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視角 | 尹中立：重視經濟安全，并用“雙循環”戰略應對貿易逆全球化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中央明确提出“統籌發展與安全”是“十四五”期間必須遵循的主要原則之一，《規劃建議》中第十三部分（第49條至第52條）專門闡述安全問題。在此次中長期規劃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彙也是“安全”。可見，中央對經濟安全以及國防安全方面的關切程度空前增加。

中央之所以突出強調安全的重要性，與大環境密切相關，國際環境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過去40多年中，中國充分享受改革開放和全球化的紅利，但最近幾年全球化遭到挑戰，新冠肺炎疫情讓一些國家政府以提高經濟安全爲由，進一步加劇逆全球化的思潮。

爲此，中央提出了以下化解安全隐患的對策：

首先，産業鏈的安全，需要解決關鍵技術環節的瓶頸。爲保障我國産業安全和國家安全，要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産業鏈、供應鏈，力争重要産品和供應渠道都至少有一個替代來源，形成必要的産業備份系統。重塑新的産業鏈，全面加大科技創新和進口替代力度，這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也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

一是要拉長長闆。鞏固提升優勢産業的國際領先地位，鍛造一些“殺手锏”技術，持續增強高鐵、電力裝備、新能源、通信設備等領域的全産業鏈優勢，提升産業質量，穩固國際産業鏈對我國的依存關系，形成對外方人爲斷供的強有力反制和威懾能力。

二是要補齊短闆。就是要在關系國家安全的領域和節點構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國内生産供應體系，在關鍵時刻可以做到自我循環，确保在極端情況下經濟正常運轉。

爲了實現上述目标，需要充分發揮資本市場對科技創新的推動作用，《規劃建議》裏也提出要全面推行股票市場的“注冊制”改革。

其次，發揮體制和機制的優勢，要堅持完善新型舉國體制。重點是強化國有企業在經濟安全中的作用。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必須做強、做優、做大。

最近幾年，有關經濟上“國進民退”的讨論很多，經濟學者大多是從經濟效率的角度分析該問題，如果從經濟安全的角度看待此問題，結論明顯不同。

互聯網行業的數據壟斷是經濟安全的潛在風險，該行業的反壟斷勢在必行。

金融和地産領域雖然沒有壟斷的問題，但有些公司的負債規模已經超過萬億，出現一些“大而不能倒”的問題。在任何國家，單個企業的規模過大，政府就會對它實施特别的監管措施，中國當然不會例外。針對房地産開發企業的規模擴張，有關部門出台了“三道紅線”對房地産企業的債務進行約束。

習近平總書記在《求是》雜志撰文指出：近幾年，經濟全球化遭遇逆風，這次疫情可能加劇逆全球化趨勢，各國内顧傾向明顯上升，我國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可能出現重大變化。實施擴大内需戰略，是當前應對疫情沖擊的需要，是保持我國經濟長期持續健康發展的需要。

針對國際形勢的重大變化，中央提出了構建新發展格局。首先要堅持把擴大内需作爲戰略基點，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打通從生産、分配到流通、消費等諸多環節的堵點。我國經濟發展長期以來依靠高投資，而消費，特别是家庭部門消費占比較低。例如，2018年我國GDP中投資占比高達43%，遠高于24%的全球平均水平和21%的發達國家平均水平；同時，我國家庭消費占比隻有39%，比全球平均水平低20個百分點。

過去幾十年裏，我國投資形成的産能通過出口來消化。貿易依存度（（出口+進口）/GDP）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快速上升，從20%以下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67%，之後在國際環境的挑戰之下逐漸下滑，但2019年的貿易依存度仍然有35%。

如果國際貿易一直保持快速擴張，投資占比偏高而居民消費占比偏低的狀況是可以持續存在的。但中國作爲超大型經濟體，貿易依存度過高會帶來一定影響。20世紀80年代日本曾經出現過類似的情形，遭遇美國和歐洲的打壓。中國經濟體量還小的時候，西方國家可以默許我們的國際貿易快速增長，但現在已經成爲超級大國，必須以内需爲主了。

以國内需求爲主意味着投資在經濟結構中的占比将下降，消費占比必須上升，因此，促進消費成爲“十四五”規劃中的重要内容。公報圍繞全面促進消費、拓展投資空間的主題，用大量篇幅闡述了未來的解決方案。例如，農業農村問題，國土布局、區域發展和新型城鎮化問題，以及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改善人民生活問題，等等。

消費增長的動力來自收入的增長和收入分配結構的改善。在做大蛋糕的同時，還要合理分配好蛋糕。收入差距擴大問題已經成爲二戰之後全球普遍面臨的難題，從上市銀行的公開披露數據中也可以發現，居民财富分配方面确實存在“二八現象”，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在全球暢銷，說明全球均面臨着财富向少數人集中的難題。這也是世界各國面臨的普遍現象。

我國早已開始行動，完善再分配機制，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和精準性；發揮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發展慈善事業。其中“三次分配”的提法值得關注。可以預見，“十四五”期間我國的慈善事業會有較大的發展，應該會出台相關的規則。

新發展格局對投資與消費、生産與流通、實體經濟與虛拟經濟的關系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各行爲主體都應該主動适應新發展格局，才能在未來的市場競争中取得先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