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出海風險系列之美國貿易法301條款
2024-09-20 11: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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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科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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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兆金、董通
“301條款”(Section 301)是美國《1974年貿易法》(Trade Act of 1974)第301-310條的概稱,其主要內容是對他國違反貿易協定、損害美國利益時,授予美國總統及貿易代表實施單邊制裁的權力。
20世紀70年代,歐共體壹體化程度加深、日本經濟高速增長,面對歐日高額貿易逆差,國會認為政府在關稅談判中沒有獲得對等待遇,損害了美國貿易利益,在此背景下,國會於1974年對貿易相關法律進行了大幅修訂,出臺了《1974年貿易法》。
《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規定,如果貿易代表(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簡稱USTR)經調查發現,他國的“法律、政策或做法”(the act, policy, or practice)違反了美國與其簽訂的貿易協定,或損害了美國貿易利益時,貿易代表可以采取報復性措施。第302條要求美國貿易代表對外國的不公平行為進行調查並報告給國會;第303條允許在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程序之前采取臨時措施;第304條至第309條進壹步詳細規定了對不同類型不公平行為的調查、報告和可能的報復性措施,包括對知識產權侵權、政府采購中的歧視性做法、服務貿易壁壘等的應對;第310條則提供了對這些條款的壹般性規定和解釋。這些條款共同構成了美國貿易政策中用於保護國內產業和貿易利益的法律工具。
以《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為核心的“301條款”經《1979年貿易協定法》(Trade Agreements Act of 1979)、《1984年貿易與關稅法》(Trade and Tariff Act of 1984)、《1988年外貿競爭綜合法》(Omnibus Foreign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88)等法律的修訂逐步完善,在國會貿易政策不斷調整的過程中,美國總統及貿易代表被賦予越來越大的貿易管制權力,“301條款”即典型立法授權條款,國會通過“301條款”賦予美國總統及其貿易代表不經國會授權即可單邊制裁他國的權力,而忽視世界貿易組織規則、貿易協定等國際義務。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Office of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是美國對外貿易談判和協商的主導部門,當貿易代表認為外國政府的“法律、政策或做法”等損害到美國貿易利益時,可以啟用“301條款”進行“301調查”(Section 301 Investigation)。“301調查”壹般要經過發起調查、談判磋商、決定實施制裁、監督措施執行等環節。發起調查環節,貿易代表要先通過調查確認他國存在損害美國利益的不公平、不正當法律或做法;談判磋商環節,會要求對方進行調整、作出整改;大部分“301調查”都會通過談判達成協議,從而結束調查,但如果磋商談判無法達到目的,將會采取單邊制裁措施,例如加征懲罰性關稅、限制進口量、中止貿易協定下的利益減讓等。
《1988年外貿競爭綜合法》對“301條款”作出重大修訂,修訂後“特別301條款”(Special 301)、“超級301條款”(Super 301)與此前的“壹般301條款”共同構成“301條款”體系。“特別301條款”主要針對知識產權保護和知識產權市場準入,而“超級301條款”主要針對的是對美國經濟影響較大的重點國家(Priority Country)及其做法,如上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高速發展,對美國長期出超,美國為解決巨額貿易逆差,對日本啟動“超級301調查”,最終使日本對美開放衛星、超算和林木市場。
美國“301條款”出臺以來,迄今為止對我國共啟動過七次“301調查”,分別是1991年針對知識產權保護的“特別301調查”,1991年針對市場準入問題的“壹般301調查”,1994年和1996年針對知識產權執法的“特別301調查”, 2010年針對清潔能源政策的“壹般301調查”,2017年針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壹般301調查”和2024年針對海運物流的“壹般301調查”。
《1988年外貿競爭綜合法》生效後,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布的首份“特別301報告”(1989 Special 301 Report)就將我國列入“觀察名單”。該法要求美國貿易代表在每年的3月31日之前,向有關部門提交《外國貿易壁壘評估報告》(National Trade Estimate Report on Foreign Trade Barriers),並在報告提交後30日內再提交“特別301報告”(Special 301 Report),列出在知識產權保護和市場準入方面存在問題的“優先觀察名單”(Priority Watch List)和“觀察名單”(Watch List),隨後對名單中國家啟動“特別301調查”。
美國貿易代表第壹次將中國列入“優先觀察名單”,隨即展開“特別301調查”,6個月調查期限結束後,宣布將對我國加征關稅,我國隨即宣布對等反制,貿易戰壹觸即發。經協商談判,雙方於1992年簽署兩國間第壹個知識產權保護協議——《中美政府關於保護知識產權的諒解備忘錄》,我國承諾修訂《專利法》等知識產權法律並加入《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伯爾尼公約》(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美國則承諾終止“特別301調查”並將中國移出“優先觀察名單”。
美國在對華實施“特別301調查”的同時,又對我國市場準入問題啟動“壹般301調查”,宣布將對我國加征關稅,經過數論談判,雙方於1992年達成《中美市場準入諒解備忘錄》,我國承諾減少貿易壁壘,美國則承認我國的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
美國貿易代表認為我國知識產權執法存在欠缺,第二次將我國列入“優先觀察名單”,並再次發起“特別301調查”。此次協商以中美政府換文及中方承諾實施《有效保護及實施知識產權的行動計劃》共同構成兩國間第二個知識產權協議,我國承諾強化知識產權執法,並進壹步開放市場。
美國貿易代表認為我國沒有認真執行雙方達成的第二個知識產權協議,第三次將我國列入“優先觀察名單”。雙方政府再次換文,並以換文和《關於中國在1995年知識產權協議項下所采取的實施行動的報告》、《其他措施》兩個附件達成中美第三個知識產權協議,我國承諾進壹步加強知識產權執法,並改善音像制品、電影和計算機軟件等知識產權產品的市場準入。
世界貿易組織成立後,“301條款”作為單邊法律工具有違世界貿易組織精神,容易招致貿易夥伴報復,使得美國大部分針對世界貿易組織成員的301條款案逐漸移交給世界貿易組織的多邊爭端解決機制處理。例如2007年美國就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和文化產品市場準入問題向世貿組織多邊爭端解決機制發起磋商;2010年美國再次對我國新能源政策啟動“301調查”,但隨後仍借助世貿多邊爭端解決機制進行磋商,我國同意修改《風力發電設備產業化專項資金管理暫行辦法》中涉嫌禁止性補貼的內容。
然而,“301條款”因其廣泛的適用範圍、單邊操作的便捷性和靈活性以及強影響力的懲罰措施,依然被美國當局視為壹項重要的貿易政策工具,使其能夠對其他國家的貿易法律、政策和做法產生顯著影響。特朗普上臺後,因不滿美國對華巨額貿易逆差,以及世貿組織漫長的磋商方式,時隔十七年再次對華啟動“301調查”。
2017年8月,時任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宣布,將依據《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在涉及技術轉讓、知識產權和創新領域對中國正式啟動貿易調查。2018年3月,特朗普當局依據“301調查”結果,計劃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大規模征收關稅,並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投資並購,並於同年7月對中國進口的產品加征關稅,次月,中國公布反制措施,此後,中美開始漫長的貿易談判,貿易戰由此引發。經過十三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雙方最終達成《中美政府經濟貿易協議》,我國承諾擴大貿易合作、放寬市場準入、加大知識產權保護,美國承諾將在本國給予同等待遇,中美貿易戰告壹段落。
中美政府雖然達成協議,暫時緩解了緊張局勢,但貿易爭端問題並未完全解決,雙方分歧依然存在,在這樣的背景下,2024年4月,經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國際機械師和航空工人協會、國際兄弟會、國際電業工人兄弟會、海運貿易處五個全國性勞工聯盟請願,拜登當局授權貿易代表辦公室發起針對中國海事、物流和造船業的“301調查”。這壹事件再次凸顯了“301條款”在國際貿易關系中的重要影響。
上文介紹了美國“301條款”的歷史沿革和標誌性事件,由此也給國內企業的出海發展提供了警示和參考價值。對於試圖出海的企業而言,“301條款”不僅是他國幹涉市場的法律工具,更是影響其國際業務戰略和運營的重要外部因素,也是眾多國內企業海外運營的合規隱患。企業針對“301條款”調查和可能的制裁措施,應當充分重視並且做到未雨綢繆,至少應從以下方面多角度做好風險防範措施。
第壹,企業出海需要進行全面的事先法律審查,確保其商業行為、合同條款、供應鏈管理、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符合相關國家的法律法規,以規避潛在合規風險。
第二,企業出海需要選擇合適的市場進入策略,包括產品定價、市場推廣和分銷模式,確保其業務活動符合所有適用的貿易法規和國際標準,如知識產權保護、技術轉讓和數據安全等方面的相關規定。
第三,企業出海應重視和完善貿易合同條款,例如不可抗力條款、價格調整機制、供應鏈中斷的應對措施、知識產權保護等內容,以減輕因“301條款”引發的合同違約風險。
第四,企業出海需要做好政策監測和政策遊說,壹方面,企業法務應密切關註中美及相關國家貿易政策的變化,根據政策變化提前做好財務等方面的規劃,避免貿易壁壘和關稅影響企業的成本結構和利潤率;另壹方面,盡可能通過行業協會等組織或直接與政府機構溝通,表達企業關切和建議,有效的政策遊說可以幫助企業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發揮影響力,爭取更有利的貿易條件。
第五,如果企業出海受到不公平的貿易措施影響,可以求助律師申請貿易救濟,如向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或世界貿易組織提起申訴;在必要時,代表企業參與國際爭端解決程序,包括仲裁、調解和訴訟,以保護企業的合法權益。
第六,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企業可以通過建立合作夥伴關系或戰略聯盟,共同應對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可以與他國企業進行跨國合作,也可以和本國企業進行合作,增強市場競爭力和風險抵禦能力。
第七,長期來看,企業應考慮多元化其產品線和市場,減少對單壹市場的依賴,同時,通過技術創新和研發投入,提高產品的競爭力和市場適應性。
律師介紹:
擅長領域:
商業秘密等不正當競爭、專利、商標、著作權、計算機軟件、經營者集中、侵權訴訟、行政訴訟、知識產權犯罪案件刑事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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