全球供应链的支持与保障力度，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增强供应链韧性和抗风险能力。不断夯实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基础，以国际货币金融变革促进全球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供给体系，以金融创新更好地服务科技创新；推动制定绿色金融、数字金融等全球标准，以高水平金融开放促进全球供应链互联互通。

第五，运用区块链、大数据技术定制化供应链风险管理方案，构建政企协同的供应链保险服务体系，更好地发挥风险管理对供应链稳定的保障作用。

第六，提高CIPS对全球供应链合作伙伴的服务质效，更好支持“一带一路”、RCEP等重点区域的贸易投资活动。参与国际组织牵头的跨境支付标准研制工作，积极提供安全、便捷、可兼容的跨境支付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