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能跨境融資的四個原則 中國外彙 2020年，境内外不同的利率走勢給跨境融資帶來較大境内外利率差，也造成了美元對其他各主要貨币一波明顯的彙率下行，并波及跨境融資的彙率。此外，疫情下各國銀行業的日常
中國外彙
2020年，境内外不同的利率走勢給跨境融資帶來較大境内外利率差，也造成了美元對其他各主要貨币一波明顯的彙率下行，并波及跨境融資的彙率。此外，疫情下各國銀行業的日常運營受到影響，使跨境融資業務在境外各國辦理的難易程度出現分化。
有必要分析我國企業在跨境融資中如何受到包括境内外利差、彙率變化、境内外融資難易程度等因素的影響。企業在厘清這些影響後，應及時進行針對性調整，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使企業更好地降低跨境融資成本，擴大融資渠道，爲企業的健康發展提供支持。
我國境内企業叙做跨境融資，首先考慮的無疑是利差。在合規且其他條件同等的情況下，“哪裏的資金便宜，就從哪裏借”是企業真實的跨境融資動機，即融資價格是企業跨境融資實務中最爲看重的因素。其次是稅收因素，主要是跨境融資相關的利息預提稅（Withholding Tax）。預提稅是兩個國家之間有跨境融資行爲時，一國對境外放款人在本國所放貸款收息時收取的稅項，按利息的一定比例收取（如5%或10%）。最後是費用因素。由于海外銀行對國内融資主體缺少了解，在實務中大多要求國内提供銀行擔保，而融資性保函需要支付保函手續費（通常在1%左右）。
2016年6月發布的《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在全國範圍内實施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的通知》（銀發〔2016〕132号），爲企業跨境融資建立了管理框架。
2017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有關事宜的通知》(銀發〔2017〕9号)在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框架内進一步對相關參數及業務操作細節進行了調整。政策推行後的2016、2017年兩年間，市場上叙做跨境融資的企業并不多，這與境内外利差較小有很大關系：其時，中美利差在50—150bps間波動。
進入2018年，中美利差繼續一路收窄，至2018年年末，一年期中美利差還出現了倒挂；進入2019年後，中美利差開始逐步升高，年末達150bps。
2020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下美聯儲實施貨币寬松政策，美元利率一路走低，而我國國内則在疫情控制下貨币政策逐步趨于正常化，導緻中美利差不斷走高；至2020年11月，境内外融資利差幾乎達250bps。目前，境内外利差雖又有所下降，但仍維持在200bps左右，處于曆史較高水平。
從境内外利差角度來看，當境内外利差足以覆蓋跨境融資額外産生的稅收及費用等成本時，對于境内企業而言，是開展跨境融資的有利時期，能爲企業降低融資成本。
在企業跨境融資币種爲外币的情況下，跨境融資必定要考慮彙率風險。大部分短期限跨境融資業務中，融資利率是确定的（中長期可能約定浮動利率）。與相對确定的融資利率不同，借入外币後，還款時購彙的彙率屬于未來不确定項，借款企業必定要承擔彙率變動的風險。
在實務中不同企業對于跨境融資中面臨的彙率風險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第一種方式是完全不留彙率敞口，以遠期或貨币掉期等鎖定外币未來的兌換價格。由于融資的期限、金額及币種确定，因而鎖定遠期外币彙率兌換價，就能鎖定融資的最終成本。鎖定彙率需要付出對價，這爲跨境融資增加了額外的鎖彙成本。很多情況下，低利率貨币的鎖彙成本并不便宜。如海外融資币種爲歐元，雖然歐元的融資利率接近零，但歐元對人民币的鎖彙成本高企，以歐元進行跨境融資，鎖彙後融資總成本很多時候會高于直接在境内融入人民币。
第二種方式是保留彙率敞口，在融資期間的确定成本僅爲外币融資利率，省去了鎖彙成本。這種做法帶有一定的賭博心态，如判斷有偏差，或由于彙率變動而造成彙兌損失。
第三種方式是僅在叙做跨境融資的初期保留彙率敞口，此後的整個融資期間内再進行擇期鎖彙。采用此類方式的，其跨境融資期限一般不低于一年，或可長達兩、三年。企業在該期限内密切關注鎖彙機會，一旦遠期或掉期成本能夠接受，即及時鎖定成本。這樣，既不必在跨境融資初期倉促鎖彙，也不放任彙率敞口長期存在，而是留有一個足夠長的窗口期來完成外彙鎖彙交易，是一種較爲靈活的做法。
正确的做法是，跨境融資應保持彙率中性，不留彙率敞口、不押注于彙率變動方向；同時，跨境融資也并非摒棄全部彙率風險承擔。其中的關鍵在于對彙率敞口的比例和總量要有所控制，有所管理。假設企業的總體融資量爲1億元，在實務中可對其中的1000萬元融資留下外币彙率敞口或擇期鎖彙安排。這種總量及占比有限的彙率風險承擔，對整個企業的融資架構來說并不會帶來太大的總體風險。
除了利差、彙率因素之外，實務中境内外融資難易程度的差異也影響企業是否采取跨境融資。當境内信貸規模或行業政策發生變化時，會對境内融資産生一定的正向或負向影響。如果企業境内融資受限，會有較強的境外融資意願。而全球各地區的貨币流動性差異，以及流動性背後各國央行的貨币政策、金融監管政策、行業政策、風險政策等方面的差異，則會影響境外融資的難易程度。
近十年來，美國次貸危機以及歐債危機後，歐美央行長時間實行大範圍量化寬松，造成了長期以來海外流動性的相對寬裕。從流動性的角度看，境内有融資需求的企業綜合衡量境内外融資渠道，企業從境外取得融資有一定的易得性。
2020年是極爲特殊的一年，爲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歐美持續強化貨币寬松政策，導緻海外流動性一直較爲充足。2020年，我國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貨币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有效降低了企業的融資成本，爲穩企業、保就業提供了有力支撐。
2021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穩健的貨币政策要靈活精準、合理适度。處理好恢複經濟與防範風險的關系，保持宏觀杠杆率基本穩定”。可見，随着全球疫情防控迎來曙光，我國經濟平穩向好，貨币政策将進一步回歸正常化。有跨境融資需求的企業要基于未來境内外流動性和貨币政策的差異，綜合考量和調整企業的融資渠道和手段。
跨境融資中的境外放款方，少數是境内企業的境外母公司、關聯公司，絕大部分則爲海外銀行。對于我國境内開展跨境融資的企業來說，海外銀行主要有兩種選擇：中資銀行的海外機構，或海外的當地銀行。跨境融資實踐中，我國企業多數選擇中資銀行的海外機構，較小部分會與海外當地銀行合作。中資銀行的海外分行或子行的優勢在于，比外資銀行更加了解國内經濟情況和企業情況。此外，在語言、溝通、授信文化等方面具天然優勢，也有利于達成跨境融資合作。海外當地的外資銀行的優勢則在于海外業務規模、資金成本、運營效率等方面。
在辦理跨境融資業務時，企業還需注意對于海外放款方所屬國家及地區的選擇。從企業角度看，海外金融監管相對寬松的地區更便于業務開展。比如一些金融監管相對嚴格的大型發達經濟體，對于提供了境内保函的全口徑外債業務，海外銀行仍然要進行較爲繁瑣的合規調查和授信審批等，國内融資方需要爲此提供大量的資料說明，融資效率相對較低；相對而言，海外小國及離岸業務中心在海外端的KYC（客戶身份識别）處理上則更加高效，有助于企業跨境融資在海外完成授信審批和款項發放。
此外，2020年以來，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歐美多數銀行長期進行輪崗、輪班等安排，給海外行的處理速度造成了較大的影響，境内企業在跨境融資時也應充分考慮到這一點。
在金融雙向開放，加快構建國内國際雙循環發展新格局的大背景下，我國企業進一步通過境内外融資提升資金運用效率的重要性不斷凸顯。企業應适時根據境内外利差、彙率、融資難易程度以及海外合作方等因素的變化，在跨境融資業務上加以及時應對和調整，才能持續高效地利用境内外融資渠道，用好境内境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服務“雙循環”發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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