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蚂蚁集团研究院联合举办“开放金融，开放研究, 开启未来暨数字金融开放研究尖峰计划2019-2020年度峰会”召开。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吴卫星。数字金融开放研究尖峰计划首任轮值主席、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等学术界、研究界，以及金融界的顶级专家来对过去一年数字金融理论、以及实践的发展及问题进行总结与反思。对未来数字金融创新，以及在规制中的各类前沿问题展开思想碰撞。多位学术名家与国内百家重点高校院系代表共聚一堂，讨论数字金融领域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

2019年4月，由上述机构共同发起成立的“数字金融开放研究计划”，旨在加强学术界和业界在数字金融领域的深度交流和合作，共同推动中国数字金融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发展。自发起以来，共发布了35个数字金融领域的前沿研究问题和80余篇数字金融学术论文、研究报告及国际前沿文献编译，初步建立了数字金融研究热点问题交流的信息平台。发起机构举办了4次学术研讨会，组织了46篇高质量数字金融学术论文研讨。2020年7月，“数字金融开放研究计划”正式更名为“数字金融开放研究尖峰计划”（Peak Initiative of Digital Finance Open Research），会议颁发的“2019-2020年度数字金融研究尖峰奖”是经历4次学术研讨，由15位国内外顶级学者匿名评审产生，来自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级发展学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香港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央财大、北师大、上海高金、厦门大学等多位学者获奖。

数字金融是当代最伟大的创新

黄益平对数字金融给与了三个评价，数字金融是当代伟大的金融创新，是杰出的中国故事以及学术研究的一片处女地。

伟大的金融创新。黄益平认为，所有金融交易最后真正有效的服务于实体经济，都必须能控制金融风险，而数字金融通过科技平台、大数据、云计算等的运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迎刃而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像蚂蚁以及腾讯，其本身就是个大的科技平台，用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没有抵押资产，没有财务数据，但是通过对人们深入的全方位的了解，通过"线下软信息"来做信用评估。数字技术为何能有大的突破？黄益平认为大科技平台增加了许许多新的用户，形成长尾效应，其边际成本非常小。支付宝、微信支付形成了将近10亿用户。

杰出的中国故事。黄益平认为，科技信贷最早来自阿里小贷，2009年开始研发，2010年上线，形成了"3-1-0"模式：三分钟申请贷款，一秒钟到账，零人工干预。这成为很多国家都在推进的业务标准。他强调，如果说数字金融真的解决了世界普惠金融发展的难题的话，那么中国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黄益平还进一步探究了数字金融在中国发展快的三个原因，一是普惠金融的市场的空间比较大，二是数字技术的进步，三是监管政策的支持。

学术研究的一片处女地。黄益平说，数字金融可能给中国学者改变过去传统跟着主流做研究的机会。原因就在于如果数字金融是一个伟大的金融创新，它在一些运行机制上，甚至在一些理论概念上可能会发生改变。过去传统的银行都是用财务数据抵押资产，都是用线下的交易搬到线上来，但是如果信贷科技成为一个新的潮流，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说，抵押资产不再那么不可或缺。所以，无论是学术研究，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我们看的第一是全世界最前沿的创新，第二是中国做得最好的这样的一些业务。我们如果能植根于此来深入做一些研究的话，我们就不再是跟在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先行者后面改进他的研究，而是可以一步迈到最前沿的研究了。

数字经济在15个领域大拓展

日前，国家发改委联合多部门针对15种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正式提出19项创新支持政策，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李扬认为，中国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排在第一阵列，应抓住当前15种新业态新模式创造中国发展新机遇。他重点列举了其中7个领域的新业态新模式：

一是教育。以前深山老林里得不到好的教育资源，现在教育领域已经初步形成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格局。这对大规模的提高我们的教育水平，提高全民的素质非常有作用。二是医疗。抗疫的过程中有很多病例是通过网络诊断治疗的。三是城市治理，或者广义的政府治理。中国抗疫第一阶段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与智慧城市的发展和数字金融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比如现在人人都有了健康码，不论是城市管理还是出入境管理，健康码也成为了政府治理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四是办公场景。在部分行业领域，线上居家办公，形成对线下模式的常态化补充。五是就业。这是个天大的问题。今年两会期间，总理提到了“地摊经济”，广泛开辟新的收入机会，激发多元创造。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性质的变革》，认为在新的科技水平上，规模经济不再特别重要，通过网络分散服务可造就一个有机的社会。多点执业、多雇主间灵活就业，需要逐步探索适应跨平台的权益保障和社会保障等政策，这对教育制度、企业制度、平台经济、平台公司等等都有极端重要性。六是共享经济。共享单车，滴滴，有很多是共享性质的。共享经济在中国经过最初的阵痛之后，现在已经基本上稳定。它使得整个社会资源充分动员起来，使得所有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充分动员起来，不断完善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共享产品的相关标准。七是“虚拟”产业园和产业集群。近年来，各企业开始建设智能工厂，探索基于新技术的“无人经济”， 生产过程透明化、生产现场智能化，这些已逐渐形成趋势。

当务之急是建立数字金融的生态体系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说，这次疫情虽然比SARS来得凶猛，人们的生活却并没有那么慌乱，还比较从容。这与在背后数字金融有很大关系。线上购物、订餐、外卖、快递支撑了老百姓的生活，中国的外卖小哥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贝多广认为，大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数字经济，要解决三大紧迫性问题。一是从金融机构来说，要解决如何提高整体的数字化的服务水平，二是从小微企业来说，中低收入阶层如何才能适应拥抱数字普惠金融的机遇，过往我们更注重的是输血，这使得数字鸿沟越来越大。提升其自身的金融能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三是从政府和监管的角度来说，如何有效地建立数字普惠金融的生态体系。

除了这些硬件之外，贝多广认为更重要的是软的东西，也就是数字金融的生态体系里的法律制度、信用制度、支付结算体制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是我们政府和监管部门要设法把它进一步完善的。他强调数字经济环境下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比如讲金融信息的隐私保护，他认为政府和监管部门的战略重心当务之急是建立数字金融的生态体系，各种不同的金融机构应该是一个相互补充、各自具有差异化的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大家共同形成一个全方位的服务系统。以往我们比较容易支持某一类，限制另外一类。其实，再小的机也是整个生态体系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