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明春：應盡快制定“碳達峰、碳中和”整體規劃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孫明春：首先，我們都要認識到，“碳達峰”和“碳中和”是一件非常艱巨的任務，挑戰性非常高，不容易實現。

因爲中國經濟還處在中高速增長的過程中，每一份增加的GDP都是增加的碳排放。接下來中國經濟增速還将處在這一區間，這就意味着，我們需要在總體經濟活動上升的同時降低碳排放。因此，要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其實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這要求我們在碳相關技術、能源結構、能耗等方面采取更多措施，尤其是要進行大量投資。

其次，也要認識到，如果沒有一個統籌規劃并落實到位，那麽無論是要實現碳達峰還是碳中和，都是很難的。所以首先要有一定程度的規劃，然後有一定程度的強制性手段，同時利用好市場手段和行政手段。

盡管不太可能在這麽短的時間内就把全國性規劃都做得清清楚楚——“碳達峰、碳中和”目标從提出到現在隻有半年時間，但至少在“兩會”期間，我希望聽到各界對于實現“碳達峰、碳中和”這一任務的艱巨性的認同，同時提出我們需要一個規劃，并對有關指标進行分解，分行業、分地區去落實，形成“碳達峰、碳中和”的時間表或者路線圖。

有了規劃以後，大家才有可能實實在在地落實到位，認真推動“碳中和”進程。

孫明春：實現“碳達峰、碳中和”，與經濟增長中的某些要求是魚與熊掌不能兼得的一件事。

我們一方面需要經濟增長，希望人民群衆生活條件改善、收入增長等等；另一方面，氣候變化對于人類社會也是真實存在的威脅，而且這個威脅正越來越近。

我們不能隻顧眼前利益，還要看得長遠。在這種情況下，有些犧牲可能不得不做，與此同時，也希望能夠盡可能減少轉型的痛苦。

因此，在制定路線圖的過程中，需要考慮到現實情況。

實際上，我們提出2030年實現“碳達峰”，2060年實現“碳中和”，從大的戰略上來講，這已經是一個很務實的思路了。也就是說，我們不可能從今天開始就讓碳排放下降。實際上，未來10年碳排放還将上升，經過這10年的準備和結構調整，才有可能在2030年以後逐漸下降。

具體到實際操作上更是如此。

從現在到“碳達峰”，再到“碳中和”，都需要過程。

我們不可能在2021年或者2022年馬上對各個行業開展嚴厲的控制措施，否則實體經濟受不了。換句話說，當前階段可能更多的是做一些準備性措施，我們還得容忍碳排放繼續上升。這意味着從直接可見的指标表現來看，幾年内不見得有太明顯的變化。

具體而言：

一是做好基礎性工作，尤其是不要做一些讓後期減排更難的事情。比如，我們在上馬煤電或高碳項目時，要慎之又慎。同時，需要解決一些基礎性問題，加大低碳減碳、碳采集，碳儲藏等方面的科技投入。今後幾年，政府、投資機構、學術機構、科研機構等都可以在在這些領域加強投入。這種前期投資可能兩三年不見效果，但是一旦研究出來，就可能在後期有助于加速實現“碳中和”。

二是要開始爲能源結構轉型做準備，主要是初級能源消費方面要做大的轉變。

三是要加強全民教育，尤其是針對普通民衆，要加強關于氣候變化風險的教育，讓每一個公民都能節能減排，減少浪費，減少垃圾。

在聯合國提出的可持續發展目标裏，其中有一項就叫“負責任消費”，也就是說，“碳排放、碳中和”是全民的事情。大家要認識到，不隻是企業，實際上每個個體都是碳排放的根源，許多消費活動都會造成碳排放。減少一些消費活動，特别是浪費性的消費，包括糧食浪費等，就能減少很多碳排放。

一旦形成共識，到後期，比如3年到5年以後，再來推動“碳中和”，很多措施推起來就容易多了。

在總體節奏的把控上，應該是“前松後緊”。

前面要松一點，以“獎”爲主，做好基礎性工作，更多是主動采取一些建設性措施，包括鼓勵發展新技術，在能源結構轉型方面，要增加新能源投資等等。

到了中期，可能就要加大“罰”的力度。比如2025年以後，在碳排放控制方面，要有更爲嚴厲的指标和懲罰措施。因爲那時，我們在技術上已經更有能力去适應經濟向綠色低碳的轉型。

換句話說，至少要給企業5年的适應和轉型過渡期。實際上，“碳達峰”的目标就是給整個中國經濟10年的轉型過渡期。

孫明春：現在要制定具體目标可能還有一定難度。

我認爲，未來一兩年的首要工作是測量，要能夠比較準确地測量出各個行業、各個企業，各個地區的排放量。

現在一些行業内也有各種測算方法，但還是需要進行全社會的測算。首先要摸底，摸清我們的碳排放量到底有多少。現在根據不同口徑計算出的碳排放量，有的說100億噸，有的說130億噸，差異不小。

孫明春：地方将碳達峰變爲攀高峰，我覺得這個做法其實是不聰明的，說明其實很多人沒有真正理解碳減排要求。

并不是說現在拼命把排放量提上去，将來減起來就容易。真正的減排要求，也不是說你排的多，對你的容忍度就會更高一點。同樣一個行業，标準是一樣的。并不是現在的存量排放量比較多，将來就給你更大的額度。，而是在這個行業裏，額度是給定的。你現在多排，将來就要多減。

反過來講，還是要加強教育，加強認知，加強培訓。

金融機構可深度參與碳交易市場

孫明春：我覺得有幾點：

第一，金融機構應該提前率先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标，起到表率作用。

一方面，金融機構碳排放量本身不高。據我們測算，我國金融機構碳排放可能僅爲全國碳排放總量的千分之三或更低。另一方面，金融機構财務實力比較強。我們也做過測算，金融機構碳減排的成本應該不會超過收入的千分之一，完全是可承受的。

實際上，國外很多金融機構都已經實現了碳中和。全球财富500強裏有130多家金融機構，其中約四五十家外資金融機構實現了碳中和，還有很多機構提出要在2030年、2035年實現碳中和。目前來看，已經實現碳中和的世界前500強裏面的金融機構，沒有一家中資金融機構。海通國際是國内第一家提出要在2025年實現碳中和的。

所以我想，其他國家金融機構都已經實現了碳中和，中國的金融機構完全也有能力實現，那麽爲什麽我們不做個表率呢？

這樣做是有其意義的。金融機構自身實現碳中和雖然隻是減少了全國碳排放的千分之三，看起來直接意義不大，但是有很重要的間接意義。

因爲經濟中有很多服務類行業，和金融機構一樣，它們的碳排放量也不高，而且财務上也有實力。比如信息行業或很多高科技企業，對它們來講，要實現碳中和其實也不難。如果金融機構帶頭，其他企業都跟上的話，實現碳減排的量就不隻是千分之幾、百分之幾了，可能會更高。

第二，金融機構可以深度參與碳交易市場，通過碳市場價格機制的變化，推動全社會的“碳中和”行動。

金融機構要實現碳中和，不可能完全不排放，最終有一些排放可能需要通過碳抵消或購買碳信用來實現，這就會增加碳交易市場的需求。

現在國内有8個地方性碳交易市場，但是交易量都很少，而且價格差異很大，與歐洲和美國相比，整體價格也比較低，其實主要原因就是沒有足夠的需求。如果金融機構能主動去購買，可以帶來更多需求，把市場搞活，推高碳交易價格。

實際上，碳價上升是給減碳企業、綠色企業的市場性補貼，有助于鼓勵企業減排，增加綠色産出；另一方面，也将增加高碳企業的成本，促使它們減少排放。

碳交易市場本身也可以是一個金融市場。除了作爲買方進入碳交易市場外，金融機構其實也可以逐漸參與進來做市，可以提供衍生品，像碳期貨、碳期權等等，還可以做碳基金，向機構投資者甚至零售投資者發行。當然，這些要等整個碳交易活躍到一定程度以後，才做得起來。

我個人認爲，碳交易未來将是一個很大的市場，需求會很多，價格也會漲。應該講，碳信用是一個好的投資産品。

除此以外，還有綠色債券、綠色貸款，ESG投資等等，這些已經在做的事情，都是金融支持“碳達峰、碳中和”的途徑。金融機構在氣候相關投融資方面有很多生意可以做，這個趨勢在全球已經很明顯。

研究“底層資産” 避免綠色泡沫

孫明春：從金融機構角度來講，主要面臨的是氣候變化帶來的間接風險，比如海平面上升、惡劣氣候變化等，可能造成很多相關公司、行業的資産減值。

碳中和目标提出後，未來對煤炭等化石能源相關行業的需求可能會大幅減少，這些行業可能面臨破産倒閉的問題，由于行業本身有風險，給它們提供融資的金融機構也面臨相當大的風險。對此，大家要做的是密切關注，未雨綢缪，提前做好準備。

從到碳達峰、再到碳中和，期間10年、30年的時間跨度，也是爲了給相關企業和金融機構、包括勞動者，以足夠的時間來轉型、消化。

孫明春：過去一年，無論在中國還是美國，跟新能源相關的、跟環保綠色相關的很多上市公司，股價确實漲了很多倍，有的3倍、5倍，甚至8倍、10倍的也不少。

我覺得這首先基于投資者對未來整個綠色轉型的期待，反映了市場投資者對趨勢的認同，希望提前布局。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投資者要認真區分，到底哪些是泡沫，哪些确實是有前景的，不能一概而論。

舉一個例子，比如關于什麽樣的技術是綠色技術，是不是所有的太陽能公司未來都很有前景？我覺得這也不一定。因爲我們相信，爲了實現“碳達峰、碳中和”這些目标，必然需要在技術上做出巨大進步和突破。在這個過程中，現有的一些綠色技術有可能會被淘汰。

太陽能在過去的十幾年裏經曆了多次技術更叠，老一代的技術雖然也貼着太陽能或新能源的标簽，但實際上它的技術并不一定可持續，有可能隻是一個階段性的技術。如果這些上市公司價格過高，未來其實不一定能夠兌現，關鍵取決于這些公司在技術方面能不能跟得上。

大家還是要做好自己的功課，通過對底層資産的認真分析，來做投資決策。