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國對外投資和跨境商業活動的發展，境内企業越來越多的開始接受和主動拟定準據法爲境外法律的商業合同。香港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市場環境等多重因素，成爲境内企業開展跨境商業活動的首選地。自然，香港法成爲合同準據法的情況也愈發普遍。

但香港深受英美法系影響，因此在合同法方面與内地的法律規定有所出入。無論是境内律師爲客戶起草或審閱以香港法爲準據法的商業合同，亦或是糾紛産生後對合同效力進行認定，首先都需要清楚認識到兩地合同法的差異。

“合同”一詞常見于内地的法律文件中，香港地區廣泛使用“合約”一詞。從本質上看，合同與合約并沒有較大區别。但是在用語習慣上，“合同”側重于展示結果，而“合約”則體現協議過程。在香港的日常商業活動中，一般情況下，合約被賦予與合同相同的内涵與意義。

香港并沒有針對合同的專門法典，而是使用通過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等一系列形式約定的合同規則[1]。這一點與内地法律體系有很大的不同。[2]1997年香港回歸後，雖然英國的裁判案例不再直接對香港法庭構成強制約束力，但是，相關案例和其他普通法地區的判例依然具有參考價值，尤其是當相關概念在各普通法地區并行的時候，香港法庭會充分考慮和參考其他普通法地區的司法經驗。同時，相關文獻和典籍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在香港法下，合約被解讀爲雙方當事人基于意思表示一緻而成立的法律行爲。常見的商業合約包括：物業買賣合約、雇傭合約、保險合約、采購合約、借貸協議、擔保合約等等。

合約可以口頭或者書面的形式達成。在實際生活中，不少消費者合約均以口頭形式達成。但是依據香港法律中的強制性規定，包含支票、保險合約、股權轉讓、分期付款、地産物業買賣或租賃等類型的合約必須以書面形式簽訂。（英國法律中對部分合約的達成形式作出了強制性規定，香港法是否遵循英國法律規定，需要結合具體情況進行分析，在此不作展開讨論）

在涉港商事糾紛中，常見的法律問題就是認定一份合約是否具備法律效力。

在香港法律下，合約需同時符合多個要素，否則不具備法律效力。香港法官曾在一篇判決中概括了普通法下合約具備效力的基本因素：“以基本合約法而言，組成合約有三個要素：要約、承約、約因（或對價）。”[3]此外，參考香港法院曆年判決及其中的重要表述和觀點，我們可以理解爲認定一份合約是否具備法律效力還應當考慮以下因素：條款有足夠确定性而可被執行和各方有意圖達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等。

就“要約”及“承約”而言，“要約”是指要約方向承約方表示願意根據其列出的條款成立合約，一旦承約方接受，要約便立刻具有約束力[4]。

“承約”爲接受“要約”；受要約的一方需在要約有效期及以要約指定的方式體現其願意無條件遵循要約的條件，受合約所約束。[5]換言之，所謂承約，是最終及無條件地同意接受要約人所提出的合約條款。

一般來說，承約必須在要約仍生效及未被撤回時傳達給要約人并爲其所獲悉，方爲有效。但也有例外情況，當受要約人以郵遞方式接受要求，而該方式又是合理或爲雙方所接受時，承約便在承約文件寄出時生效（the posting rule），即使郵件有延誤或遺失，亦不影響合約的成立。另一種例外情況涉及一些單邊合約（unilateral contract），此類情況要求要約人以明示或默示的方法表示，受要約人可以用履行合約的方式（performance）來表示承約，而無須事前通知要約人或向他作出任何承諾。

一般情況下，當承約方在書面合約上簽字，即表示願意無條件受書面合約所載條款的約束，無論承約人本身是否曾在簽署前閱讀該文件，亦或是清楚理解文件的内容。[6]

在普通法下，除非合約以契約（deed）方式形成[7]，否則承諾必須受到約因支持，才可構成有法律效力的合約。

英國法院曾在有關判例中針對“約因”的定義進行了總結：“在法律上，有價值的約因是一方可得的權利、利益、利潤或好處，或是另一方須付出或承擔的寬容、損害、損失或責任。”[8]簡單而言，約因是受諾人爲了換取承諾人作出承諾，而付出的對價或給予承諾人的好處。在普通法背景下，一項無償的承諾，例如無條件的饋贈承諾，則可能因爲缺乏約因，而被認定爲不構成可強制執行的合約。這一點與内地的贈與合同規定完全不同。

一般情況下，當雙方相互作出需在将來履行的承諾時，其中一方作出的承諾，可被視爲他爲換取另一方承諾而付出的對價[9]。由于兩項承諾均受約因支持，如符合其他構成合約的因素，因此雙方互相作出承諾的那一刻，便産生了一份對雙方具有約束力的合約[10]。

就條款的确定性而言，香港終審法院在一案的判決書中指出：“假如合約語言過于模糊、籠統或不能理解，無法給予準确定義，以緻法院未能得知立約各方的合約意向，法院将會裁定立約各方從未訂立一份有效的合約。如果能從合約字面意思得知及确認立約各方的合約意向，法院會盡力落實該等意向[11]。”

以上表述可以理解爲，法院在認定商業協議條款的确定性時，會盡力給予條款實際意義，如各方已同意并已依賴該商業協議條款行事，盡量不會因爲條款過于模糊而裁定其無效。法院有責任公平和寬松地解釋合約文件，不會仔細地尋找合約地不足之處。即便如此，法院也不會爲合約雙方重新立約，或偏離雙方于合約上使用的字眼。

就建立法律關系的意向而言，英國上訴法院[12]和香港上訴法院[13]均曾分别在其判決書中詳細列舉了法院判斷合約雙方是否具備建立法律關系意向時的考量标準：

①  即使受到約因支持，若立約各方沒有建立法律關系的意向，協議并不形成具有約束力的合約；

②  在一般的商業交易中，立約各方有建立法律關系的意向，通常是顯而易見的，無須特别證據證明；如果有一方主張立約各方沒有建立法律關系的意向，他負有舉證責任，且舉證門檻是較高的；

③  法院會考慮客觀事實（而非據稱的主觀意向），以判斷是否有成立法律關系的意向[14]；

④  如各方已就合約的必要條款達成協議（例如在租賃協議中，各方已就立約方的身份、租賃土地、租賃起始日、租賃期及租金等條款達成協議），這可以暗示各方有建立法律關系的意向；

⑤  如任何一方已履行部分協議條款，這通常是顯示立約各方有建立法律關系意向的清晰證明[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