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与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在这样一个国际贸易论坛上谈谈金融发展问题。

大致看了一下会议日程，今天的会议好像只有两三位专家讨论金融问题。我想，这大概正体现出金融研究的稀缺性或重要性。时间有限，我跟大家汇报一下近期我的一些思考。

当今世界面临着全球化分裂的巨大挑战，疫情的爆发与扩散无疑加剧了这个挑战，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明显的“硬脱钩”趋势。实事求是地讲，在当下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们面临的压力不小：不仅面临着贸易、投资领域中的价格歧视，更面临着规则和制度歧视，还要承担全球产业链调整的巨大压力，面临着西方国家集体性科技脱钩的遏制，同时还无法避免地仍将处于美元体系的影响当中。

今天，我主要讲两个方面的问题。

在讨论金融发展的重要意义之前，请允许我冒昧地对当下的经济学研究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在我看来，这两方面的问题是高度相关的。

由于科技进步、经济结构变化、全球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和大国博弈所引发的一系列复杂变化，经济学研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未能在概念、理论逻辑上做出符合时代发展变化的新拓展；二是经济学研究应有的理论逻辑、数据（量化分析）与历史经验这三者不可或缺的统一体系，被简化为数理模型的自洽堡垒；三是货币金融问题在宏观经济学中仍然缺少应有的地位。提及第二个挑战，我想到一则欧美学界关于经济学研究的笑话：经济的历史就仿佛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捉一只黑猫，经济学就好像是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去捉一只不存在的黑猫，计量经济学则好比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捉一只不存在的黑猫，但结论是捉到了。

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同四十多年来改革开放条件下做大做强制造业、以出口拉动的外向型路径模式高度契合。这个模式在获取巨大成功的同时，也让我们在经济研究的观念或理论上产生一种路径依赖——特别注重“向外发力”而忽视“向内用力”。

比如，许多学者认为只有“走出去”才是真正的国际化，无论是贸易、投资、金融机构还是人民币国际化都是如此，并认为只有“走出去”方能在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争取更多、更大的话语权或规则制定权；而且认为，这种权力同中国迅速增强的经济实力应该是相称的。这种观点忽视了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权力或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其国内价值观、规则与制度向国际社会的自然延伸，而非仅仅由实力所决定的。

在迄今为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许多学者关注的是如何提高人民币在对外贸易计价、结算和储备货币中的地位，而对国内金融市场发展问题几乎未有深入思考，更未认识到一国货币国际化主要不是政府推动的结果，而是在该国国内金融市场发展的基础上市场自发搜寻的结果，即非居民愿意用该国货币在国际市场和该国市场上购买以该国货币标价的金融商品这一过程本身，就是该国货币的国际化。在信用货币条件下，货币国际化本质上是外部世界对货币发行者信用水平与综合实力的认可度提升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双向的，一方面是货币的各类职能向境外拓展的过程，这是我们一直高度关注并全力推进的，另一方面是通过内向的金融发展，以具有广度、深度和弹性的金融市场提供丰富的本币计价资产，确保其安全性与流动性，吸引外部资金流入的过程，对此我们一直关注不够，甚至严重忽视。许多学者强调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性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GDP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位，因而人民币理应获得相应的国际地位。实际上，这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实践中很容易导致战略误判。一方面，货币与贸易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赢者通吃而非互惠互利，历史上大部分时期一个地区只有一种货币占据绝对统治地位，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同样如此，经济体量第二以及排名更往后的国家，它们的货币同顶级货币都相距遥远，而且货币体系历来是一个层级体系，顶级货币天然地具有孤立主义性质或非合作性；另一方面，经济总量或贸易规模是实体经济增长的自然结果，而货币地位则是制度调整、改革的结果，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与该国经济总量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的线性关系，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是其综合实力与法治、规则和制度建设水平的函数。对此，只要认真研究一下欧元区和日本国内金融市场发展的相对落后状况以及它们货币的国际地位，便可以得出清晰的结论。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还有一种强烈的声音，主张通过央行数字货币（DC/EP）构建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体系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种论点的核心在于，人民币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替代制度改革来实现国际化。可以说，这基本上无视货币本身天然具有的信用本质。金融史告诉我们，货币信用来源于制度，而非技术，历史上没有仅凭技术进步，或者用技术进步取代制度变迁、改革可以促进信用增强的案例。

这说明，今天我们经济学界的许多认知和观念是本末倒置的，甚至是有违常识的。

在迄今为止的全球金融发展中，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地位的上升主要凭借的是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和对外投资能力。这本质上仍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扩张即“向外用力”的直接后果，并非“向内用力”即自身金融发展的表现。因此，未来10-20年对于中国金融发展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期，能否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摆脱或纠正两个误区：一是注重“向外发力”而忽视“向内用力”，二是相较于规则、制度方面的改革更注重器物或技术层面的进步。

首先，金融开放与发展有助于防止“脱钩”、缓和中美经贸摩擦以及美元体系的外部冲击。

改革与经济发展注重“向外发力”的一个后果，就是容易直接触动、挑战既有霸权的利益，引发其警惕和焦虑，而“向内用力”则可以产生强大的市场吸附力量，无论是产业链还是金融市场，均可以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源，其国际政治经济后果更多地也是产生内向依附，而非外向的分裂或脱钩。

加大金融开放、促进金融发展是防止“硬脱钩”的基础保障，同时也是缓解中美经贸摩擦的重要手段。理论上讲，金融体系开放同贸易体系开放存在着很大差异，首先表现在相关体系中的竞争成本、风险不同——贸易风险主要体现在个别产业部门，而金融风险则是全局性的，因而控制金融风险、确保金融稳定格外重要。其次，更重要的是，国际金融体系与国际贸易体系相比，有着更为明显的自循环特征。国际金融循环主要涉及两类：一类是与国际商品、服务交易有关的贸易渠道，体现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经常项目上，另一类是金融领域的自我循环，如国际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以及其他因估值效应引发的跨境资金流动等，体现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项目上。这意味着国际金融体系即便缺少了某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或能源实力较为强大的贸易国家，仍然可以顺利运作，相反，这些国家倘若缺少了外部金融支持，尤其是被赶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话，基本上就会失去在现行国际体系内获得持续发展的能力。因此，面临着国际贸易、投资和产业链日益加剧的脱钩风险，进一步加大金融业开放的力度是十分必要的，至少可以使得国际金融资本成为防止“脱钩”的重要力量。

另一方面，美元体系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是可持续的，对此我们不能有任何的低估或误判。美国经济结构的高度金融化以及美元体系对国际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与方向频繁发生改变，严重威胁到全球金融尤其是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的稳定，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更是对新兴经济体造成巨大的外部冲击。对此，四十多年来，中国主要靠着雄厚的外汇储备以及较严格的资本项目管制被动地予以应对，但成本非常高昂，例如中国虽然是全球数一数二的对外净资产国，但以外汇储备为主导的资产结构使得资产端的收益与负债端的收益（成本）严重不匹配，在进入21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对外投资的收益大概要比对外负债的成本低3到4个百分点，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廉价资金的主要提供者。

其次，金融发展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中之重。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直接动因虽然是外部环境的变化，但其根本动因在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积累到了必须予以正视和解决的程度。因此，它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而非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迫不得已的手段。

伴随着居民收入增长、中产阶层规模扩张以及人口结构急剧老龄化，内需拉动对经济增长重要性的大大提升，如何通过提升内外负债的杠杆水平，获取更大的消费和发展动力，成为一项日益紧迫的课题。在此过程中，以银行贷款、财政支持或补贴等主导的实体经济发展模式，必将为以金融市场深化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所取代，金融发展将成为激励创新、刺激内外需均衡发展的重要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脱节、金融业“脱实向虚”的根源在于实体经济改革的落后。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甚至是偏颇的，金融市场发展的落后同样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目前，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和中小金融机构，同时存在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金融结构过度依赖银行间接融资，因为银行融资本质上偏向于信用记录更长、更能够提供足额抵押品的大企业；而且，目前公共部门债务远超私人部门债务这种有违全球债务市场特征的现实本身，就说明金融市场发展落后是导致金融业“脱实向虚”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为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率，打造一个开放、规范、透明、高效和富有弹性的金融市场是十分必要的。

最后，深化金融发展将确保中国的可持续崛起。

由于经济发展模式与中国特色的改革进程，相当长时期以来，我们格外关注离岸金融中心的建设与发展，以隔绝外部金融冲击或规则、制度异质性的负面影响。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以人民币升值预期和政策补贴推动的离岸金融市场发展，遭遇到日益增多的阻力；另一方面，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也使得这种隔离或者试错式发展模式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包括金融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制度改革推动的金融市场发展和开放的金融中心建设，将成为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倘若金融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无法得到快速提升，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潜力或可能性将大打折扣。毕竟，从长期来看，一个大国的崛起是无法仅仅靠着自身的储蓄或储备实现的。经济史告诉我们，近代世界上成功崛起的国家无一不是通过金融革命，利用国内外资源尤其是他国的资源实现的。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应该将中美大国博弈当做一个历史性机遇，以“硬改革”应对“硬脱钩”。

相较前四十年的制造业发展与对外开放，金融业发展与开放的难度更大。金融业作为无数跨期交易合约的集合，其背后发挥根本支撑作用的是信用，而信用的基础在于以法治为核心的制度安排，包括产权保护、信息公开透明与权力制衡，等等。我们必须思考，对于未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崛起而言，不能让金融问题成为“阿喀琉斯之踵”。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本质，是从“门槛式”开放走向“规则式”开放，这是更为主动的以规则、制度调整和改革为核心对外开放；与此同时，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经济增长同样对金融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着新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必须以“历史闯关”的决心，调整单向度的“以开放促改革”或“以开放倒逼改革”的模式，通过“以改革促开放”这样一种“硬改革”姿态，走出一条符合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改革之路。这是抓住历史机遇、实现中国可持续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途径。

我就讲到这里，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