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中國世界經濟學會與湖南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的邀請，讓我有機會在這樣一個國際貿易論壇上談談金融發展問題。

大緻看了一下會議日程，今天的會議好像隻有兩三位專家讨論金融問題。我想，這大概正體現出金融研究的稀缺性或重要性。時間有限，我跟大家彙報一下近期我的一些思考。

當今世界面臨着全球化分裂的巨大挑戰，疫情的爆發與擴散無疑加劇了這個挑戰，全球範圍内出現了明顯的“硬脫鈎”趨勢。實事求是地講，在當下和今後相當長時期内，我們面臨的壓力不小：不僅面臨着貿易、投資領域中的價格歧視，更面臨着規則和制度歧視，還要承擔全球産業鏈調整的巨大壓力，面臨着西方國家集體性科技脫鈎的遏制，同時還無法避免地仍将處于美元體系的影響當中。

今天，我主要講兩個方面的問題。

在讨論金融發展的重要意義之前，請允許我冒昧地對當下的經濟學研究發表一些粗淺的看法。在我看來，這兩方面的問題是高度相關的。

由于科技進步、經濟結構變化、全球經濟增長動力轉換和大國博弈所引發的一系列複雜變化，經濟學研究面臨着前所未有的挑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未能在概念、理論邏輯上做出符合時代發展變化的新拓展；二是經濟學研究應有的理論邏輯、數據（量化分析）與曆史經驗這三者不可或缺的統一體系，被簡化爲數理模型的自洽堡壘；三是貨币金融問題在宏觀經濟學中仍然缺少應有的地位。提及第二個挑戰，我想到一則歐美學界關于經濟學研究的笑話：經濟的曆史就仿佛在一間漆黑的屋子裏捉一隻黑貓，經濟學就好像是在一間漆黑的屋子裏去捉一隻不存在的黑貓，計量經濟學則好比在一間漆黑的屋子裏捉一隻不存在的黑貓，但結論是捉到了。

中國經濟學研究的發展，同四十多年來改革開放條件下做大做強制造業、以出口拉動的外向型路徑模式高度契合。這個模式在獲取巨大成功的同時，也讓我們在經濟研究的觀念或理論上産生一種路徑依賴——特别注重“向外發力”而忽視“向内用力”。

比如，許多學者認爲隻有“走出去”才是真正的國際化，無論是貿易、投資、金融機構還是人民币國際化都是如此，并認爲隻有“走出去”方能在現有的國際經濟體系中争取更多、更大的話語權或規則制定權；而且認爲，這種權力同中國迅速增強的經濟實力應該是相稱的。這種觀點忽視了一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權力或影響力很大程度上是其國内價值觀、規則與制度向國際社會的自然延伸，而非僅僅由實力所決定的。

在迄今爲止推進人民币國際化的進程中，許多學者關注的是如何提高人民币在對外貿易計價、結算和儲備貨币中的地位，而對國内金融市場發展問題幾乎未有深入思考，更未認識到一國貨币國際化主要不是政府推動的結果，而是在該國國内金融市場發展的基礎上市場自發搜尋的結果，即非居民願意用該國貨币在國際市場和該國市場上購買以該國貨币标價的金融商品這一過程本身，就是該國貨币的國際化。在信用貨币條件下，貨币國際化本質上是外部世界對貨币發行者信用水平與綜合實力的認可度提升的過程。這個過程是雙向的，一方面是貨币的各類職能向境外拓展的過程，這是我們一直高度關注并全力推進的，另一方面是通過内向的金融發展，以具有廣度、深度和彈性的金融市場提供豐富的本币計價資産，确保其安全性與流動性，吸引外部資金流入的過程，對此我們一直關注不夠，甚至嚴重忽視。許多學者強調人民币國際化的必要性時，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國GDP總量已經達到世界第二位，因而人民币理應獲得相應的國際地位。實際上，這在理論上是站不住腳的，實踐中很容易導緻戰略誤判。一方面，貨币與貿易的一個重大區别，就是赢者通吃而非互惠互利，曆史上大部分時期一個地區隻有一種貨币占據絕對統治地位，今天的全球化時代同樣如此，經濟體量第二以及排名更往後的國家，它們的貨币同頂級貨币都相距遙遠，而且貨币體系曆來是一個層級體系，頂級貨币天然地具有孤立主義性質或非合作性；另一方面，經濟總量或貿易規模是實體經濟增長的自然結果，而貨币地位則是制度調整、改革的結果，一國貨币的國際地位與該國經濟總量之間并不存在着必然的線性關系，一國貨币的國際地位是其綜合實力與法治、規則和制度建設水平的函數。對此，隻要認真研究一下歐元區和日本國内金融市場發展的相對落後狀況以及它們貨币的國際地位，便可以得出清晰的結論。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還有一種強烈的聲音，主張通過央行數字貨币（DC/EP）構建數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結算體系來實現人民币國際化。這種論點的核心在于，人民币可以通過技術進步替代制度改革來實現國際化。可以說，這基本上無視貨币本身天然具有的信用本質。金融史告訴我們，貨币信用來源于制度，而非技術，曆史上沒有僅憑技術進步，或者用技術進步取代制度變遷、改革可以促進信用增強的案例。

這說明，今天我們經濟學界的許多認知和觀念是本末倒置的，甚至是有違常識的。

在迄今爲止的全球金融發展中，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中，中國在全球金融體系中地位的上升主要憑借的是規模龐大的外彙儲備和對外投資能力。這本質上仍是出口導向型經濟擴張即“向外用力”的直接後果，并非“向内用力”即自身金融發展的表現。因此，未來10-20年對于中國金融發展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期，能否獲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擺脫或糾正兩個誤區：一是注重“向外發力”而忽視“向内用力”，二是相較于規則、制度方面的改革更注重器物或技術層面的進步。

首先，金融開放與發展有助于防止“脫鈎”、緩和中美經貿摩擦以及美元體系的外部沖擊。

改革與經濟發展注重“向外發力”的一個後果，就是容易直接觸動、挑戰既有霸權的利益，引發其警惕和焦慮，而“向内用力”則可以産生強大的市場吸附力量，無論是産業鏈還是金融市場，均可以吸引更多的國際資源，其國際政治經濟後果更多地也是産生内向依附，而非外向的分裂或脫鈎。

加大金融開放、促進金融發展是防止“硬脫鈎”的基礎保障，同時也是緩解中美經貿摩擦的重要手段。理論上講，金融體系開放同貿易體系開放存在着很大差異，首先表現在相關體系中的競争成本、風險不同——貿易風險主要體現在個别産業部門，而金融風險則是全局性的，因而控制金融風險、确保金融穩定格外重要。其次，更重要的是，國際金融體系與國際貿易體系相比，有着更爲明顯的自循環特征。國際金融循環主要涉及兩類：一類是與國際商品、服務交易有關的貿易渠道，體現在國際收支平衡表的經常項目上，另一類是金融領域的自我循環，如國際直接投資、證券投資以及其他因估值效應引發的跨境資金流動等，體現在國際收支平衡表的資本項目上。這意味着國際金融體系即便缺少了某些經濟實力、軍事實力或能源實力較爲強大的貿易國家，仍然可以順利運作，相反，這些國家倘若缺少了外部金融支持，尤其是被趕出現行國際貨币體系的話，基本上就會失去在現行國際體系内獲得持續發展的能力。因此，面臨着國際貿易、投資和産業鏈日益加劇的脫鈎風險，進一步加大金融業開放的力度是十分必要的，至少可以使得國際金融資本成爲防止“脫鈎”的重要力量。

另一方面，美元體系在今後相當長時期内是可持續的，對此我們不能有任何的低估或誤判。美國經濟結構的高度金融化以及美元體系對國際經濟關系的一個重要影響，就是跨境資本流動的規模與方向頻繁發生改變，嚴重威脅到全球金融尤其是新興經濟體金融市場的穩定，美聯儲貨币政策調整更是對新興經濟體造成巨大的外部沖擊。對此，四十多年來，中國主要靠着雄厚的外彙儲備以及較嚴格的資本項目管制被動地予以應對，但成本非常高昂，例如中國雖然是全球數一數二的對外淨資産國，但以外彙儲備爲主導的資産結構使得資産端的收益與負債端的收益（成本）嚴重不匹配，在進入21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中國對外投資的收益大概要比對外負債的成本低3到4個百分點，意味着中國作爲一個資本稀缺的發展中國家成爲全球廉價資金的主要提供者。

其次，金融發展是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重中之重。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直接動因雖然是外部環境的變化，但其根本動因在于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與結構調整所帶來的一系列矛盾和問題，積累到了必須予以正視和解決的程度。因此，它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内在需求，而非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迫不得已的手段。

伴随着居民收入增長、中産階層規模擴張以及人口結構急劇老齡化，内需拉動對經濟增長重要性的大大提升，如何通過提升内外負債的杠杆水平，獲取更大的消費和發展動力，成爲一項日益緊迫的課題。在此過程中，以銀行貸款、财政支持或補貼等主導的實體經濟發展模式，必将爲以金融市場深化爲核心的經濟發展所取代，金融發展将成爲激勵創新、刺激内外需均衡發展的重要動力。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有一種觀點認爲，金融發展與實體經濟脫節、金融業“脫實向虛”的根源在于實體經濟改革的落後。這種觀點是不全面甚至是偏頗的，金融市場發展的落後同樣是造成這一現象的重要原因。目前，中國系統性金融風險主要集中在房地産、地方政府債務和中小金融機構，同時存在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現象，其根本原因在于金融結構過度依賴銀行間接融資，因爲銀行融資本質上偏向于信用記錄更長、更能夠提供足額抵押品的大企業；而且，目前公共部門債務遠超私人部門債務這種有違全球債務市場特征的現實本身，就說明金融市場發展落後是導緻金融業“脫實向虛”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爲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與效率，打造一個開放、規範、透明、高效和富有彈性的金融市場是十分必要的。

最後，深化金融發展将确保中國的可持續崛起。

由于經濟發展模式與中國特色的改革進程，相當長時期以來，我們格外關注離岸金融中心的建設與發展，以隔絕外部金融沖擊或規則、制度異質性的負面影響。但是問題在于，一方面，以人民币升值預期和政策補貼推動的離岸金融市場發展，遭遇到日益增多的阻力；另一方面，國内外經濟、政治環境的變化也使得這種隔離或者試錯式發展模式失去了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包括金融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制度改革推動的金融市場發展和開放的金融中心建設，将成爲今後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倘若金融業發展的核心競争力和現代化水平無法得到快速提升，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潛力或可能性将大打折扣。畢竟，從長期來看，一個大國的崛起是無法僅僅靠着自身的儲蓄或儲備實現的。經濟史告訴我們，近代世界上成功崛起的國家無一不是通過金融革命，利用國内外資源尤其是他國的資源實現的。

所以，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應該将中美大國博弈當做一個曆史性機遇，以“硬改革”應對“硬脫鈎”。

相較前四十年的制造業發展與對外開放，金融業發展與開放的難度更大。金融業作爲無數跨期交易合約的集合，其背後發揮根本支撐作用的是信用，而信用的基礎在于以法治爲核心的制度安排，包括産權保護、信息公開透明與權力制衡，等等。我們必須思考，對于未來中國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與崛起而言，不能讓金融問題成爲“阿喀琉斯之踵”。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的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本質，是從“門檻式”開放走向“規則式”開放，這是更爲主動的以規則、制度調整和改革爲核心對外開放；與此同時，以國内大循環爲主體的經濟增長同樣對金融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對着新的國内外形勢，中國必須以“曆史闖關”的決心，調整單向度的“以開放促改革”或“以開放倒逼改革”的模式，通過“以改革促開放”這樣一種“硬改革”姿态，走出一條符合新時代中國發展的改革之路。這是抓住曆史機遇、實現中國可持續崛起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重要途徑。

我就講到這裏，請大家批評指正，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